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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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的组织工作过四年，在国会山上的两年从政生涯依然是郁郁不得志。直到有一天，他在一份律师杂志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他才成为十四街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
“法律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说，“而不仅仅是赚钱。”接着他又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说，指责那些搜刮了巨额钱财的大公司和律师们。他的一位来自布鲁克林的律师朋友通过起诉各地的乳房整形公司挣得一千万美元的年薪。“一年挣一千万！这笔钱能给整个华盛顿的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
不管怎么说，他很高兴看到我弃暗投明，并对我与那位持枪的“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
“那么你究竟做些什么呢？”我问道。我很喜欢与他谈话的感觉。他言辞犀利，机智聪敏，那一长串一长串的词句使我应接不暇。
“两件事。第一件是制订法律。我和其他律师一起参与立法。第二件是指导诉讼，通常是集团诉讼。我们起诉了商务部，因为在九十年代的这次人口普查中，无家可归者的数目被大大压低了；我们起诉了特区的教育当局，因为当地学校将无家可归的儿童拒之门外；我们进行了集团诉讼，因为特区当局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就终止了几千项建房资金计划；我们抨击了使无家可归非法化的法案。只要无家可归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
“这些案子真够棘手。”
“是的。可幸运的是，在华盛顿有很多好律师愿意奉献他们的时问。我是他们的教练，负责制订比赛计划，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开始比赛。”
“你不见你的客户吗？”
“偶尔也见。但当我独自一人在那间小房间里工作时，效率最高。这就是我对你能来感到高兴的原因。我们需要有人帮着联络。”
他忽地一下站起来，谈话结束了。我们约好准九点离开，然后他走了。在他滔滔不绝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手指上没戴婚戒。
法律就是他的生命。法律是一位善妒的女主人，这条古老的箴言现如今已被像我和亚伯拉罕这样的人赋予了新的含义。
法律是我们的一切。
市警察局的警察们直等到将近凌晨一点，才像突击队员那样开始猛击起门来。他们先是拉响了门铃，随即又用双拳擂打门板。还没等克莱尔回过神来，下床找件衣服披在睡衣上，他们就开始踢门了，准备破门而入。当克莱尔用颤抖的声音询问他们是什么人时，他们大声吼道：“警察！”她慢慢地打开门，又吃惊地直往后退。闯进来四个男人——两个穿制服，两个着西装——看他们那架势，好像情势万分危急。
“退后！”其中的一个命令道。克莱尔口不能言。
“退后！”他歇斯底里地吼道。
他们砰的一声关上门。为首的是少尉加斯科，穿一身廉价紧身西服。他向前走了几步，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文件。“你是克莱尔·布罗克？”他用冷冰冰的声音问道。
她点点头，张着嘴。
“我是加斯科少尉。迈克尔·布罗克哪儿去了？”
“他不再住这儿了。”她努力挤出几个字来。另三名警察在房间里四处逡巡着，仿佛要扑向任何可能出现的目标。
加斯科怎么会相信她的话，可惜他没有逮捕令，只有搜查令。“我有一张基斯勒法官今天下午五点签发的搜查令，搜查这座公寓。”他展开文件在她眼前晃了一下，似乎要让她欣赏一下那上面漂亮的字体。
“闪开。”他说。克莱尔又向后退了几步。
“你们在找什么？”她问道。
“搜查令上写着呢。”加斯科边说边把搜查令扔到厨房的长条桌上。四名警察成扇状对整个房间进行搜查。
手机就放在我睡袋开口处的枕头旁，当时我正睡在地板上。这是我第三个晚上睡地板了，我这样做部分也是为了体验一下我的新当事人的生活。我现在吃得少，睡得更少，试图获得一种露宿街头的体验。我的左半个身子从膝盖往上又红又肿，又酸又疼，所以我只好采取右侧卧的姿势。
这是必须付出的一点小小的代价。我有遮风挡雨之处，有取暖设备，有可以锁上的门，有一份工作，不必为明天的生计发愁，不必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我抓起手机：“喂。”
“迈克尔！”是克莱尔低低的急促的声音，“警察正在搜查我们的房子。”
“什么？”
“他们在这儿，总共四个人，带着搜查令。”
“他们要搜什么？”
“他们在找一份档案。”
“我十分钟内赶到。”
“快来。”
我如疯了一般冲上楼去，迎面恰好撞上加斯科：“我就是迈克尔·布罗克，你究竟是谁？”
“少尉加斯科。”他答道，语气中略带讥讽。
“让我看看你的证件。”我转身看见克莱尔正倚着冰箱，手中端着一杯咖啡，“拿张纸给我。”
加斯科从他的外套口袋中摸出他的警徽，在我的眼前高高举起。
“拉里·加斯科，”我念了一下他的名字，“我会第一个起诉你，明天上午九点。还有谁？”
“还有另外三个，”克莱尔道，同时递给我一张纸，“我想他们在卧室里。”
我向房间里面走去，加斯科随后，克莱尔跟在加斯科身后。我看见一名便衣警察正四肢着地，趴在卧室的地板上朝床底下张望。“让我看看你的证件。”我向他咆哮道。他慌忙站起身来，做好了打仗的准备。我向前逼近，咬牙切齿道：“身份证，混蛋！”
“你是谁？”他问道，边向后退了一步，边向加斯科望去。
“迈克尔·布罗克。你是谁？”
他飞快地出示了他的警徽。“达雷尔·克拉克，”我大声念道，一边迅速地记下，“第二被告。”
“你告不了我。”他说。
“听着，小子，八个小时后，我们联邦法庭见。我要告你们非法搜查，索赔一百万。我肯定赢。拿到法庭裁决后，我会穷追不舍，直到你倾家荡产。”
另两名警察从我的卧室中现身出来。我被他们团团围住。
“克莱尔，”我叫道，“拿摄像机来，我要把这录下来。”她一闪身进了客厅。
“我们有法官签署的搜查令。”加斯科用略带辩解的口吻道。他的三位同伴向前逼近一步，收缩了包围圈。
“你们的搜查是非法的，”我忿忿不平道，“批准这次搜查的人也要吃官司，你们每个人都要吃官司。你们很可能要受停薪离职检查的处分，你们要被民事起诉。”
“我们有豁免权。”加斯科说，眼光掠过他的同伙。
“要是那样才真叫见鬼呢。”
克莱尔拿着摄像机回来了。“你告诉过他们我不住这儿吗？”我问。
“是的。”她说着举起了摄像机。
“有种就接着搜，小子们。这下该明白了吧，这是非法的。你们早该住手，当然你们不愿意。顺手牵羊、小偷小摸更对你们的胃口。本来你们还有救，这下就等着瞧吧。”
“胡说八道。”加斯科反驳道。他们极力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但一想到我是律师，心中不免惴惴不安。他们并未发现我住在公寓，也许我说的会歪打正着，但我心中没底。在当时的情形下也只好那样说了。
从法律的角度讲，我的理由未必站得住脚。
我不理加斯科。“你们的姓名？”我问那两个着制服的，他们出示了警徽，分别叫做拉尔夫·利利、罗伯特·布洛尔。“谢谢，”我故作胸有成竹状，“你们是第三、第四被告。还不快滚？”
“那份档案在哪儿？”加斯科问。
“我不住这里，档案怎会在这里？这正是你将被起诉的理由，加斯科警官。”
“起诉不起诉没什么大不了的。”
“很好。谁是你的律师？”
他一时答不上。我向书房走去，他们不情愿地跟着。
“出去，”我命令道，“档案不在这里。”
克莱尔用摄像机把他们一一摄下来，使他们收敛了许多。他们窸窸窣窣地向门边退去，布洛尔的嘴里嘟哝着律师什么的。
他们走后我看了看搜查令。克莱尔靠着厨房的长桌啜饮着咖啡，打量着我。搜查引起的恐慌过去了；她又变得安静，甚至有点冷若冰霜。她不愿承认心中的恐惧，极力掩盖她的柔弱无助的感觉；很显然，她不想让我看出她需要我。
“文件里写些什么？”她问。
她其实并不想知道，她所要的是保证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说来话长。”换句话说，最好别问。她懂我的意思。
“你真要起诉他们吗？”
“不，起诉理由不充分。我只是想赶走他们。”
“你做到了。他们会回来吗？”
“不会。”
“太好了。”
我将搜查令折起来塞进口袋。那上面只提到了河橡公司和TAG公司的卷宗，而此时它和它的副本正安静地躺在我新公寓的墙壁里。
“你告诉过他们我现在的住处吗？”我问。
“我不知道你现在的住处。”她答道。接下来我俩都没说话，我满以为她会问我的新住处，可她没有。
“我为今晚发生的事感到抱歉，克莱尔。”
“没什么，只是要保证它不再发生。”
“我保证。”
道别时没有拥抱，没有吻，没有身体间的任何接触。我只是道了一声晚安，就走出了她公寓的大门。这正是她所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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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星期二是“创建非暴力社区”招募新会员的日子。这个社区是华盛顿特区迄今为止最大的避难所。与往常一样，还是莫迪凯驾车，他计划第一周带带我，再放手让我单干。
我对巴利·纳佐的威胁和警告置若罔闻。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针锋相对我丝毫不感到讶异。凌晨前对我的前住处的粗暴的突击搜查正预示了随后将会发生什么。我必须告诉莫迪凯我以前的所作所为。
汽车一发动我就对他说：“我和我妻子已经分居，我已搬出去另住。”
莫迪凯这可怜的家伙显然没料到大清早就会有这样糟糕的消息。“我很难过。”他说。他转头看我时车差点撞到穿越马路的行人。
“别难过。今天凌晨，警察突击搜查了我以前住的公寓。不仅仅是冲我而去，更具体地说，是冲着我离开公司时带走的那份文件。”
“什么样的文件？”
“是关于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的那份文件。”
“说下去。”
“我们现在知道，德文·哈迪挟持人质招致身亡的原因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将他逐出家门收回房屋的缘故。一起被驱赶的还有另外十六个人，以及一些儿童，朗蒂和她的孩子就在其中。”
他沉吟片刻，道：“这真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
“那个废弃仓库的地权恰好为河橡公司所有，他们打算在那儿造一座大宗邮件服务中心，工程造价两千万。”
“我知道那个仓库，一直有人擅自强住。”
“但他们不是占住者，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你是光凭猜测呢，还是有真凭实据？”
“眼下只是猜测。文件已经窜改，有人做了手脚。一位名叫赫克托·帕尔马的律师帮办负责这项龌龊的工作，他多次实地勘查，最后将那些人扫地出门。他现在成了我的内线。他写了一张匿名便条，告诉我将那些人驱逐是违法的，他给了我档案柜的钥匙。昨天起，他再没去上班。”
“他哪里去了？”
“我也想知道。”
“他给了你钥匙？”
“他没有亲手交给我，他把钥匙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注明了使用方法。”
“然后你就那么做了？”
“是的。”
“去偷文件？”
“我本来没有打算去偷。我想去事务所把文件复印下来，在路上与某个闯红灯的笨蛋撞在一起，结果我就住进了医院。”
“就是那份我们从你车里找到的文件吗？”
“正是，我本想去复印它，然后送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这样就没人会发觉。”
“我并不认为那样做很明智。”他想骂我蠢驴，但碍于我们关系尚浅，没能出口。
“文件里少些什么？”
我把情况做了一番简单介绍，包括河橡公司的历史，以及它急于拿到这个项目所做的努力。“压力就在于要把这块地牢牢控制在手中，帕尔马第一次去仓库时，就遭到了痛击，他写了一份备忘录放进档案。第二次去时，他带了一个保镖，回来时却发现备忘录不翼而飞。当初他确实将它归档了，很可能是布雷登·钱斯取走了。”
“那么备忘录上写些什么？”
“不清楚。但我有一种预感，赫克托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