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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云中人-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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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机十个小时。办公地点在地下室里,环境马马虎虎,不能抽烟也不能喝酒,半夜干完了活,和几十个电脑专业的师兄一起回到员工宿舍睡觉,与学校一样的铁架子床,分上下铺,睡醒了继续上工。我开始怀念学校,辞了工作又回来,每天躺在寝室的铁架子床上,世界开启,合拢,开启,合拢。我给自己的大脑按下了Sleep健。

对我来说,这与其说是回归,毋宁说是一次非线性变化,失去理智的结果。我一再地徘徊于摇滚仓库和操场看台之间,试图证实两年前和我做爱的长发女孩的存在,试图清晰地看到她和死去的校花,她们或者是同一个人,或者毫无关系,这都可以。但我收获到的只能是无穷无尽的迷惘,记忆已经风化,事件已经凝固。

曾经有个女孩对我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乳沟时代,乳之风光必然依赖于乳沟,但乳沟之存在则没有任何实际效用,乳沟甚至连器官都算不上,它其实是个负数,是一道阴影而已。从切面来看,乳沟正是典型的非线性变化。

二〇〇一年是个衰败与繁荣交相存在的年份。乳沟时代是否存在,我不敢确定,乳沟困境倒是的的确确缠绕着我。

我一直没有女朋友。

大学一年级的深秋,近乎谈过一次恋爱,近乎。女孩是我同班同学,长得很一般,瘦高个子,剪一个很温驯的短头发,碎碎的很好看,但经不起风吹,一吹就变成男人。这和长发女孩不能比。

女孩的脾气和她的发型颇相似,看着温驯,其实是个很有洞察力的家伙,平时话不多,更不活跃,开学头三个月她基本被忽略掉。她是T市人,家在市区,走读生,平时不在学校里,惟有上课的时候才露个脸。似乎是挺有钱的,听说家里有房有车,不过我和她混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还是靠走路。

没有确认男女关系,没上床,没接吻,没去过看台后面。那年深秋,因为空虚,跟着她在T市到处晃悠,实指望她能做我的导游,结果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雨天,像两个湿淋淋的旧皮箱被放置于不同的场所。

我们在雨中参观了T市的商业中心,在雨中蹲在铁道荒凉而杂乱的货场上,在雨中徘徊于植物园、动物园,就连一年一度的菊花展似乎也受了她的感召,明明是选了个晴天去参观,到公园里居然下起雨来。

面对着雨中的景物,心情当然好不到哪里去,作为从小在T市长大的女孩,她当导游的话基本上可以使这个城市的旅游业破产,说出来的话比雨还烦人。我跟着她东跑西颠的似乎只是为了让她有机会多抱怨几句。

“步行街容易使人产生消费欲望,与他人近距离并行的嫉妒感,不满足,疲倦导致的思维能力下降。”在商业街上,她这么说。

“货场不为城市所容,欲望未赋予它应有的概念。”在铁道边。

“T市的植物园只是一群花匠在经营,但比动物园好一点,动物园看上去就像虐待狂的仓库。”

“菊花得以专门展览,全因其命贱、品种多。又正好开在适合观光的季节。”

类似的话不胜枚举,我认为其具备一定的洞察力而又没有任何意义,正如她高高的个子却没有身材。但是,她仍然让我略微地动心,说不清道不明。

某一天,记得是冬天,我们在五块钱一小时的网吧里泡着,泡了足足一个通宵,她买单,出来的时候彼此都是一张隔夜脸孔。冬天的早晨,四周起了浓雾,路灯还没灭。她忽然提议去附近的宾馆睡一觉。那是在市中心,我说我来付账,去提款机上提了两千块钱带她走进一家皇冠假日。她看到提款机上的余额,八万元,毕竟是有钱人家的小姐,也没表示诧异,也没问我的钱怎么来的,只是很安静地看着罢了。

在酒店里开了个标房,两张床,我们各自洗了澡之后,挑一张床睡了下去。电视机一直开着,处于静音状态。直到下午,我们同时醒了过来,觉得很饿,她从背包里拿出夹心饼干,吃了个精光。然后她说,今天没有下雨,能不能做爱。

在静音的电视画面中看到很多汽车追尾,场面壮观,联想到我们当时的姿势也像是一次次的追尾。

“喂,说说你自己。”她说。从宾馆出来以后,她带我去了一家咖啡馆,很有兴趣地望着我。“你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就为存折上那八万?”

“你用IBM的手提电脑,Diseman是索尼的,耳机是铁三角的正货,起码值一千块吧?非常暴发户的样子。”

“无可奉告。”

她只是和我一起巡游城市的人,但无法成为倾诉对象,在所有的电影里,这一对人儿都是默默地蹲着、站着,看着风景而不会相互倾诉。即使说出来,听到的大概都是类似回声的东西。

她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笑笑不说话了。

两个阀门在一起,没有谁是扳手。我心想。

“你不简单。”她说。

做爱之后,她消失了一阵子,再出现时已经是寒假之前。那会儿我的存折上已经只剩下六万元了。她告诉我,家里出了一点事。

“我爸爸查出来肝癌三期,可能救不回来了。我得回去照顾他。请你吃顿饭吧。”

她开着一辆福特,把我带到市中心一家十分雅致的西餐厅,整个餐厅就我们两个人,安安静静的,连音乐都没有,服务员像是忍者一样无声地穿行在铺着雪白桌布的座位间。我极为中意的餐前面包,吃了一份不够又加一份。她在一边笑眯眯地看我吃,从来也没见她这么得意过。

“这么说,你就不来上学了?”我问。

“对啊。”

“辍学太可惜了。”

“也无所谓,我爸爸要是真救不回来,我就得去继承他的产业了,哪个大学都去不了,弄张MBA的文凭倒是有可能。”

“你爸爸什么产业啊?”

“开公司的。”她无所谓地说,其实是示意我不必再问下去。

“噢,恭喜你。”

“恭喜我爸爸生癌?”她手肘撑在桌上,手掌托腮,近乎妩媚地说。

我举杯和她庆祝。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她问。

“很倒霉,手提电脑被人偷了,买了一台二手的结果是坏的,也不想再买了。Discman和铁三角耳机被人借走了,结果那个人打架被打伤了就再也没出现过。”我叹气说,“所谓每况愈下。”

“都可以再买嘛。”

“买不起啦,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读大学的三年里,把存折上的钱细水长流地花光,而不是一会儿做大款,一会儿做乞丐。”

“钱是身外之物。”

“也不能那么说,爱情还是身外之物呢。”

她笑笑说:“最近我在研究佛法。”

“佛法好,但佛法只是菩萨口袋里的零钱。”

“受用不小。等我爸爸死了,可以用这个来超度他,坏事干得太多了,不知道能不能给他减免一点惩罚。”她依旧是笑眯眯地说。

“别想那么多,要活得通俗一点。”我说。

“你也是哦。”

“祝你顺利。”我举起酒杯和她碰了一下。

“以后还联系吗?”

“你说呢?”

“总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她说,“没别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地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也说不清。”

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度过了太有意义的一段时间吧,再继续下去的话,打个比方我娶了你,后半生反而会显得没有意义。”

“这么说差不多。”她想了想,又说,“不过还是留个手机号给你,如果有特别困难的时候可以来找我。”

“好的,我没有手机,你要是有事就发邮件给我。”

“好的。”

她把手机号抄在一张餐巾纸上,我揣在口袋里。吃完饭,她开着福特离开,我坐上拥挤的公交车独自回学校。餐巾纸很快就找不到了,她也从来没有给我发过邮件。按照阀门的生存方式,一切都是必然的,但是阀门也会感到虚无,在很久都没有扳手的情况下,我还是会偶尔地想念她这个阀门。

直到同寝室的老星告诉我,植物学的女孩是一个建筑承包商的女儿,家产大概有几千万吧,那辆福特对她而言已经是很低调了。我有点诧异,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挑中我。

“和她睡过吗?”老星问。

“没有。”我撒谎。

“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呢。”

“几百年。”

“太可惜了,”老星说,“要是个美女就更可惜了。幸好不是。”

她退学以后,我再也没有去T市游荡过,生活范围立即缩小到学校方圆三公里以内,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初读大学时的不适感渐渐消退。对我来说,偌大的城市是封闭而干燥的,只有退缩到小小的工学院里,才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我已经忘记了货场,忘记了植物园和动物园。这段生活像拔牙一样从我的记忆中强行摘除,留了一个空位置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空荡荡的,虽说并不妨碍什么,但被空出的位置无法用其他东西填补。一直到那个冬天过去,旧的事物变成陨石坑,它终于和周遭的一切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记忆,真实意义上的从前。当然,她和长发女孩不同,她成为抽象的历史,而长发女孩是非常具体地埋葬在我心里了。

Lush

有那么一段日子,我固执地寻找Lush乐队的唱片。记得这个乐队的人并不多,名字不够响亮,音乐也只是一般的时髦,在他们很红的时候就已经过气,让人联想到某种好吃但易腐的热带水果。

乐队成立于一九八七年的伦敦,两个匈牙利与日本的混血女孩MikiBerenyi和EmmaAnderson遇到了鼓手ChrisAcland,贝司手SteveRippon,组建乐队,起名为Lush。出道时很红,可运气似乎不那么好,并没有大厂牌抢着要签他们的场面出现。之后签在独立唱片公司4AD旗下,一九九二年换了贝司手,由PhllKing担当。

现在归纳他们的风格,不外乎缥缈美声,以及Shoegazing,意为“自赏”,Shoegazing的音乐内涵暂且不提,有一个特征是在现场表现出极度的低调,眼睛看着脚下,如低垂的花朵,除了唱歌与演奏之外仿佛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Shoegazing在九十年代初的英国颇为流行,等到Lush乐队引领这股风潮时,它却迅速过气了。

据说这两对俊男靓女是情侣,MikiBerenyi和ChrisAcland,EmmaAnderson和PhilKing,颇有偶像组合的潜质。乐队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六年出了若干唱片和EP,卖得不怎么样,评论界也未给予好评,《Love life》是其中最棒的一张大碟,也没能让人对他们高看一眼,一九九六年EmmaAnderson宣布离队,同年十月,鼓手ChrisAcland由于抑郁症在父母家中悬梁自尽。

乐队解散,再也没有听到过其他三个人的名字。

时至二〇〇一年,ChrisAcland死后五年,我在地球另一端的T市寻找他们的唱片,DreamPop也好,迷幻噪音也好,在网上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我独自跑了T市的各个碟片市场,正版的,盗版的,打口的,都翻了过来,踪影杳然。他们在哪里呢?在网上我搜到了很多他们的介绍。乐队概况,评论,以及四个人在一起的照片,我找人刻录了他们早期的两张唱片,惟独《Love life》像尘埃落入荒漠一样消失了。

找唱片的心情,通常人很难体会。是一种渴。你需要它就像在吃了毒蘑菇以后需要一杯水,仅有的水,无可替代的水。那阵子只要路过唱片店就会从脑子里跳出《Love life》的名字,无可救药地钻进去翻弄唱片,十足的变态猎杀者,只纠结在那一个点上。我要她我要她,非她莫属,死而无憾。

最后是在一个摇滚论坛上,有个南京师范大学的女孩告诉我,她们学校附近的唱片店就有《Love life》。一月里我跟着春运大军坐火车到南京,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读大学的女孩,从摇滚一直聊到诗歌,她熟知Radiohead碎瓜绿洲山羊皮等等,我问她知道Lush吗,她也摇头。我把乐队的故事告诉了她。

下车后我们一起去了南师大,终于找到了《Love life》,一次买了两张。女孩买的唱片几乎塞满了背包。

那天的天气真是好,干任何坏事都很惬意,绝无负罪感也绝无犹豫。后来她把我带到一个咖啡馆,很宽敞,半透明的天棚将日光均匀地洒下,周围都是一人多高的盆栽植物,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招呼那女孩,我跟着一起坐了过去。他们开始谈论地下摇滚、诗歌,南京的某个牛逼作家最近在干什么,以及某某谁是个呆逼。这些显然与我无关,我对南京不熟,只是凑在一边听着,既然插不上话,我就从包里掏出Discman,撕开唱片塑封,塞上耳塞,在沙发上听我的《Love life》。第一首歌,Ladykillers,电吉他和女声轰然而起,我便被它们包围住了。

不久闻到异样的味道,知道他们在抽叶子。女孩拍拍我,我摘下耳塞,只听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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