地下党-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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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婆叹气道：“只怕再拖人就没了。”
不久出了事情：夜校发生暗杀大案，枪手把正在开会的几个年轻人堵在屋里，拿枪乱射，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屋。外间传言凶手为日本浪人，用暗杀警告流亡台湾青年不要从事反日活动。官府与日本人勾结，暗中提供了支持。
邻居家有个女孩跟母亲关系好，经常一起去夜校上课，女孩听说夜校出事，钱少爷中枪，跑来告诉母亲。当时母亲在厨房里生火，准备给家人做晚饭，一听消息有如巨雷轰顶。听说钱少爷给送进教会医院，母亲一声不吭，当即把灶脸里的柴火抽出来，拿水浇灭火苗，丢下火钳，拉起女孩就跑。
她在医院见到钱少爷，他脑门上中了一枪，虽还有气，却已不省人事，医生断定过不了当夜。钱少爷是台湾流亡客，在漳州没有亲属，几个要好朋友一起遭难，或死或伤或逃，少爷浑身是血躺到医院等死之际，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母亲在病床边放声大哭，不忍心钱少爷如此孤单离去。她让女伴回家说一声，自己留下来陪伴，为钱少爷送行。女伴回去报信，马上又跑了回来，传话说阿婆让母亲立刻回家，钱少爷非亲非故，是死是活与周家人无关，不要在医院丢人现眼。
母亲不吭声，一动不动。
她守了一夜。天亮之后钱少爷没有死，倒是另一位伤势较轻的年轻人走了。又过了一夜，钱少爷从昏迷中苏醒，死而复生。
母亲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一个月后离开医院。期间阿婆屡次派人传话，逼母亲回家。阿婆说了重话，如果母亲不听，那就永远不要回去。待到钱少爷裹着一头纱布出院时，母亲已经无家可归。
钱少爷说：“跟我走。”
从此钱少爷成了母亲的丈夫，我们的父亲。
他们搬到厦门，在乡下租房子住，生下了大哥和大姐。父亲到厦后参加秘密组织，开始神出鬼没，时常离家外出，一走十天半月，养家糊口重担尽归母亲。漳州老家那边，大舅的父母相继过世，大舅娶了舅妈。大舅人好，听说母亲在厦门生活艰难，一再过来探望，带着米和钱接济，帮助我们家渡过难关。
1923年初，父亲从厦门去广州，母亲带着大哥大姐举家随往，那时候母亲才知道丈夫是共产党，被派到广州从事工运。我们家在广州郊外一处民居住了很短一段时间，母亲在那里生了二哥钱海宁。当年夏天，我们的祖父在台湾过世，父亲回台湾奔丧，行前又把家人带回厦门，搬进渔港这座木屋，房子是父亲认识的一个台湾人租给他的，当时很破，下雨天到处漏水。奔丧本不需要太长时间，却不料父亲一去难归，只从台湾寄过几次钱，来过几封家信。母亲独自在厦门支撑一家，咬紧牙关洗衣谋生，供一家人维持生活。一年多后父亲回来，母亲才知道原来他一回台湾就坐了监狱，日本人始终没忘记当年参与反日逃亡大陆的钱少爷。父亲在狱中患病，那边的家人设法让他出狱就医，他寻机逃回了大陆。
父亲归来时，恰当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蓬勃发展，他奔走在广东、福建，秘密建立组织，联络台湾流亡青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奉调去了武汉。1927年，上海、武汉相继发生政变，国共分裂，共产党惨遭镇压，父亲逃过捕杀，于当年年底从武汉潜回厦门，我们家的木屋成了厦门地下组织一个秘密据点。来年春天，军警突然包围我家，冲进屋里搜查，万幸的是父亲当时外出，没被捕获。家人却遭了大灾：母亲即将临产，被军警捕进了监狱。
这就是我生于监狱的缘故。我出生在我们家最艰难最凄惨的时候，父亲逃避追杀，不知去向。母亲在监狱里不断过堂受审，一问三不知，饱受折磨。我们所居木屋作为“共党据点”受查封，大哥大姐和二哥被赶出家门，流浪于厦门城乡。我在监狱里出世，死而复生不久，母亲被取保释放——她对父亲的秘密活动确实知之不多，无法提供当局需要的东西，他们认为她没有用，终于放人。母亲抱着我回到渔港，我们家的木屋门外还贴着封条，母亲不管不顾，撕了封条，自行登堂入室。以后几天，她抱着我在厦门街头四处询问，终于在乡下一间破庙找回大哥他们三个孩子，领回木屋，我们家的生活在那里重新开始。我们所居木屋容我们一家人栖身，它却不是我们的房子，多少年来，母亲一直担心房子的主人突然露面，让我们把所欠租金缴齐，即刻走人，那样的话我们真不知该往哪去。奇怪的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住着，始终没人上门干涉，不知为什么。也许房子的主人把自己的这份产业遗忘了？或者已经不在人世？
我们家重回木屋不久，有一封信从香港寄来，是父亲的信，他还活着。一年多后风声稍平，父亲从香港悄悄回家，秘密藏匿在木屋里，不时召集秘密会议。很快我们家受到注意，父亲接报再次匆匆离开，大哥用自行车把他送到码头，看着他上船去上海，这是我们家人与他见的最后一面。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父亲去上海不久就于英租界被捕，引渡回故乡台湾，第二次进入日本人的监狱，后来就在那里失去踪迹。
这是我们家的故事。有这样一个父亲，才会有我们这些儿女，我们家的人相继走上同一条道路，可以从父亲那里找到根源。但是我本该是个例外，我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是兄弟姐妹里唯一一个大学生，母亲出于自家惨痛过往和对女儿的关爱，禁止我参与政治活动。我的兄长大姐都要我好好读书，不问其它，他们自己可以赴汤蹈火，却不愿意自家澳妹去经历他们的危险。作为家中的小女儿，我从小爱哭，心软，他们不想看我哭泣，我应当笑靥如花。
我为什么终究走上这一条路？因为大势所趋，或者因为出自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我自己生于国民党的监狱，一落地就是小囚犯，如此便与生俱来，注定了我将何去何从？家人对我的限制禁止一直让我不服气，凭什么他们可以做的，我却不行？是不是正因为这种阻拦和不服气，让我走上了这条路？
想来好像也不尽是。
我自己作了选择。大一时我们住新生院，在鼓浪屿。班上有一位女生跟我谈得来，我们一起出墙报，参加学生集会，谈论时政，针砭弊端，无话不说。有一天这位女生塞了一本书给我，交代别让人看到，是一本《新民主主义论》。
她问我，书上的道理对不对？我表示拥护。她想带着我去见一个人，是“那边”的人，问我愿意吗？我顿时想起我们家那些故事。
我说：“我愿意。”
她领我见了老江，一段时间后我被发展入党。
地下工作情况特殊，一些党的上级组织分别派员开辟白区工作，形成了不同的地下组织系统，由各自上级领导。老江本是厦门侨师老师，侨师学生运动活跃，地下党力量很强，老江通过一些渠道，把组织发展到我们学校，把我吸收进去。我们与三哥他们各归一支，分属不同系统，按照地下工作要求，不能有横向的关系。但是大家同属一个党，有着共同的目标，面对共同的敌人，关键时刻，应当互相协助与支持。
我把孙力的小册子退还给他，却依然会与他们共涉危险，义无反顾。
老江给我们的任务是隐蔽，我却给自己找了另外的任务。
第四章 笑靥如花
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血手”出现
出发之前我告诉孙力：“我得跟阿姆说一声。”
孙力反对：“危险。只怕万一。”
我坚持冒险回家。我是母亲的小女儿，我要是一声不吭突然不见了，母亲会为我提心吊胆，会非常伤心。我的兄长大姐可以不辞而别，我做不来，不忍心。
孙力很生气：“你这样搞什么革命？”
“难道我反革命？”
他没办法。严格说他不能命令我，我不是他的下级，我是在帮助他们。
我让三轮车停在巷口，让孙力在车上等，自己下车步行，步子不快，眼睛左看右看，没有发现异常。我们家的木屋大门紧闭，五脚距空空荡荡，几个邻居小男孩在坑洼不平的小巷里跑来跑去，尖声叫唤。我不知道这是平安无事，或者只因为自己失察。我心里很紧张，几乎没有经验，不像那些老资格地下党员能够及时发现可疑迹象。
我鼓起勇气打门。
“谁啊？”
是小男孩细细的嗓音。亚明比我强，能牢记外婆教导，必先问再开门。
“是我，亚明。”
他飞快开门，扭头往里屋跑：“阿婆，小姨回家了！”
我走进家门，有人在厅里问：“是澳妹？”
竟是颜俊杰。
几天前宪兵和便衣搜查我们家，柯子炎提到颜俊杰当了联络官，从台北来到厦门，住在要塞司令部。柯子炎走后，母亲要我找个时间去看看颜俊杰，却不料我还没去，颜哥自己上门来了，恰在我回家要跟母亲告辞的时候。
他一身便衣，独自前来，带了大包食物，其中有罐头、美国炼乳和牛肉干。
“东西备着，到时候恐怕得用。”他说。
“到时候”是什么意思？我们都很明白。战局发展迅速，解放军势如破竹，前锋已经进入闽北。如此下去不要多久，战火就将在厦门燃起，到时候生活物资肯定紧张，颜俊杰是为我们未雨绸缪。
我问：“颜哥怎么又回厦门？”
“不喜欢我回来？”
我笑：“颜哥回来当然好。”
他说他不喜欢待在台北。知道厦门这里会有一仗，他不放心。
“阿勇托我关照你们。”他说，“要是失约，九泉之下他会怨我。”
母亲眼泪落了下来。
颜俊杰问我近来如何，我告诉他学校提前放假，我们忙着准备考试。他让我赶紧考，考完后回家守着母亲和亚明，不要到外边去，很危险。
“会吗？”
母亲骂：“澳妹掉了魂啦。”
颜俊杰住在要塞司令部，要塞司令是他老友，那里方便，他向老友要了个房子，设他的联络官办公处。他要我到要塞司令部找他，他带我去军官食堂吃饭，那里伙食不错，不像学校寡油少盐。眼下好东西都给弄到兵营里了，没事的话，我可以天天到他那里吃饭，也给母亲和亚明带吃的回来。
“还能拿呀？”
母亲看着我，满腹狐疑。
颜俊杰有公干，不一会儿起身离开。还好他走了，他如果没事继续坐下去说话岂不糟糕，孙力他们还在外头等我呢。
颜俊杰一走，母亲就盯着我：“鬼打着了？”
她起疑心，因为我跟颜哥说话时心不在焉。她追问我不在学校读书，跑回家做什么。我告诉她是回家拿件衣服，班里同学要到野外采集，晚上住同安，只怕凉。
“不是要考试吗？”
“我们生物学系考笔试，也考采集。”
母亲不识字，不知道大学怎么回事，但是她本能地不放心。
“厦门没有虫子抓吗？”她问。
“是生物采集，不是抓虫子。”
我上楼拿衣服，母亲追着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顺利的话一两天就回来了，如果没回来，那就是没考完，阿姆不必操心，迟几天考完了，立刻就会回家。
她脸色一下子变了，跑过去“哐”地关上房间门：“你到底为什么！”
我急了，在屋子里跳脚：“阿姆！”
母亲逼我说实话。眼下兵荒马乱，厦门岛上到处大兵，都说共军还没有到，岛外已经遍地“土共”。这种时候为什么离开厦门？找死吗？有什么事不许瞒她，乖乖说，她绝对不让我不明不白离开家门。
我急得失声哭泣：“阿姆害我啊！”
“到底为什么？”
我咬定没有其它，就是野外采集，考试。
母亲说：“骗不了我。”
“阿姆怕我去投共？”
“你敢！”
我说我们家的人都敢，只有我不敢。如果我想投共，在厦门就做得到，不必跑到外边。如果真要到外边投共，我拔腿就走，绝不回家跟阿姆费舌头。如果我要投共，哪怕阿姆把我关起来，一天两天，十天八天，不可能关我一辈子，哪一天放我出去，我还照样跑去投共。
“你找死啊！”
大门突然被人砰砰打响：“钱玉凤！钱玉凤迟到了！”
母亲放下我，走过去打开大门，外边站着一个同学，肩上扛着一支采集杆。这个人不是我的同学，是孙力他们系的，膳食委员会学生代表，负责监督采买。他从伙房借一辆拉米拉菜的三轮车，送我和孙力离校。我回家看母亲，拖了这么长时间，迟迟不出门，孙力坐立不安，他不能出面，因为母亲认识他，于是派这位同学前来察看究竟。为保险起见，孙力让他把采集杆扛过来，这把采集杆放在三轮车上，是我们离开学校的掩护物。
母亲看到采集杆，愣了一下：“真是去抓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