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角兽谋杀案-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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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约翰·狄克森·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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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角兽谋杀案》导读
◎James/文
情节的胜利
随着欧美古典推理小说在国内的陆续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约翰·狄克森·卡尔发生兴趣。1906年，卡尔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随后则到英国定居了长达17年的时间。作为20世纪30年代超一流的推理小说大师，卡尔一直都享有极高声誉，而且毕生都致力于创作“不可能犯罪”题材的小说——所谓“不可能犯罪”，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凶案现场因某些特定条件而无法接近，所以看起来无人能够完成罪行。
我想，任何一个推理小说爱好者都会知道密室杀人：密闭的房间内，发生了杀人事件，门和窗户都从内部上锁。换而言之，就是无法进出的房间。这种封闭房间内所发生的命案，算是一种狭义的密室。此外尚有另一主流题材：雪地或泥地上的尸体旁边，只有被害者自己的脚印，但他却是在近距离内被杀害的。像这样的情形，就是广义的密室了。1935年，卡尔发表了他的名著《三口棺材》，仅仅一部小说之中，就出现了两宗上述题材的命案，而这部小说的第十七章里，更借大侦探菲尔博士之口，拿出了著名的“密室讲义”。这份讲义总结了几乎所有制造密室或不可能犯罪现场的手法，所以这部《三口棺材》始终都被世人推为纯解谜推理小说史上的顶级作品，而卡尔则被誉为“密室之王”。终其一生，卡尔构思了几十种各有千秋的密室手法，他的小说注重谜团、情节紧凑，经常伴随着带有超自然神秘感觉的“哥特式气氛”，使读者爱不释手。
而这本和《三口棺材》同年诞生的《独角兽谋杀案》，风格却是一反卡尔之惯例，显得十分特殊。介绍该著的相关内容之前，有必要先讲讲红鲱鱼的概念。
红鲱鱼（red herring）——对涉猎侦探小说尚浅的读者而言，这或许比较陌生。所谓“红鲱鱼”，最主流的解释是：为使珍贵动物免遭猎户捕杀，动物保护者们遂把烟熏过的红鲱鱼散布在狩猎区，猎犬的嗅觉一受熏鱼味道的扰乱，便会迷失方向。尔后，人们渐渐就把推理小说里面那些误导读者的情节和假线索，戏称之为“红鲱鱼”。
然而“密室之王”卡尔和“红鲱鱼”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这本《独角兽谋杀案》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这是卡尔小说里面，最重要的“非主流”作品之一。
两个稀里糊涂的特工执行任务之际，因种种缘故，和一群素昧平生的人被困一处，而其中某人竟是非常危险的杀人犯！除了杀人犯，还有一位追踪而来的警探，也混在众人里面。整部小说就这样围绕着“谁是探长，谁是犯人”的问题展开。很快，谋杀开始了。不止一人看到被害者突然从楼梯上滚下来，而楼梯上更无旁人。凶器不是手枪，也不是任何远程工具——这宗奇怪的命案，究竟如何完成？
倘若只看开篇部分的话，恐怕不少读者都会觉得这是一部冒险小说或者间谍小说，这是因为小说的呈现方式与众不同。不过，随着篇幅的展开，卡尔仍会把他最擅长的误导，发挥得淋漓尽致。很多读者阅读卡尔的小说之前，都会抱有一种心理：“这次将是怎样的密室？手法将会如何？”我自2004年首度阅读卡尔的《三口棺材》以来，几乎每读一本他的小说，都会带着这种问题。只是这种把不可能犯罪谜题和解答想象得无比美好的期待，几乎无一例外都以失望告终。这并非期望越高，失望越大，而是我的心里总有一个疑惑难以解答：卡尔的小说里面，很多手法其实都很“简单”，只要日常生活时稍加留心，相信很多人都能构想出类似手法。既然如此，卡尔为何仍是一名无法超越的古典推理宗匠？他赖以过人的地方是什么？直到我阅读了大量黄金时期的作品以后，这个答案才慢慢浮出水面。原来——推理小说，小说是基本属性，既是小说，便必须要有故事。卡尔最大的秘诀，就是“会讲故事”。
如果让我找个词来形容卡尔的话，那这个词肯定会是“精灵古怪”。他的故事一开始总是显得复杂混乱，让人摸不着头脑。譬如这本《独角兽谋杀案》，故事一开始，两个糊涂特工笑料百出，阴差阳错地在一座与世隔绝的城堡面前遇到一批因空难而不得不迫降的乘客。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城堡的主人早就接到消息，将会有一批这样的人，他接待了他们。但就在刚刚到达城堡之际，其中一人突然宣称自己就是那个负责追捕杀人犯的警察。而后这个人便遭到杀害。难道凶手就这样轻易得逞？
卡尔就是这样让情节来吸引你，使你一页接着一页读下去。殊不知，当你被精彩情节吸引的同时，其实就忽略了作者留下的关键线索。就这样心甘情愿地跟着情节走，你的思维便渐渐来到了死胡同。所以，每次你读到真相的时候，都会惊觉前面很多你完全认同的线索，竟然会是假的，而对真假线索的分析，却完全符合逻辑，也完全能和前面的章节吻合，只是作为读者的你永远不会发现。这就是情节的威力，这就是布局的巧妙，这就是红鲱鱼般的效果。要让这几种因素发挥最大的作用，需要费尽心思地思考，缜密的思维，以及精心的策划，绝对不像一个诡计手法那样，只需灵光一闪。
密室也好，不可能犯罪的手法也罢，统统都是为情节服务。卡尔之所以伟大，真正的原因恐怕就是：就算你猜透了密室的手法，你也不可能猜透案件的全部真相。
既然说到了情节和误导，就必须顺便说说卡尔最擅长的逆转型谋篇布局：辛辛苦苦让你相信了一个事件，却又突然来个逆转。这就如同一场足球比赛，任何时刻都可能发生比分的改变，哪怕最后一分钟，都潜藏着似输方反败为胜的可能。比赛的结果无法预知，推理小说的逆转却是早有铺垫。任何一本小说都是用若干个事件来构成，每个事件都会有各自的起因和经过，而卡尔的做法则是把这些事件中的某一部分剥离出来，然后和其他事件交叉一处。（当然前提是保证整体情节的合理。）从一开始，就让读者感到故事的新奇。卡尔总能用情节扣住读者的心弦，其原因或许就是如此。他的小说，一方面能让读者产生读到最后一页的欲望，另一方面则具备着因事件的不完整性而起到的误导作用，堪称完美典范。
最后再简单说说小说的主角，亨利·梅利维尔爵士。此人曾经出任英国情报局的头目，脾气古怪，性格易怒，身手灵活，相当结实，而且和当时其他的富有绅士一样，都挺着个大肚子。我们经常能听到他的抱怨，甚至咒骂，当然更多的则是一些俏皮幽默的发言。这让小说整体显得十分有趣。推理小说往往因谋杀而沉重，只有H。M。这种可爱的角色，才能给读者带来轻松。而H。M。的背后，其实便是卡尔那种像孩童般的恶作剧性格，以及他天马行空的想象能力。对读者而言，这绝对值得领略一番。
01 狮子和独角兽
我要先讲个故事，你看看若你是故事的主人公，将会作何反应。
你正在巴黎度假，春日渐远，夏天绿色的气息扑面而来。你心无旁骛，仿佛与世隔绝，享受着难得的平和心境。午夜渐近，你坐在莱莫尼王宫餐馆的栅栏旁，正享用着一杯开胃酒。突然，一位和你相识于英国的美丽女子向你姗姗走来——顺便说一句，她以前一直对你态度冷淡——然后她开始滔滔不绝，讲个不停，简直像个保育员一样。紧接着她点菜吃饭，继续迫不及待地向你陈述一堆无比荒唐、不着边际的言语。
这故事听来如何？
没错，这就是我经历的事情。当时我只想捉弄她一下，哪知竟因此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系列怪事，至今犹是心有余悸。这些事比我几年前在情报局遇到的案子都要糟糕，更重要的是，它们之所以会发生在我身上，完全是“得益”于我开的玩笑。我绝对是个傻子，但当时我的确对坐在我对面的伊芙琳·切尼很感兴趣——原谅我吧，巴黎的春日总是很容易让人犯傻。
几年前，H。M。说服我去撰写《瘟疫庄谋杀案》，我从没想到某天我会重操旧业。实际上这次我是被逼无奈，如果你能耐心看完后面的故事，你就会明白我为何这样说了。我知道类似人物简历这种东西，读来总是十分乏味，但现在却必不可少。我的护照上是这样写的：姓名，肯·伍德·布莱克。年龄，三十八。地址，圣詹姆斯地区，百利路，一栋爱德华时期【注：爱德华时期是指爱德华七世在位时期，即1901至1910年间。】风格的住宅。职业，无甚可说。我不喜欢工作，而且从不掩饰此事，所以我的工作跟“卓越”这种词绝不沾边。我本想从事外交事务，因此曾认真研究过语言问题。1941年我以专员身份，前往英国驻美国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一年后，我年限合格，想方设法得到一个任命，参加了希格利夫高地的军队。没人发现我没什么本事，而且这两年里我做得也的确不差。我本来一直希望能得到提升的，结果却在阿拉斯加那里中了枪。等我身体恢复之后，他们把我开除了，说我在现役服务中不合格。
尔后我便回到了伦敦。那天我郁郁寡欢，心情跌至谷底，却碰巧遇见H。M。。我怎么也不会忘记他那天的样子——他从政府府邸僵直走来，帽子紧贴后脑，眼镜从鼻梁上耷拉下来，衣领的毛皮像是被虫蛀过，大衣在身后飞扬。他低着头，行动迟缓，紧握拳头，咒骂政府官员，声音洪亮清晰，引得人们差点儿把他当成“亲德派”给围攻了。虽然他见到我之后的第一反应不怎么友善，不过我却相信他会明白我的处境。我被他拉到了可以俯视泰晤士河岸的家里，就这样莫名其妙进了情报机构。用他的话来说，我毫无资历，但我并不奸诈。
而“不奸诈”正是H。M。所认为的当特工最宝贵的品质。他说，稍微聪明点的人，在危险到来之前就会方寸大乱、走为上策，如果你好好想想的话，就知道这根本就是愚蠢的表现。他给我讲了点入门知识，告诉我肯定会受排挤，还说如果我遭遇险境，他决不出手相助。对此我无甚可言，只能说这完全就是假话。H。M。曾为保护他手下一个最低级别的特工，把整个议会都得罪了，还霸占了外交部的所有资源。他说那是他的伙伴，他会坚定地支持他们。倘若有人看不惯这种行为，那就让他们去死吧。
我从一名反间谍工作人员变成了特工，也算是“外交工作”吧，这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在此，我不能把我的冒险经历和你逐一分享，也不能详尽描述在这过程中我所遇到的各色朋友。但现在我坐在莱莫尼王宫餐馆的栅栏旁边，抿着杜邦内葡萄酒，却禁不住回忆蔓延。再过两天，就是乔治国王登基二十五周年的纪念典礼了。
确切地说，今天是五月四号，周六，明天我就要飞回伦敦，去参加周年庆典。巴黎的慵懒气息让我也陷入了一种懒洋洋的状态。这里天色颇佳，绿意盎然，繁花盛开，叶子在高大路灯的映衬下尽显洁净美好。温暖的阳光洒落下来，街道两旁的咖啡厅被围在墨绿色的栅栏里，空气中弥漫着人们闲谈的话语，夹杂着出租车平缓的鸣笛声。
刚过晚上八点，正是考虑晚饭吃什么的时候，窗外下起夏日常见的倾盆大雨。遮雨的凉棚在我头上哗哗作响，凉风卷着飞旋的尘土吹拂报纸，使报纸随风响应，像侍者的围裙一样舞动起来。这两周除了看看头条，我几乎没怎么看过报纸。突然一阵疾风，把其中一张吹到我的身边，我顺势踩住。上面头条有什么“周年庆典准备工作有序进行”，还有“印度陷入危机”之类，然而最吸引眼球的却是对两个人的报道——一个叫弗莱明德，一个叫盖斯奎特。
当我没搞清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之前，这两个名字就好像毫无意义的流行标签一般，让我略感不适。以前当人们尚未获悉事情何处发生、含义如何之时，总习惯用“是的！我们没香蕉了”【注：“Yes！We Have No Bananas”是1922年百老汇歌舞剧《Make It Snappy》中的一首谐趣歌曲，问世后极其流行，歌曲的名称《是的！我们没香蕉了》更被许多戏剧、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借用。“二战”期间，英国政府禁止进口香蕉。有些店主便把“是的！我们没香蕉了”的牌子挂到橱窗里面。】来回答近乎所有问题。就好像有人问：“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就可以回答：“是的！我们没香蕉了。”而今我委实太好奇了，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弗莱明德和盖斯奎特究竟是谁，或究竟是什么东西。似乎所有人都谈论着这两个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