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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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朋友们感到尴尬。另一个例子就是赌博。20世纪四五十年代，正值有组织犯罪向急剧膨胀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大量投资的时候。半合法半非法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黑手党对于劳动关系的干涉。它为雇主提供服务破坏工人的罢工，或者与工会联合起来敲诈工人和雇主的钱。不管哪种方式，“我们的事业”的非法活动在上层世界合法机构和强大利益集团的保护伞下没有走得太远。
毒品是一个不同类型的生意。1950年，田纳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斯蒂斯·凯法弗获悉联邦麻醉品局针对黑手党国际贩毒网络所发出的警告。1951年，关于凯法弗的“参议院调查州际商业犯罪特别委员会”的听证会在电视上播放。美国人看到几十个黑手党分子运用第五修正案来应对凯法弗的质问。弗兰克·科斯特洛，这位前私酒走私犯和前任纽约市老虎机之王不允许摄像机拍摄他肩膀以上的任何地方。他在对其商业利益作出闪烁其词的解释时，一直挥舞着手臂，就像在比划芭蕾舞的动作，他的这一举动成为了许多观众对这次听证会的经典回忆。
紧随凯法弗听证会而来的是，美国人重新发现了自己对于黑手党的恐惧，这种恐惧上次笼罩整个国家还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当时发生了“木桶尸体案”而且正值乔·彼得罗西诺中尉当道。这一次，黑手党在人们心中引发的恐慌和迷恋由于对毒品的害怕而更加强烈了。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炒作和短暂的出版业繁荣。一位作者受凯法弗的启发，将黑手党称为“史上对道德最大的威胁”和“世界上所有犯罪的主要源泉”。战后美国与黑手党长期的暖昧关系开始了。
就美国新一轮黑手党恐慌中的所有夸张和纯粹的想象而言，尽管联邦调查局的J·埃德加·胡佛局长仍然拒绝承认黑手党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但凯法弗的听证会对君子们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听证会促使联邦政府于1956年制定了毒品控制法，规定毒品犯罪最高刑期可判40年。根据一份美国警方的统计，等到乔香蕉到西西里岛去“放松心情”的时候，博南诺家族中三分之一的成员都因毒品指控而被逮捕。纽约其他黑手党家族的遭遇更为糟糕，据报道，卢切斯家族失去了百分之六十的人员。
正如布西达和博南诺两人后来都解释的那样，美国黑手党的领导者为应对制裁而颁布了禁止毒品交易的命令（他们俩还宣称，其他的黑手党分子完全有可能破坏了这一禁令）。许多消息渠道可以证实这个政策确实存在，而且每个渠道都指出这项规则经常被违反。实际上，这条禁令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旨在造成这个组织已经远离毒品的印象，但这只是缓兵之计。
更糟糕的是，在1956…1957年间，“我们的事业”最重要的毒品走私海外基地——古巴的加勒比岛也失去了控制。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伊·萨尔迪瓦的腐败和残暴的独裁统治遭遇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大肆宣传的马埃斯特腊山游击战争即遭瓦解。美国人最终于1958年退出了对巴蒂斯塔的军事援助，而卡斯特罗也于次年进入了哈瓦那。
因此，我们不需要特别的智慧就能知道为什么“乔香蕉”1957年会来到西西里岛放松心情。为了获得毒品利益，他的组织需要三个因素：一条值得信赖的人力来源通道，一个拥有特许经营权而无需亲手从事危险事情的合伙人以及一个新的运输基地。
20世纪50年代，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对地盘的控制要远比美国的黑手党对地盘的控制更加彻底，因此博南诺对能获得红地毯式的欢迎十分喜悦。但是意大利的吸引人之处不只是在于它那令人满意的“骇人的”政府机器，而且它的毒品消费量也少得可怜，因此政府没有兴趣解决毒品走私问题。此外，由于意大利的君子们走私香烟时要在地中海各地往来，他们从法国南部顺手捎些提炼的海洛因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麻烦。西西里的移民新浪潮此时也跨过大西洋向西挺进，他们装财物的大箱子无疑是毒品运输的最好工具。乔香蕉没有早点度假的唯一原因就是凯法弗听证会将大西洋两岸之间的高级级别联系给切断了。
在1957年10月的四天里，“乔香蕉”在巴勒莫的帕姆斯大酒店里主持了一系列西西里黑手党和美国黑手党之间的会议。这座酒店是当时巴勒莫城最豪华的酒店，在改造之前曾是惠特克家族的一所住宅。在1881年到1882年冬季期间，理查德·瓦格纳还曾在此精心上演了他的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现在，当许多意大利记者来到巴勒莫报道最新的黑手党暴行或审判的时候，他们就会入住在这里。
尽管我们无法搞到会议的第一手资料，尽管警察对酒店里发生的事情兴趣不大，但是客人的名单还是很值得一读的。从博南诺的套房里进进出出的人中有博南诺的顾问“胭脂红”卡米洛·加兰特以及以布鲁克林为基地的博南诺家族的其他领导成员，包括“约翰”乔瓦尼·邦文特和老板的第一副手弗兰克·加罗法洛。加罗法洛自夏天起就呆在戈尔福海堡。美国代表团包括了布法罗的马戈蒂诺家族高级成员以及“幸运小子”卢西阿诺。自从1946年被美国驱逐出境以后，卢西阿诺就在那不勒斯过着流亡的生活。西西里方面出席的最重要人士就是戈尔福海堡的家族首领，他像“乔香蕉”在布法罗的亲人一样是马戈蒂诺人。其他人也有很强的跨洋关系。
有人曾暗示说布西达也参加了会议。他却断然否认曾经有过这场会议，这点很让人怀疑。不论他是否在场，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让人一眼就能看明白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议。帕姆斯酒店的这次聚会在西西里最美国化的家族和美国最西西里的家族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换句话说，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国黑手党和西西里黑手党之间的会议。它是一次商业会议而不是一次外交峰会，毒品生意就是会议的一项议程。
西西里黑手党参与美国的毒品贸易，这在1957年并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早在20世纪20年代，吗啡就已经通过装橘子和柠檬的箱子从巴勒莫走私了。尼克·金泰尔就提到过如何将毒品藏在船上的奶酪、油、凤尾鱼和其他的西西里产品里。纽约老板乔·普罗法奇的玛玛米娅进口公司就是众多的毒品贩运商业基地之一。但是在“乔香蕉”在西西里度完假后的几年里，逮捕和缉毒的模式表明西西里的人参与明显增加，大西洋两岸的犯罪合作更加紧密。在布满红地毯和镀金镜子的帕姆斯酒店作出的决定所带来的影响是可以估量的。正如一位美国律师后来所说的那样，会议中的每个人都是“毒品跑道上的明星”。走私海洛因成了君子们新的跨大西洋运动。
酒店里还有受邀者，就像是穿着芭蕾短裙的蟾蜍一样惹人注目。他就是绰号为“吉娜·罗洛布里吉达”的朱塞佩·根科·卢索，就是在多玛索·布西达面前上厕所的那位，当时年轻的布西达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等到帕姆斯酒店会议召开的时候，根科·卢索已经继承卡洛·维奇尼成为西西里中部的老大，正享受着成为整个西西里黑手党“老板的老板”这个虚名。但是正如布西达澄清的那样，当时还没有这么一个职位，即便有的话，也不可能由一个来自偏远的穆索梅利的君子担任。根科·卢索可能出现在帕姆斯酒店里的唯一原因就是与会的美国黑手党成员中有一个是他的亲属。根科·卢索在巴勒莫没有权力，在纽约更不用说了，因此对于帕姆斯酒店的讨论贡献甚微。但是从一个半局外人的角度来看，根科·卢索准确地找出了伴随“乔香蕉”的商业提案而来的政治问题。有人无意中听到他在大厅里嘶哑地发起牢骚：“太多的狗追逐一根骨头的时候，最好还是把路让开。”用外行的话说，按照乔香蕉设想的规模进入北美海洛因市场势必会引发竞争。
委员会就是为了管理这些商业对手而设立的。尽管多玛索·布西达在毒品问题上保持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默，但他详细说明了设立委员会的想法是如何演化为现实的。他解释道，从法西斯主义垮台到1957年，“我们的事业”在西西里岛内的联络是紧张和分割的。那些由不同家族的极有势力的君子们组成的小团伙会经常以电报式的隐秘方式商讨问题，许多决定要经过长期协商才会形成。
设立委员会的决定就是以这种迂回的方式形成的。在斯帕诺饭店吃午餐时，布西达第一次听到“乔香蕉”向坐在其周围的三四位西西里“君子”提出设立委员会的建议。“乔香蕉”可能在西西里岛逗留期间向很多人透露了这一想法，而每个人似乎都很喜欢这个主意。一旦按照惯常方式达成这一共识，布西达便负责把博南诺的建议变为现实。协助布西达的是两个年轻的黑手党分子：“塔诺”加埃塔诺·巴达拉曼迪和“小鸟”萨尔瓦多·格雷科。两个人在“我们的事业”以后的历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塔诺”巴达拉曼迪是希尼斯镇的二老板，那里的黑手党家族与底特律家族有紧密的联系。“小鸟”萨尔瓦多·格雷科是西亚古力地区格雷科家族的一员，在1946…1947年战争中幸存下来。布西达、巴达拉曼迪和格雷科后来都成为了重要的毒品交易商。
由布西达、巴达拉曼迪和“小鸟”格雷科组成的三人宪法工作小组为“我们的事业”制定了新的基本规则。西西里岛的每个省都要有自己的委员会（负责整个岛的地区或省际间的委员会直到1975年才设立）。巴勒莫省差不多有五十多个家族，因为家族太多而很难有一个能代表所有家族的有效协商机构。因此，“区”这个中问等级就设立了，用来联络相邻的三个家族。这三个家庭会从他们所在的“区”中选出一位代表占据委员会一席。为避免过多的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任何人不得同时担任家族老板和委员会代表。委员会的重要职能就是对“君子”的谋杀作出裁决。
因此，巴勒莫委员会不是国际海洛因贸易董事会。它实际上是一个精心构建的代表机制，是政治的产物而不是商业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我们从圣乔治的报告中得知，巴勒莫地区的家族早在19世纪末期就有多轮政治谈判和统一审判制度。因此，委员会却不是黑手党历史上的新鲜事物，尽管布西达和博南诺两人都相信这一点。黑手党自成立以来就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地盘控制与非法贸易结合在一起；而设立委员会只不过是解决这个老问题的一个新方法而已。不过，委员会的设立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政治寓意。它实际上是将其他黑手党成员的生死大权从家族老板们的手中夺了过来。
问题是：“为什么是现在呢？”为何西西里着手参与毒品事业竟会导致产生如此精致的宪法机构呢？意大利历史学家得出的答案指向了“我们的事业”内部的商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点。我们最好还是请多玛索·布西达替我们解释这一点吧。布西达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证人，但是却很关键；实际上，他就是因为不客观才变得关键。
布西达乐观地将委员会描述为“调节内部和平的工具”，“使所有黑手党成员经历的恐惧与风险得到降低的一种好的方式”。布西达的这种描述与他对黑手党整体的想象相一致。布西达认为，“我们的事业”是一个高尚的兄弟会而不是一个等级制度。在他的心目中，“君子”们都是兄弟，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是互相尊重而不是对老板的言听计从。“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特殊精英团体中的一员”，他说。布西达一直试图将自己描绘成一位到处周旋的黑社会外交使者，这种怀旧的观点倒是符合他的这一形象。但是布西达对自己形象的刻画就像政党的政治宣传一样既令人迷惑又让人难以置信。事实上，布西达之所以希望委员会以这种方式出现是有其现实的战略原因。我们了解一下他的职业生涯就不难理解这些原因了。
“我们的事业”里基本上只有两种类型的职业：政治职业和商业职业。一个君子可以通过攀爬这个影子政府内部的晋升阶梯而成为一个头目、顾问、老板，并向上继续发展；或者，他也可以在其家族地盘之外发展自己的商业利益，利用黑手党无与伦比的犯罪网络所提供的机会而周游世界。布西达尽管在“我们的事业”内部获得了极大尊重，但却从没有超越士兵以上的等级。他在一生的犯罪生涯中旅行甚广，因此他是黑手党成员中沿第二条职业道路发展的典型代表。20世纪初的西西里裔美国籍君子考拉·金泰尔也和他走的道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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