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的日子-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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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倒霉的阿尔及利亚的干河谷里。仇恨在她的心中发了芽，是那些阿拉伯人，那些令人厌恶、肮脏、懦弱的“傻瓜”干的。
弗朗索瓦就是在这个时刻到来的。一个冬天的星期日上午，他突然到家里来了，当时杰奎琳的双亲都出门串亲戚去了。那是12月的一天，街上有雪，花园的小径也结上了一层冰。别的人都面色苍白，缩手缩脚，但是，弗朗索瓦却晒成了棕褐色，身体十分健康。他询问可否同杰奎琳小姐讲几句话。她说：“我就是。”并且问他有什么事？他回答说，在他指挥的那个排里，有一个名叫让·克劳德的列兵战死了。他带来了一封信。杰奎琳请他进来坐坐。
这封信是让·克劳德阵亡之前几个星期写的。弗朗索瓦的士兵们正准备去清剿一个村庄，但他们没有发现游击队，却与阿尔及利亚叛军部队相遭遇。在清晨天未明时，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冲突，一粒子弹射中了让·克劳德的肺部。在他临死以前，正值弗朗索瓦在冲突发生后去巡逻时发现了他，就把这封信交给这位伞兵队长。弗朗索瓦后来一直把这封信装在他贴身的衣袋里。
杰奎琳读完了信，哭了一会儿。那封信里没有说些什么，只谈些关于营房里的琐碎生活、袭击训练以及军队纪律等等，其他情况则是由弗朗索瓦告诉她的。当阿尔及利亚叛军部队包围他们时，他们在丛林中走了4个小时，在无线电里重复呼唤，要求空中支援。到早晨8点钟，战斗轰炸机才来到。飞机引擎的叫嚣声和火箭炮的轰鸣声才把叛军打退。她的弟弟是自愿参加一个最顽强的战斗队伍中的一员。在战斗中证明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而且死得也确实像一个男子汉。在临死前，在一块石头后面，他躺在一个下士的膝盖上，咳着吐出了鲜血。
弗朗索瓦对她非常温和。在他四年的殖民地战争中，他锻炼得像当地的岩石一样坚硬，他变得像职业军人一样。但对于他部下一个士兵的姐姐，却非常和气。她很喜欢他，因此接受他的邀请到巴黎去参加宴会。此外，她也不愿让父母知道让·克劳德是怎样牺牲的，因此他们决定在一段时期里，假装对失去兄弟的不幸事件漠不关心，而且要装得像没事似的。在第一次约会的饭后，她要求中尉同意保持沉默，他同意了。
然而，她想知道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战争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政治家们究竟在玩弄些什么？她对这一切的好奇心是无止境的。戴高乐将军是在去年元月由总理而担任总统的。他被一股爱国热潮卷进了爱丽舍宫。人们认为他既可以结束战争，又可以保持阿尔及利亚依旧归法国所有。她从弗朗索瓦口里第一次听到她父亲崇拜的那个人是法国的一个叛徒。
弗朗索瓦休假期间，他们俩一直在一起。每天傍晚她在美容院下班以后和他约会。1960年1月，她从训练学校毕业后就到这所美容院里工作。她从他那里知道了法国武装部队的背叛，巴黎政府同被监禁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进行的秘密谈判，以及即将把阿尔及利亚移交给“傻瓜”们等情况。
他在元月下旬回战场去了。在8月里，他设法在马赛休假一星期，她抓紧时间同他单独在一起，待了很短的时间。她一直等待着他，她在思想里把他塑造成一个兼有法国青年男子的美德、纯洁和大丈夫气概的典型。1960年的整个秋天和冬天，她一直等待着他，他的照片白天和傍晚一直放在她的床头桌上，睡觉时，则放在睡衣里贴着肚子的地方。
他最后一次休假是在1961年春天，他又来到了巴黎。他们俩沿街漫步时，他穿着制服，她也穿了她最漂亮的衣裳。她认为他是全市最健壮、肩膀最宽、最漂亮的男子。同她一块儿工作的一个姑娘看到了他们俩。第二天，美容院里便传遍了关于杰奎琳与漂亮的“伞兵”的议论。她不在那里，她休假去了，成天和他在一起。
弗朗索瓦很激动。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同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已经众所周知。他肯定，军队，真正的军队，忍耐不了多久了。对于他们俩来说，对于经过战火锻炼的这位27岁的军官和崇拜他的23岁的未来的母亲来说，阿尔及利亚继续归属法国，就是忠诚的标志。
弗朗索瓦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他于1961年3月回到阿尔及利亚。当年4月21日，又有部分法国军队背叛了政府。第一殖民地伞兵部队几乎全部参加了叛兵行列，只有少数新兵急急忙忙跑出营房，集合在军官办公室，也没有人去管他们。叛军和仍然忠于政府的部队之间，在一个星期内接连地发生了接触。5月初，弗朗索瓦在与政府军队的一次冲突中阵亡。
杰奎琳从4月开始就等着弗朗索瓦的信。在没有能接到信的时候，她并没有什么怀疑。一直到了6月，她才得知了不幸的消息。她悄悄地在巴黎郊区租了一间便宜的房间，企图用煤气熏死自己，因为房间里漏气的地方大多，自杀没有成功。但是她怀的胎儿却夭折了。后来她父母带着她出门去休养了一个时期。等她恢复了健康以后，他们回到巴黎。12月她加入了“秘密军队组织”，成为这个组织的一个活跃的地下工作者。
她参加“秘密军队组织”的动机是很单纯的。弗朗索瓦和她的亲兄弟让·克劳德都牺牲了。她一定要为他们报仇。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是她或者任何人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报仇。除此以外，她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心愿了。最初参加“秘密军队组织”时，只交给她一些送送信跑跑腿的任务，她感到很苦恼。后来偶尔在她的手提包里让她带一个塑料炸弹，但她深信她还能做更多的事情。在一次咖啡馆或电影院发生爆炸事件以后，接着当局就突然要搜查行人。此时给她的任务是站在街角的人行道上，要她眨眨眼睛噘噘嘴来传递消息。她也不耐烦干这些小事。
在小克拉玛事件发生以后，一个在逃的刺客在她的布列特依广场寓所里住了三天。这对她来说实在是个重要的时刻，不过后来他转移了。一个月以后，他被逮捕了。但是，他对曾在她的寓所住过一事只字未提，也许他忘记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基层组织的领导指示她在几个月之内不要为“秘密军队组织”做任何工作，直到形势缓和下来再说。
1963年1月，她又开始传递信件。
她就这样继续工作下去，直到7月里一个男子来找她。基层组织领导人陪同这个人一起来见她，并对这个人非常敬重。这个人无名无姓。问她是否愿意为“秘密军队组织”干一件特殊的工作？当然，这件工作也许是危险的，肯定是令人厌恶的。杰奎琳表示没有关系，愿意干。
三天以后，小组领导人指给她看了一个刚从公寓里走出来的男子。当时他们坐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那位领导人还告诉了她那个人是谁和他的职位，还告诉了她应该怎么做。
7月中旬，她和那个男子又见面了，但在安排上似乎是偶然的。她当时在一家餐厅里坐在那个男子的旁边，向他羞答答地微笑，请他把他桌上的盐瓶递给她。那个人说了几句话，她表现得含蓄而端庄。她的这种反应是恰如其分的。她的娴静使他发生了兴趣。看上去在无意中，两人谈起了话来。那个男子说话主动，她柔顺地应答着。不到两星期，他们之间便发生了暧昧关系。
她对男人颇为了解，使她能够判断几种不同的基本类型以及他们的口味。她扮演的不是那种习惯于轻易把男人征服的经验丰富的女人，而是装得羞羞答答、体贴入微而又贞洁娴淑，表面上拘谨冷淡，只是不时地暗示一下她那美妙的肉体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的。诱惑起了作用。对于这个男人来说，最后的征服终于成了一件压倒一切的紧急任务。
7月下旬，基层组织的领导人告诉她，应当很快开始同居。障碍是那个男人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同他住在一起。7月4日，他们到庐瓦尔流域的乡村别墅去了，由于工作，丈夫必须留在巴黎。他的全家离开后不到几分钟，他就打电话到美容院，坚持要杰奎琳在翌日晚上到他家里同他共进晚餐。
杰奎琳·仲马一回到自己的寓所里便看了看表。她有三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尽管她打算把自己打扮得尽善尽美，但是两个小时也就足够了。
她洗完澡后就无精打采地想着就要来临的这个夜晚，由于厌恶，她的腹部紧缩起来。她发誓，不管他要求用哪种方式寻欢，她都会完全满足他的心愿。
她从柜橱后面的一个格子里拿出来一张弗朗索瓦的照片，镜框里他那冷淡的、似笑非笑的神态，同昔日他见到她在月台上向他飞跑时的神态一模一样。照片上他那柔软的棕色头发，凉爽的浅黄色制服遮盖着的结实的胸肌，很久以前她曾经多么喜欢把脸靠在上面啊！钢制的伞兵翼状徽章使她烧灼的面颊感到多么凉爽。如今徽章依然存在，用纸小心地包着呢。
她把照片贴在胸口上，低语道：“弗朗索瓦，帮助我吧，今晚一定帮助我吧！”
※※※
就在7月的最后一天，豺狼是忙碌的。
那天上午，他在跳蚤市场，从一个小摊走到另一个小摊，手里提着一只廉价的手提袋。他买了一顶油腻的黑色贝雷帽、一双磨损得很厉害的鞋子和一条不太干净的裤子。最后，经过一番寻找，还买了一件一度曾是军用的厚大衣。他本想买一件薄些的大衣，但是，军用厚大衣很少是为了在仲夏穿的，而且在法国军队里，这类大衣是用又粗又厚的毛呢料做的。他买的这件大衣即使穿在他的身上，也够长的了，可以一直远远盖过膝盖，这是最重要的。
当他快要离开市场的时候，看到有一家铺子摆满了各种旧的勋章，他买了一些。他还买了一本介绍各种法国军队勋章的小册子和一些褪了色的绶带，上面说明了哪一种勋章是为了纪念哪一次战役，以及由于哪一类英勇的功绩才能获得这些勋章。
在皇后饭店吃过午饭后，他转了个弯回到了旅馆，付清账单并整理行装。那些新买来的东西，放在他那高级提包的最下面。又根据说明书，把买来的许多勋章列成一横排，从普通军事勋章开始，其次是解放勋章，还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自由法国英勇作战，而在五个战役中立功的奖章。其余的勋章连同那本说明书，他就分别扔进林荫大道路灯电杆旁的垃圾箱里。
旅馆服务员告诉他，有一列北极星号特别快车，将于下午5点15分从巴黎北站始发开往布鲁塞尔，他正好赶上这班火车。他在车上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到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时，正好是7月份的最后一小时。
第六章
8月1日这天上午，维克托·科瓦尔斯基从邮局取信件回来，经过旅馆前厅时，旅馆的服务员招呼他说：“先生，请你留步……”
他和往常一样大模大样地转过身来。他并不认识招呼他的那个意大利人，但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异常。每天当他经过前厅要上楼梯时，总是大摇大摆地走自己的路，从来不去注意他们。这个意大利青年走到科瓦尔斯基面前时，手里拿着一封信。他用意大利语说：“有一封信，先生，是给科瓦尔斯基先生的……我们这儿没有这位先生……说他是一个法国人。”
这一通哇哩哇啦的意大利语，科瓦尔斯基一个字也没听懂，但是他理解大致的意思，并且听出了他自己的名字，尽管音发得很难听。他从那个人手里夺过了那封信，凝视着那字迹潦草的姓名和地址。他在旅馆是用另一个名字登记的。由于很少读书看报，因此他不知道五天以前巴黎的一家报纸抢着独家发表了一条新闻，说“秘密军队组织”的三名最高领导人现在藏匿在旅馆的最高一层楼上。
就他本人而言，不应当有人知道他的行踪。这封信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不经常收到信件，因此，同一般生活简单的人一样，一旦收到一封信就成为一个重大的事件。他明白了：柜台上没有人听说过有叫这个名字的住客，因此不知道如何处理这封信。他从那个站在那里带着一副讨好的神色抬头望着他的意大利人眼里看出来，似乎他——科瓦尔斯基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只有他才能解决这个难题。
科瓦尔斯基低下头，看了看，高傲地说：“好，我去问一问。”但是，那个意大利人的双眉并没有舒展开来。
“问一问，问一问。”科瓦尔斯基重复说着，并且朝天花板做了个手势。
意大利人终于明白了。“啊，对，问一问。十分感激，先生。”
科瓦尔斯基大踏步走开去，那个意大利人还做了个表示感激的手势。他乘电梯到了8楼，一出电梯门就在楼道里碰上了值班的保镖，手里拿着上了膛的自动手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