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的日子-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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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瓦尔斯基大踏步走开去，那个意大利人还做了个表示感激的手势。他乘电梯到了8楼，一出电梯门就在楼道里碰上了值班的保镖，手里拿着上了膛的自动手枪。两个人相互注视了一下，然后值班人员推上了保险，把枪放进口袋里去了。他看到只有科瓦尔斯基一个人，电梯里没有别人。这完全是例行公事，每次电梯越过7楼朝8楼开来时，值班人员都要这样。

除了值班保镖以外，在楼道尽头的太平梯门口也有一个人守卫着，在楼梯口还有一个人。楼梯和太平梯都藏着炸弹，旅馆负责人并不知道这件事。只有拉开楼道服务台下面的电闸，才能关闭引爆装置的电流，炸弹才起不了作用。

白天值班的保镖还有第四个人，他守卫在头头们住的房间的屋顶上。此外还有其他三个人，刚值过夜班，这时正在睡觉。如果发生任何情况，他们就会在几秒钟内醒过来，立即开始行动。第八层楼的电梯门是从外面焊住的，但如果8楼的电梯门灯亮了，就表示这是一种警告信号。这样的事只发生过一次。一个服务员，拿了饮料要送上顶层去，他却误按了电梯的电钮。自从这次事件发生后，他就再也不敢去碰它了。

这时走廊上的值班员打电话给楼上，报告送信人要上楼了，然后他指示科瓦尔斯基可以上楼。科瓦尔斯基已经把给他自己的信塞进衣服的里面口袋里，给头头们的信件则还是放在带链的铁盒里，夹在左胸前。铁盒用的弹簧锁只有罗丹一个人有钥匙可以打开。科瓦尔斯基把铁盒交给罗丹后，因为下午还要接替值班员值班，在这以前，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卧室去休息了。

他在自己的卧室里读了他的信。一开始他就看发信人的名字，他很惊奇，这封信是柯瓦契寄给他的。这个人已经有一年多没见面了。他和科瓦尔斯基一样，不知道怎样写信，他连读信也是感到困难的。但是对这封信，科瓦尔斯基借助字典，勉强能够看懂，这封信并不太长。

柯瓦契开始说，他在写信的那天，看到报上登着消息说罗丹、蒙克雷和卡松躲在罗马的那家旅馆里，那也是一个朋友读给他听的。他猜想他的老朋友科瓦尔斯基可能同他们在一起，因此写这封信，希望侥幸能到达他的手里。

后面几段主要说的是，近来法国形势越来越严峻，警察到处搜查证件，然而，他们还是奉命到珠宝店去搞闪电式抢劫。柯瓦契说，他本人就参加了四次，的确不是闹着玩的，特别是还要交出抢到的东西。过去在布达佩斯的那些值得留恋的日子里，他干得好多了，尽管才干了半个月。

最后一段说，柯瓦契在几个星期前见到了米歇尔。米歇尔说他见到了若若，而若若说小西尔维得了一种白什么病。总而言之，她的血出了毛病，但是柯瓦契希望她不久会好起来，维克托不必担忧。

但是，维克托不能不为此而担忧。小西尔维生病，使他十分焦虑。在维克托·科瓦尔斯基出生后的36个激荡的岁月里，没有几件事真正打动过他的心。12岁时，德国入侵占了波兰，一年后他的双亲被装进一辆黑色的篷车带走了。他当时已经懂事了，知道他的姐姐在教堂后面的一家被德国人接管了的大旅馆里干着什么事。许多德国军官经常到那里去。他的父母难过极了，向军事长官办公室提出了抗议。他当时的年纪使他能够参加游击队了。15岁时，他第一次杀死了一个德国人。17岁时，俄国人来了。但是，他的父母一向仇恨和惧怕俄国人，并且向他讲过俄国人对波兰人干的可怕勾当。因此，他离开了游击队，而其他游击队员后来在政委的命令下都被枪决了。

他像一只被追猎的动物一样向西、向着捷克斯洛伐克奔去。后来又到了奥地利，进了一所难民收容营。这个身材高大、瘦骨嶙峋、行若病夫、只会讲波兰语的年轻人，已经饿得虚弱不堪了，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无害的废物。随后，他吃着美国提供的食品，逐渐恢复了体力。

1946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他逃离了收容营，沿途设法搭车朝南走到了意大利，然后又到了法国。一路上同行的是一个他在收容营里相遇的会讲法语的波兰人，他们经过意大利，结伴去法国。在马赛，他钻进一家商店去偷吃的，把一个店主杀了，接着他又亡命逃走。他的同伴要离开他另谋生路，临别时告诉他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这就是去投奔外籍军团。第二天早晨他就去报了名。等到警察们在被战争破坏还未恢复秩序的马赛市内查访时，他已经出海了。当时法国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仍然是美国供应食品的进口基地，为了食物而杀人的事是很平常的。这件案子由于找不到可疑的人，就销案了。这时，科瓦尔斯基已是个外籍军团的士兵了。

那时他19岁，老兵们最初时都叫他“小好人”，后来他说他会杀人，因此人家就【wＷw。Ｚei8。Ｃom电子书】称呼他科瓦尔斯基。

六年的印度支那战斗生活，使他不再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了。然后科瓦尔斯基又被送到阿尔及利亚。在此期间，他有六个月的时间在马赛郊外一个训练营里受训。他在马赛船坞旁边的酒吧间里遇到了尤莉，她是一个倔强的擦洗女工。她正好同她的头儿在吵架，科瓦尔斯基一下子就把这个男人摔出了酒吧间，摔出去6米多远，这一下使这个人昏迷过去10个小时。几年之后这个人还留下难看的怪模样，因为他的下巴被打碎了。

尤莉喜欢这个硕大无朋的军团战士。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每晚他都成了她的“保护者”，在她下工以后陪伴她回到她那在旧港的东倒西歪的阁楼。两人的淫欲是很强烈的，特别是尤莉，但是，他们之间谈不上什么爱情。当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就更谈不上爱情了。她告诉他，孩子是他的，他相信了，因为他愿意要个孩子。但她告诉他，她不想要这个孩子，有个老太婆可以替她把孩子搞掉。科瓦尔斯基揍了她一顿，并且告诉她说，如果她那样干，他就宰了她。

三个月以后他要回阿尔及利亚去了。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名叫约瑟夫·格尔茨鲍斯基的波兰籍退役外籍军团士兵，别人都管他叫“波兰人若若”。这个人因病退役离开了印度支那，同一个快乐的寡妇一起安了家。这个女人经营一个小吃车，沿着主要车站的各个月台往来兜揽生意。他们俩在1953年结婚以后，就一起经营，在他的妻子把小吃递给顾客时，若若一瘸一拐地走在妻子后面收钱和找钱。晚来无事，他喜欢到驻扎在附近兵营中的军团士兵常去的酒吧叙叙往事。这些士兵大部分是年轻人，是在他在印度支那时应征入伍的，他们谈得很投机，也开心。

一天晚上，他遇到了科瓦尔斯基。

关于孩子的事情，科瓦尔斯基征求若若的意见。若若同意他的看法，因为他们都是天主教徒。

“她要把这个孩子弄死。”科瓦尔斯基说。

“娼妇！”

“老婊子！”科瓦尔斯基同意地说。他们喝了不少酒，眼睛望着酒吧后面的大玻璃镜子。

“这样对待小孩子是很不公正的。”科瓦尔斯基说。

“太残酷！”若若附和说。

“我过去从来没有过孩子。”科瓦尔斯基想了想说。

“我也没有，结婚以后也没有。”若若说。

从半夜一直喝到黎明，他们俩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同意了他们的计划，还举杯祝贺他们所负的神圣职责。第二天早晨，若若想起了他许下的诺言，但是不敢想象如何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的妻子。他等了三天，反复地考虑这个问题，还是犹豫不决。直到那天晚上他和妻子睡在床上时，他突然开口说了出来。没料到他的妻子听了很高兴，因此就这样安排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维克托·科瓦尔斯基到了阿尔及利亚又和罗丹少校在一起。罗丹这时带了一支队伍打仗，却打的是另一场新的战争。若若和他的妻子在马赛，又是恫吓又是哄骗，监督和保护着怀孕的尤莉。维克托离开马赛时，她已经怀孕四个月，再想打胎也为时过晚了。若若还经常指着那个下颚被打坏的家伙，威胁地劝她安下心来。其实，这个家伙现在看见外籍军团的士兵也小心谨慎了，即使碰上一条腿残废的退伍老兵也不敢惹。因此他又干起了他的老行当，赚钱，而且到处钻营。

1955年尤莉生下了一个碧眼金发的小女孩。在尤莉的同意下，若若和他的妻子正式提出了过继申请。这个申请获得了批准。尤莉重操旧业，若若夫妇获得了一个女儿，起名叫西尔维。他们写信告诉了维克托。在他的兵营里的床上，他感到一种奇妙的愉快。但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在他的记忆里，他所有的东西一旦为他人所知，无不被人夺去。

不过，三年以后，在阿尔及利亚的群山之中进行一次持久的战役之前，随军的牧师提议他立个遗嘱。这件事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后人的，因为，在偶然得到一次休假时，他把积累下来的饷金全部都在所到城市的酒吧和妓院里花光了，其余的东西都属于军团。

但是，牧师说，在当今的军团里，立个遗嘱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在别人的大力协助下，他立了个遗嘱，把他所有的财产和杂物留给过去的军团士兵、现住在马赛的一个名叫约瑟夫·格尔茨鲍斯基的人的女儿。后来这份文件的副本连同他的档案一起被归入设在巴黎的武装部队的档案库。

法国保安总局在侦察1961年的波纳和康斯坦丁恐怖案件时发现一个叫科瓦尔斯基的人与此案有牵连。他的这份档案同其他许多档案一块儿被找了出来，引起了在百合门的以罗兰上校为首的行动分局的注意。他们走访了格尔茨鲍斯基夫妇，了解了事情的全部来龙去脉。但科瓦尔斯基却始终不知道这件事。

在他的一生中，只有两次机会见过他的女儿。一次是1957年，他的大腿上取出了一颗子弹，被送到马赛去休养。还有一次是1960年，为了罗丹少校到马赛的军事法庭去作证，他是去执行保卫任务的。第一次会见时，小孩才两周岁；第二次是4周岁半。第一次科瓦尔斯基送去了很多礼物给若若夫妇。还给小西尔维送去很多玩具。小女孩和狗熊似的科瓦尔斯基叔叔之间，相处得非常好。但是这件事，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即使是在罗丹面前，他也没有提过。

而现在她却得了什么“血病”！

这天上午，科瓦尔斯基坐立不安。因为罗丹正在等待着从法国来的一封重要信件，其中有关于抢劫累积起来的总金额的更详细情况的报告。他要科瓦尔斯基第二次再去邮局，去收取下午来到的信件。午饭后，科瓦尔斯基到楼上去取那个装信件的铁盒子，准备到邮局去。

“什么叫‘血什么’病？”科瓦尔斯基突然脱口提出这个问题。

罗丹正在把铁盒子的链子套在他的手腕上，很奇怪地望着他说：“我从未听说过。”

“这是一种血的毛病。”科瓦尔斯基解释说。

卡松在房间的另一边正在看杂志，听到后笑了起来，说：“你的意思是说白血病吧。”

“是的，先生，这是什么病？”

“这是癌症。”卡松回答说，“就是血癌。”

科瓦尔斯基望着他面前的罗丹，他不相信卡松说的话。

“上校，这个病能治好吗？”

“不能，科瓦尔斯基，这是致命的。你问这干什么？”

“没有什么。”科瓦尔斯基咕哝着，“我刚才读过关于这种病的一些东西。”

他一边说一边走了出去。关于这件事，罗丹应该感到需要警惕，因为他的这位保卫人员除掉每天站着接受命令指示外，从来不知道读任何更复杂的书，而今天却会提出从什么书上看到那个名词。但他没有注意，并且很快就把这件事忘掉了。因为他正等着今天下午来的信，他希望信里告诉他，“秘密军队组织”在瑞士银行的存款户头里，现在已超过25万美元了。

来信果然告诉他金额已经凑足并存入瑞士银行。当罗丹坐下来写信给银行，通知他们把25万美元如数转给他所雇用的刺客时，他感到很满意。他对于还缺少25万美元并不担心。戴高乐总统一旦死了，早些时候在“秘密军队组织”更为得意的时刻，为该组织提供过经费的那些极右翼实业家和银行家，一定会立即拿出这笔钱来的。就在几个星期以前，这些人在他要求继续提供些经费时，借口说“爱国力量在近几个月内未能取得进展和采取行动”，使他们过去的投资兑现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干脆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是将来他们会争先恐后地愿意做那些不久后将成为复兴了的法国的新统治者的军人们的后盾的。

他写完了给瑞士银行的指示时，天色已晚。但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