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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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拉着我的手走开。
我感觉稀里糊涂：“补锅匠爆米花是什么呀？”
大姐告诉我那是圈套。一出厦门她就感觉不对。
“阿姐说什么呀！”
她不解释，拉着我回到旅店。进门后她把床上的被子摊开，要我赶紧睡觉。我问她母亲和三哥怎么办？她答应明天领我到漳州的南山寺，给母亲和三哥烧一炷香。事到如今，只能请菩萨保佑母亲别出事，保佑老三活下去。
我一时语塞。
我们俩挤在一张铺上，我哪里睡得着，大姐也一样，她躺在床上，眼睛盯着黑洞洞的窗外，根本无法入睡。她跟我说话，语音平静，忽然旧事重提说起了林壮国。她提到自己衣箱底下有一个旧包袱，包袱里有一件旧衣服，是阿国出事当晚她穿的。衣服上血迹斑斑，是阿国死前流的血。这么多年了，她一直留着那衣服，从不丢弃。姐夫吴春河也知道这件衣服。
我听了害怕：“阿姐为什么呢？”
她知道母亲也一直留着父亲被暗杀时的那件衣服。不同的是父亲当年没有死，阿国却没活过来。阿国跟父亲比是小辈，但是他们都一样，是共产党。
“阿姐你不是吧？”
“多嘴！没让你问！”她训斥。
她说一个人走上某一条路总有缘故，阿国在她手臂里断气的那一刻，她这一生要干什么差不多就决定了。这么说不完全，还得算上父亲。从父亲拉着她的手从家门口小巷走过那时起，很多事情就注定了。
我们家孩子里，数大姐跟父亲接触最多，她懂事那几年，父亲难得地经常在家。父亲很喜欢大姐，大姐小时候，父亲从外边归来，站在摇篮边看大姐睡觉，边看边笑，满心欢喜，远比看见大哥高兴。当年父亲常牵大姐的手上街给她买吃的，大姐最初认的字也是父亲教的。父亲还给大姐刻过一个石头印章，小印章四个字“钱金凤印”，其中“凤”字中间刻着一只鸟，印在纸上活灵活现。父亲给大姐讲过许多道理，他说人要自知自觉，大姐是钱家大女儿，钱家人要像钱家人，当大姐要有大姐的样子。“大姐大姐头”就是自知自觉，自知自觉的人明白自己是什么人，应当做些什么。
“阿爸说过自己是共产党？”我问。
父亲什么都没跟她说，当时大姐还小，长大后她才知道父亲是什么人。这么多年来，大姐经常回想起父亲说过的话，感觉他一直在拉着她的手领她行走，有如当年。大姐一直想要找他，她觉得父亲那样的人有可能因为种种缘故隐姓埋名，改名换姓，不吭不声躲在哪个角落做他的事情。父亲的求生意愿非常强烈，这种人无论遇到什么灭顶之灾，往往还会生还，不会轻易消失。如果父亲还活着，应当把他找出来；如果父亲确实已经不在世上，葬在哪里也该有个最后归宿。家中做节那天，保密局特派员柯子炎提及父亲，不像是随意提起，肯定是知道一些情况，也许是有意探听虚实，想从钱家人的嘴里打探父亲的底细。他们像是认为他还活着，他们似乎也在找他，其中必有原因。
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不担心父亲，只怕母亲出事。
大姐让我安静。现在哭不顶用，这件事我管不了，白操心，她再想办法吧。她不喜欢让我卷进这种事，怕影响我读书，怕我有危险。现在我被卷进来，只能多加小心。
“你暂时不要回厦门。”她交代。
她要我先在大舅家住几天，等可以回家时再说。我得有个准备，最坏的情况是特务追过来抓我，那不必怕，因为我就是个学生，大人的事一概不知，特务拿我没办法，到时候她和大哥会设法把我保出去。无论我碰上什么，都要心怀希望，坚持活下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不是为了死。
“记住没有？”
“记住了。”
“记住什么？”
我记住要活下去。
她让我吃了一片安眠药，她自己也吃。她说不吃药只怕整夜甭睡了。
我从没吃过那种药，它对我效力巨大，没多久我就昏昏入睡。
第二天清晨，有几个人闯进旅店客房，他们打门，最后拿脚踹开房间大门，使劲推搡，把我从沉睡中推醒，冲着我大喊大叫。
“钱金凤在哪里！”
我整个儿蒙了，眼前乱哄哄，头脑晕沉沉，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知道闯进来的是什么人，不知道他们在问些什么。
“喂！看着我！”其中一个人朝我大叫。
我忽然认出来了，这是个矮胖子，刘树木，柯特派员手下的特务组长。
他追问大姐的去向。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姐跟我一起吃了安眠药，挤在同一张床上，然后发生什么我一无所知。
“东西呢？在哪里？”他嚷嚷。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那些人搜查房间。大姐的皮箱还放在客房角落里，他们把皮箱拎在床上，看他们的动作，可知皮箱相当沉重。当着我的面他们打开皮箱，只见里边有些杂物，还装有半箱子书，居然都是我的课本，小学的，中学的，已经没有大用。大姐舍不得扔，把它们保留下来，不知为什么她把它们塞在皮箱里，从厦门带到了漳州。
矮胖子刘树木看到皮箱里的课本，脸色全变。
“电台在哪里！”他朝我咆哮。
我哪里知道什么电台。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惊险劫狱
大姐把安眠药含在舌头下边，然后悄悄吐掉。
她在半夜里悄悄离开客房，那时万籁俱寂，人们都在熟睡。司机小陈跟着她，两人将一切弃之不顾，不告而走，驱车匆匆赶回厦门。
她只能孤注一掷。
旧历四月二十做节当晚，我们家那幢木屋里发生什么了？有如大哥当时所怀疑，大姐与三哥一起鼓捣，密谋了其后事项，包括三哥第二天凌晨的失踪，以及大姐拉到漳州的一只大皮箱。这只皮箱本应装着一部电台，而不是半箱沉重的旧课本。
我们家老三钱世康根本不是什么生意人，他货真价实就是个“土共”，地下党游击队的敌工队长，这一次潜入厦门有一项重要任务，涉及一部电台。
前些时候，闽粤两省当局组织大量兵力围剿游击区，游击队与“进剿”之敌在山区周旋，历经几场大的战斗。一次突袭中，游击队的电台被敌军炮火击中，报务员牺牲，机器毁坏，致游击队与上级失去联系。地下党通过内线从台湾得到一部新电台，用渔轮偷运到厦门，派遣老三钱世康到厦门接运。由于敌人防范严密，加强镇压，白区地下党的交通线又遭受破坏，任务异常艰难。老三勉为其难，想尽办法进入厦门，把电台接到手一检查，发现电台一只真空管以及若干零件受损，问题可能发生于海上运输途中。老三决定在厦门修好再往山里送，这方面技术他懂，零配件在厦门较容易找，唯有真空管无处可寻，紧急中他通过博闻文具店求助大姐。
三哥是从哪个渠道得知博闻文具店？原来是姐夫吴春河。两年多前，有一次三哥在山里游击队驻地意外见到了吴春河，两人都感到非常突然。时间短，彼此没多说，吴春河留了地址，说以后如有特殊需要，可试通过这里找他。除了这句话，吴春河没多说，老三也不能问。闽南基层地下党组织有多个系统，各自按照上级要求，独立开展工作，彼此不相统属。吴春河此前从未与游击队发生联系，估计来自另一系统，有可能直属更高层级。三哥与他在游击区意外相逢，彼此才知道是自己人。三哥猜想，姐夫突然进山，可能是奉上级之命联络重要事项。从时间上推算，那一次姐夫进山，可能跟前往台湾的任务有关。
三哥通过姐夫留下的渠道向大姐求助，事出无奈。情况很紧急，很严重。敌人大举进攻，特务活动猖狂，有白区重要干部被捕，几条交通线相继被破坏。这时候跟上级失去电台联系，雪上加霜。三哥急于修复电台，送出厦门，原有的渠道无法提供帮助，反复斟酌，才冒险与大姐联系。他觉得姐夫的活动大姐并不一定参与，但是姐夫是自己人，大姐肯定不会是敌人。无论大姐是不是地下党，毕竟是自家大姐，只要有可能，一定会想办法帮他。三哥用写信方式联络，没有直接去跟大姐见面，也不敢贸然回家探母，是因为感觉到危险——从潜回厦门起他就发现情况不对，身前身后似乎总有些人形迹可疑。他记得旧历四月二十家中做节，时间恰在眼前，因此先通过博闻文具店与大姐联系，再利用家人相聚之机见面。为了当天回家，他乔装打扮，小心谨慎，穿街串巷，瞻前顾后，用了所有可用的隐蔽行动手段，最终还是被特务堵在巷子口。还好大哥赶到，救了他。以安全计，当晚他应当跟着大哥钱勇离开厦门，大哥虽被他讥为“党国要员”，毕竟是自家大哥，不会见死不救，但是三哥不愿无功而返。
他冒险留在家里，对大姐承认自己来自游击队，讲述他的任务和危险处境。他被特务紧盯住，面临极大变数，已经很难完成任务，这任务又必须完成。
“哪怕鱼死网破，也得把电台送上山。”三哥说。
“要死还不容易？”大姐训斥他，“是要你活，要想办法。”
大姐的办法是亲自出马，让自己更深地卷进危险。她一手策划了三哥的失踪，让他藏匿起来修复电台并转移给她，余下的事情由她直接处置，她的身份提供一定的保护，比三哥多几分胜算。大姐习惯于照料我们所有人，宁可自己冒险，也不会让三哥去送死。“大姐大姐头”，她是大姐她做主，既然老三求到她这里，那么就得听她的。
三哥说：“阿姐，我得知道你是谁。”
“我是你大姐。”
“阿姐的任务呢？”
“别问。”
三哥当然知道大姐叫钱金凤，他只是不知道大姐属于哪个方面。姐夫是自己人，大姐呢？是因为与姐夫在同一个组织，或者只因为她是大姐，所以要帮助弟弟？如果大姐身负任务，是否允许她接手任务之外的事情，帮三哥？三哥不能不问，大姐却绝口不提，这意味着可能什么都不是，也可能是什么都不能说。
三哥终于提供了接头地点和暗号。大姐让三哥设法脱身离开厦门，她自己则带着一只大皮箱，借办理军需公务之机，以他们军需处主任为掩护，乘着军用吉普到达漳州。大姐去了花生油铺，这是三哥他们的秘密交通站，大姐在那里接上头，对接暗号和现场观察均无异常，大姐答应随后把“东西”送达，但是她迟迟不动，心怀顾忌。她抽空前往溪尾村寻访大舅，意外被人抓住，对方有可能是地下党游击人员，大姐还得设法逃脱，因为用这种方式随机接触，后果难以料想。待到澳妹赶到，得知三哥和母亲被捕，大姐再访花生油铺，本想通过交通站传递三哥消息，联络游击队一起营救，不料发觉情况异常，断然中止联络。
大姐面临艰难抉择，她本不应当让自己陷入这种局面。博闻文具店转来三哥求助时，她就该谨慎处置，最大限度地不让自己身涉险境，但是她没有设法回避。一旦进入就身不由己，步步深陷，直到没有退路。大姐就是这种脾性，她是大姐头，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家人安危大姐也有责，如果国家兴亡与家人安危彼此关联，大姐如何能让自己置身事外？
她决定孤注一掷。她让澳妹睡下，偷偷吐掉安眠药，招呼小陈匆匆返回厦门。
他们到达厦门时天还没亮，市区街道冷冷清清，车辆行人稀少。吉普车开进厦禾路，停在街边，大姐下车敲了一户人家的门，找来了一位帮手。帮手姓赵，是市警察局联络处的一位副官。小陈把赵副官和大姐送到了看守所，他们穿制服，佩枪械，携警备司令长官的手谕，前来紧急调押犯人。赵副官与此间所长相熟，当晚恰所长值班，一见赵副官分外惊讶：“鸡刚叫啊，赵副官这么早？”
赵副官告诉所长，昨日局联络处协助警备司令部破获一个共党地下组织，捕获几名要员。经彻夜审讯，有嫌犯提供一条线索，牵扯到一个人，据供称已在前天晚间被拘，押于这个看守所。上峰要立刻提审此人，派他们过来提人。
所长问：“叫什么名字？”
“钱世康。”
“没有。”
赵副官惊讶，看大姐。大姐说明犯人又称“阿康”，是经省政府调查室安排的一个特派行动小组所捕，送过来暂押于本所。
所长查名册，果然查到了，这人不姓钱，姓周名菊花，又称钱周氏，是个老婆子。
“共党嫌疑。”所长不以为然，“这也太老了点。”
大姐问：“老婆子怎么样？”
“一进来就骂不绝口。”所长说，“你们审讯时小心点，只怕骂不过她。”
大姐摇头：“不是她，是另一个人，男子，二十四五岁。”
所长翻名册，大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