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的日子-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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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地接见一些主要的报刊记者，在这些接见中，这位老政治家可以为“秘密军队组织”的这些活动披上正直行动的外衣。

皮杜尔的宣传活动，几乎和这几天在法国各地电影院和咖啡馆里出现的炸弹爆炸恐怖活动一样，使法国当局感到吃惊。

然后，到了1963年2月14日，发生了另一次谋刺戴高乐的事件。戴高乐预定要在第二天到军事学院去讲话。谋刺计划是当戴高乐步入大厅的时候，由一名刺客从附近房子的屋檐下向戴高乐的背后开枪。

有三个人在这次事件后被捕审讯，他们是让·比农、一个名叫罗贝·普瓦纳尔的炮兵上尉和一名军事学院的英语教员保罗·鲁瑟莱·德·莉菲阿夫人。射手应该是乔治·瓦当来担任。但这次又让“拐子”乔治逃脱了。他们的被捕是因为在普瓦纳尔的套间里搜出了一支带有红外线瞄准器的步枪。经过审讯后表明，他们为了把乔治·瓦当和步枪偷运进军事学院，曾找过马吕·杜准尉，后者立即报告了警方。

2月15日，戴高乐将军准时出席了军事学院的典礼活动，但是令他很不高兴的是，乘坐了一辆装甲汽车。

那次的阴谋搞得非常笨拙，但是它却使戴高乐很生气。他在第二天把内政部长罗杰·弗雷伊叫来，拍着桌子对这位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长说：“这种暗杀的勾当搞得太过分了。”

弗雷伊决定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某些高层阴谋分子来个杀一儆百。他对最高军事法庭正在进行的对巴斯蒂安·蒂尼的审判结局十分放心，因为蒂尼已在被告席上直言不讳地努力说明为什么他认为夏尔·戴高乐应该死。这一点就足够判他的死刑了。但是还需要更多杀鸡儆猴的例子。

2月22日，法国保安总局第二局局长致内政部长的一份备忘录的抄件到达了行动分局局长罗兰的办公桌上，内容摘要如下：

〖我们已经查明这场颠覆运动的一名主要领导人的下落，他是前法国陆军上校安东尼·阿古。他已逃往德国，根据我方情报局的情报，他将在德国停留数日。

既然如此，应有可能对阿古下手，或可捉拿归案。我方的反间谍机构曾向能干的德国反间谍当局提出合作要求，但遭到拒绝。德国反间谍当局现同意我方人员跟踪阿古和“秘密军队组织”的其他领导人。因此，我方的行动，凡针对阿古者，必须以最快速度周密进行，而且要求授予全权。〗

这项任务交给了行动分局。

※※※

1963年2月25日，安东尼·阿古在罗马会见了其他“秘密军队组织”的领袖后回到德国的慕尼黑。他没有直接回到乌纳特尔街的寓所，却乘坐出租汽车到伊登·沃尔夫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打算在这儿开个会。他还没有到房间去，在旅馆的大厅里就遇到两个口操纯粹德语的人找他谈话。他还以为他们是德国的便衣警察，正打算从口袋里取出他的护照。

这时，他突然感到两只手臂被紧紧夹住，他的脚离开了地面，被架到停在旅馆门口的一辆洗衣房的面包车里。他开始抗议，却遭到了对方用法国话的一顿臭骂，一只强有力的手打在他的鼻子上，另一只手击中了他的腹部，一只手指点了他耳朵下的神经，他突然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就不省人事了。

24小时以后，巴黎凯德索菲弗街36号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电话铃响了。一个沙哑的声音对接电话的警官说，他代表“秘密军队组织”说话，并说安东尼·阿古已经“捆绑停当”，待在这座房子后面停着的一辆面包车里。几分钟后，面包车的门打开了，阿古跌跌撞撞地从车上下来，出现在一群惊呆了的警官面前。

阿古的眼睛被蒙住了24小时，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着才站得住。由于鼻子出血，他的脸上沾满着血迹。他的嘴被一个钳子夹住。

警察把钳子拿掉，有人问他：“你是安东尼·阿古上校吗？”他说：“对。”至于阿古前一晚如何被特工人员偷运过国境，这辆汽车又如何开到警察局后院而由一个陌生人用电话通知，这只不过是他们在工作中开了个玩笑。阿古一直被拘留到1968年才释放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行动分局没有估计到的：他们弄掉阿古虽然使“秘密军队组织”的士气大为低落，但是却为阿古身后那位不出名的副手——马尔克·罗丹上校掌握谋刺戴高乐行动的指挥权铺平了道路。他虽然藉藉无名，却同样精明强干。从许多方面来讲，这是一件不合算的买卖。

3月4日，最高军事法庭宣布了对巴斯蒂安·蒂尼的判决，他和其他两人被判处死刑，而“拐子”瓦当则没有逮住。

3月8日，戴高乐总统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听了犯人辩护律师提出的减刑请求。最后，他把其他两人的死刑减判为终身监禁，而对巴斯蒂安·蒂尼则维持原判。

这天晚上，律师把最后的判决告诉了这个空军中校。当后者微笑着表示不相信时，律师说：“日期定在3月11日，你将被枪决。”

巴斯蒂安·蒂尼依然保持微笑并且摇摇头。

他告诉律师说：“你不知道，在法国军队里，没有一队士兵会对准我开枪的。”

他毕竟估计错了。

在法国的第一欧洲广播电台早晨8点钟的新闻节目里，报道了这条执行枪决的消息。在西欧大部分土地上，只要愿意收听的人都能听到这条消息。

在奥地利一家小旅馆的一间房子里，这条消息触发了一系列的计谋和行动，这些计谋和行动使戴高乐将军比他毕生事业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死亡。住在这个房间里的就是“秘密军队组织”的新行动首脑马尔克·罗丹上校。

第二章

马尔克·罗丹关了半导体收音机，从桌子旁站起身来，一盘早餐几乎原封未动地留在桌子上。他慢慢地走到窗子跟前，又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远眺窗外白雪覆盖的景色：这迟来的春天，使积雪还没有开始融化。

“这些混蛋！”他小声地诅咒着以表示愤恨。接着他又轻轻地用一连串的咒骂以发泄他对法国总统、他的政府和行动分局的强烈仇恨。

罗丹在许多方面都不像前面几个领袖人物。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灰白色的脸蕴藏着满腹仇恨。不像其他的拉丁人，他经常以一种冷淡的态度来掩饰自己的感情。由于他没有理工科大学毕业的学历，使他不能再往上晋升。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在德国侵略法国的时候，他才十七八岁，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他驾驶着一条渔船，从法国逃到英国，后来在洛林十字架的旗帜下当了一名列兵。

罗丹从列兵到下士，然后上升到准尉，经历是很艰苦的。在科尼希将军率领下，他在北非参加了几场血战。后来又跟着勒克莱在诺曼底登陆，通过灌木丛林，在解放巴黎的战斗中，才使他带上了军官的肩章。如果凭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无论如何也是升不上去的。要是在战前，他只能考虑自己是复员呢，还是留在部队里终身当一名小兵。

可是，复员后回去干什么呢？他除了父亲教给的修鞋技术以外，一无所长。他发现自己家乡的工人阶级已归共产党控制，共产党接管了“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的内务部。因此，他只好留在军队里。后来他看到从军官学校毕业的有知识的年轻新一代，通过教室里的理论课程赢得了同他一样的、用鲜血换来的“V”形军官臂章，这使他更感到不平。当他眼看着他们在军衔和特权方面都超过自己以后，这种不平之感便变得难以摆脱了。

剩下来的惟一出路是参加殖民军部队，那儿的士兵勇猛顽强，长年征战，不比那些义务兵只是在操场上练个没完。因此，他设法调到了殖民军空降部队。

他在印度支那的一年里，很快成为一名连长。和他生活和战斗在一起的人，说的和想的都是和他一致的。作为一个鞋匠出身的青年人，要想往上爬，还必须通过战斗、战斗、更多的战斗。他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时，已经是一名陆军少校了。他回到法国又经历了不愉快和受挫折的一年以后，又被调到阿尔及利亚。

法国撤出印度支那这件事以及他在法国度过的那一年，使潜伏在内心的愤愤不平变成了对政客们和共产党人的厌恶。在他眼里，政客和共产党是一路货，他们这些人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法国的各种社会生活中去了。法国如果不由军人统治，就永远无法摆脱那些遍布法国政界的卖国贼、马屁精的掌握。只有军队里才不存在这两种人。

罗丹像大多数作战军官一样，曾亲眼看着自己的士兵死去，有时还掩埋过那些不幸被俘的士兵的支离破碎的尸体，因而把士兵看做是真正的社会中坚。正是由于这些战士的流血牺牲，那些资产阶级才得以在家里过着舒适的生活。他在印度支那的丛林里打了八年仗以后，才从祖国的老百姓那里知道，大部分人对于军队还是毫不关心的。他看到过左翼知识分子指责军队的文章，写的无非是些关于严刑拷问战俘以获取重大情报等琐碎小事。这些在马尔克·罗丹内心激起了一种反感，这种反感和他原先由于没有晋升机会而积下的不满情绪结合起来，使他变得更加狂热。

他一直认为，如果当地有殖民地政府当局的支持，在国内有政府和人民作为后盾，那么军队是能够打败越盟的。在越南的失败是一种集体的背叛，使得成千上万的优秀青年在那儿死去，而且死得毫无意义。罗丹自己是决不会也决不可能背叛的。在阿尔及利亚就能证明这一点。他在1956年春天离别马赛口岸时，是一个很快活的人。他似乎相信，在遥远的阿尔及利亚的高山上他将达到自己毕生事业的顶峰，从而使法国军队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成为至高无上的军队。

两年艰苦和残酷的战斗，并没有动摇他信念。确实，这些反抗者并不是像他当初想象的那样容易被征服。虽然他和他的士兵们击毙了多少反抗者，把多少村庄夷为平地，使不少反抗者在折磨中死去，但这些反抗者的力量却愈来愈壮大，不但在乡村扩大了势力，而且包括不少城市在内。

他所需要的当然是宗主国给他的支援。在这里或者在那里，不论在什么地方打仗，毫无疑问都是法国领土的一个角落。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一部分，那里居住着300万法国人。人们为阿尔及利亚打仗，就像为诺曼底、布列塔尼、或者阿尔卑斯打仗一样。在他升为陆军中校时，他就转移到城市去战斗，起初在波尼，后来到君士坦丁。

在布莱德他是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士兵作战，他们虽说不是正规军，但总还是战斗人员。他对他们的仇恨，同他对城里那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战争的仇恨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在后一种战争里，清洁工人把塑料炸弹放在法国人常去光顾的咖啡馆、超级市场和游艺场里。他为了把那些在法国公民中间置放炸弹的坏分子清除出君土坦丁而采取的残酷措施，使他在卡斯巴城得到了“屠夫”的绰号。

为了最终消灭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军队，惟一需要的就是从巴黎得到更多的帮助。罗丹和大多数狂热分子一样，可以单凭信念而不顾观点、战争费用的日益增长；在一场愈来愈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重负下，法国的经济摇摇欲坠；义务兵的士气逐日下降等等，对他来说，都成了小事一桩。

1958年6月，戴高乐重新执政，出任法国总理。他干净利落地搞掉了腐败的摇摇欲坠的第四共和国，建立了第五共和国。由于他使用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这个词，并由将军们传达下去，这才使他得以回到总统府，然后又于1959年4月进入爱丽舍宫。当罗丹听到戴高乐说出那个词时，他回到屋里兴奋得哭了。当戴高乐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对于罗丹来说，就好像上帝降临人间。罗丹认为戴高乐肯定正在制定新的政策，共产党人将被撤职，让·保罗·萨特必然会以叛国罪被枪决，工会必须服从指挥，而法国不久终将全力保护她在阿尔及利亚的亲骨肉，支持正在保卫法国文化边疆的军队的。

罗丹对这一切就像他对太阳会从东方出来一样有把握。当戴高乐以他自己的办法着手恢复法国时，罗丹以为一定是哪里出了毛病了。总得允许老头儿有一定的时间啊。当法国内阁与本·贝拉和民族解放阵线开始初步谈判的传闻不胫而走时，罗丹觉得不能相信。他虽然同情大个子乔·奥梯兹于1960年领导移民发动的那场叛乱，但是他仍然认为未对当地农民进行彻底的扫荡仅仅是戴高乐的权宜之计。他确信老头儿是一点也不糊涂的。他不是曾经喊过“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吗？

当最后毫无疑问地证明戴高乐复兴法国的版图并不包括阿尔及利亚时，罗丹的理想就像一个瓷瓶被火车撞得粉碎一样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