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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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各方，既有贵族也有穷小子。“小鸟”格雷科的盟友卢西阿诺·莱焦出身于卑微的农民家庭，通过一级级的晋升而在20世纪50年代掌控了科莱奥内家族。战争中站在拉·巴贝拉一边的是彼得罗·托雷塔，他曾是萨尔瓦多·朱利亚诺匪帮的一员，现在是尤迪托地区的老板，安东尼诺·贾莫纳一个世纪之前曾经统治过尤迪托地区。警察局长圣乔治在1898年的报告中就提到过一个托雷塔。因此，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双方的黑手党家世谁也不比谁更高贵。“新派”黑手党挑战“老派”黑手党的故事，这一真实犯罪体裁的主要情节，提供了一份误导的战线地图。

战争的报道也是如此。第一次黑手党战争是因为有人在一桩毒品交易中欺诈而引起的。1962年2月，同为一个财团成员的巴贝拉兄弟和格雷科一家负责将从埃及买来的毒品托运到西西里南部海岸。一个名叫凯瑟多尼亚·迪·比萨的“君子”被派去查看萨特尼亚班轮能否安全地将其转运至纽约，但是接货的布鲁克林黑手党却发现他们收到的包裹里没有预期数量的海洛因。迪·比萨将毒品交给萨特尼亚班轮上的侍应生，但是侍应生虽惨遭折磨却什么也没有透露。迪·比萨本人开始受到怀疑。委员会应要求对这起案件进行裁决，迪·比萨被认定没有偷窃运输的毒品而被判无罪，但巴贝拉兄弟对此裁决却十分不满。

1962年12月26日，迪·比萨在位于巴勒莫最西端的坎波雷亚莱大广场被枪杀。他停好车刚向烟店走去，两名拿着3。8口径手枪和短管散弹枪的男子向他开起火来。迪·比萨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很快遭到袭击。随后，在1963年1月，比萨家族开始展开了复仇行动，萨尔瓦多·拉·巴贝拉成为“白色猎枪”谋杀计划的受害者，他的阿尔法·罗密欧·朱列塔牌汽车被找到时已经全部烧毁。他的哥哥安杰洛老板随后也消失了，然后突然出现在罗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这是在告诉他的朋友他还活着，同时也因为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使得敌人不容易对其下手。

安杰洛·拉·巴贝拉在哥哥死后决心继续这场战争。2月12日，一颗巨大的朱列塔汽车炸弹将“小鸟”格雷科位于西亚古力的房子摧毁。“小鸟”格雷科虽然毫发无伤，但却以同样壮观的方式予以回应。4月19日上午10时25分，一辆奶油色的菲亚特600从恩佩多克·雷斯提沃大街上的一家鱼店外面停下。街上的许多家庭主妇回忆起，当时那辆汽车的软顶棚在濛濛的细雨中还奇怪地打开着。她们还没来得及多想，两个男人就从座位上站起来，拿着机枪向鱼店里扫射。两个男人被打死，其中一人就是鱼贩本人，他被认为是杀害拉·巴贝拉的凶手；还有两人受了伤，其中一个是过路人。当时在鱼店里的无论是谁——或许是安杰洛·拉·巴贝拉——很明显地希望招惹麻烦，因为他们拿起左轮枪和猎枪进行反击。后来，警察在这家一片狼藉的商店里发现了一堆小型武器，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于是开着车来此地巡视，拿着喇叭筒号召采取行动。

紧接着灭亡的是盟友格雷科家族。这位希尼斯的老板被放置在其柑橘林铁门附近的炸弹炸死，毫无疑问，这枚炸弹也是放置在一辆阿尔法·罗密欧·朱列塔车上。这辆精致的四门家用轿车被看作是意大利经济奇迹的一个象征，就如广告所宣扬的那样“优雅纤细、实用、舒适、安全和方便”。但是随着汽车炸弹在巴勒莫不断引爆，朱列塔车迅速变成了更加危险、更加原始的事物的象征。

调查官后来推测，希尼斯最近发生的这起朱列塔袭击案是安杰洛·拉·巴贝拉最后一次疯狂的尝试，他要证明自己仍然能够找到他的敌人跟他们算账。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次尝试并没有达到目的。拉·巴贝拉最终在1963年5月25日早晨失去了战斗力。意大利公众感到震惊的不是这起未遂枪杀案的凶残：两辆汽车在他身边停下，车里面的人不断射出连珠炮似的子弹，也不是拉·巴贝拉奇迹般活过来的事实，拉·巴贝拉的左眼、脖子、胸部、背部、腿上和腹股沟都中了子弹，却依然活了下来，真是命大。公众们感到震惊也不是因为医生发现在他的脑袋里还残留着一颗在以前一次袭击中留下的子弹（他的“疑病症”也许是有根据的）。公众们感到震惊的是这次事件的发生地。拉·巴贝拉是在米兰的雷吉娜·乔瓦纳居民街被枪击的，这座繁荣的北方城市正是朱列塔汽车的生产地。《晚邮报》的头条新闻详细阐明了这座城市的惊讶，并暗示了这座城市对“典型西西里人”行为的态度：“黑手党家族之间的战争转移到了米兰。西西里人身中六发子弹还会告诉警察：‘我什么也不知道。’”当黑手党从西西里向外蔓延，这一问题也随之上升到整个国家的政治议程。

如果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真的像以“芝加哥”为背景的真实犯罪模式那样只是一连串平常的报复杀人的话，那么当安杰洛·拉·巴贝拉在米兰一家医院被逮捕的时候，战争就会结束，而由这场战争引发的所有媒体宣传报道也会逐渐消失，拉·巴贝拉米兰枪击案仅仅一个月之后的西亚古力汽车炸弹案也就永远不会发生。残酷的战争尾声揭示了一个事实，即它是一个很微妙的事件，而大部分微妙之处牵涉到了多玛索·布西达。

对布西达在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有两种叙述。第一种叙述是当时警察调查的结果，很可能还采纳了匿名的黑手党告密者的证词；第二种是布西达自己的叙述，写在事件发生二十多年之后。大致来说，官方的叙述更为可信。我们需要谨慎对待布西达自己的叙述，正如我们需要谨慎对待他在法庭上没有得到证实的那部分证词一样。他说这次战争和毒品毫不相干，并淡化了自己在战斗中所发挥的狡猾和进攻性的作用。但是，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像往常一样让我们对这个故事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并且使我们认识到了里面所涉及到的阴谋。

关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官方文件认为布西达在刚爆发冲突时站在拉·巴贝拉兄弟一边。布西达很可能在被格雷科家族的人枪击过的鱼店里呆过，而且一定是那里的常客。但是当格雷科家族开始看起来似乎要赢得胜利的时候，布西达和尤迪托地区的老板托雷塔决定变节。如果想登上胜利者的宝座，有时候不得不放下自尊来丢卒保帅。

不过，根据官方说法，安杰洛·拉·巴贝拉遭到枪击并在米兰被逮捕后，他所控制的家族巴勒莫中心出现了家族权力真空。多玛索·布西达和彼得罗·托雷塔同时认为自己自然是安杰洛·拉·巴贝拉的接班人。托雷塔提议由他本人担任巴勒莫中心的老板并让布西达做他的副手。但是格雷科家族认为布西达是个及其危险的人，不能提拔。旷日持久的争端渐渐点燃了布西达、托雷塔和格雷科家族之间的争斗。布西达和托雷塔首先采取行动，突然袭击了托雷塔家里的两个敌人。1963年6月30日，多次装满炸药的朱列塔车意外将七名治安警察炸死，后来他们的名字刻在了西亚古力纪念碑上。新一轮大规模的暴力事件由此开始了。爆炸的预定目标原本是格雷科家族的人，但是杀手的行动因为车胎被扎而停止。至于杀手是不是布西达和托雷塔本人或者仅仅是听命于他们命令的“君子”，这一点就不知道了。

对比之下，在布西达对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叙述中，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公正的调解人以及“小鸟”格雷科和萨尔瓦多·拉·巴贝拉的好朋友。他对萨尔瓦多的弟弟、老板安杰洛·拉·巴贝拉态度不是很友好，指责他加剧了冲突并说他“自大和傲慢”。布西达坦言自己曾经接受了一份要杀害安杰洛·拉·巴贝拉的合同，但却宣称有人在他行动之前就执行了枪杀计划。至于他到底是否参与其中，这一点直至目前我们仍然不能确定。

布西达讲述故事的主要目的是指责“眼镜蛇”米歇尔·卡弗塔奥是引起争端的真正罪魁祸首。他是一个家族的新老板，他的家族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零售市场争斗中输给了格雷科家族。布西达告诉我们，卡弗塔奥在烟草店外将毒贩凯瑟多尼亚·迪·比萨枪杀，从而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布西达的说法是，“眼镜蛇”杀害迪·比萨时知道，如果迪·比萨死了，拉·巴贝拉兄弟就会被指责为杀人凶手，兄弟俩与格雷科家族的战争也会在所难免。据布西达所言，卡弗塔奥也应该对西亚古力爆炸案负责。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实质上就是一场诡计的结果，而这场诡计是用来挑拨拉·巴贝拉兄弟和格雷科家族相互争斗的。

读完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叙述，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黑手党战争总是以控诉失败而收场。但有一点却变得很清楚，试图弄清谁谋杀谁，或者用“芝加哥”的语言来说，将1962…1963年发生的众多枪击案和爆炸案的“令人震惊的事实最终揭露出来”，这有点偏离正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即使是牵涉其中的黑手党分子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布西达和官方的叙述表明了一点，那就是黑手党老板们之所以思索了好久才定下来由谁担任巴勒莫中心的新老板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也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像许多黑手党战争一样，第一次黑手党战争是一场在黑暗中进行的大型屠杀游戏。

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同样是黑暗中的政治游戏。布西达虚伪地宣称委员会是作为罪犯的议会而设立的，他认为它是个公平的机构，为充满阴暗和背叛的“我们的事业”带来光明和公正。但是委员会，就像装满炸药的朱列塔汽车一样只是“我们的事业”内部的斗争工具。设立委员会的本意是要在整个“我们的事业”内部推行一些规章制度，使得从事跨洋海洛因贸易的黑手党“企业辛迪加”的日子好过一些，但委员会不久便凭借自己的力量变成了一个权力机构。例如，它开始像联合股份公司一样为毒品贩子服务。这也就是为什么来自城市对立面的黑手党布西达和格雷科家族联合出资在1962年运输了一批海洛因。因此，委员会持续增加的影响力与个别家族长久建立起来的权力形成了冲突。

布西达相信，躲藏在“眼镜蛇”卡弗塔奥和拉·巴贝拉两人背后的是由巴勒莫西北部老板们结成的联盟，他们憎恶委员会日益增长的权力，对像“小鸟”格雷科这样的巴勒莫东南部“君子”们凭借委员会得到的影响力也深感厌烦。在阴谋与混乱之中，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根源是一个老问题，这个老问题犹如黑手党的历史一样由来已久。当黑手党的主要兴趣还是柑橘林和牛群而不是建筑工地和海洛因的时候，黑手党就不得不处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黑手党作为一个影子政府的角色与其成员的商业利益之间的冲突，家族的地盘结构与超越家族领地分布格局的高利润走私网络之间的冲突。

真相、地盘和生意总是与黑手党战争利益攸关。到20世纪60年代，无论在西西里的“我们的事业”内部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带来外交后果。在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将要发生的时候，美国的“我们的事业”承受着来自肯尼迪政府的前所未有的压力。罗伯特·肯尼迪通过其在参议院劳动欺诈委员会一丝不苟的工作而树立起了自己的政治形象。作为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就要对如何对付暴徒做简要指示。在罗伯特·肯尼迪在任期间，有组织犯罪科和税务科对诈骗犯的定罪在1961年至1963年间增加了两倍，在1964年几乎又翻了一番。税务法早在30年前用来抓捕艾尔·卡彭的工具，现在仍然是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主要武器。

1962年，囚禁狱中的甘比诺家族的士兵约瑟夫·瓦拉奇在面临电椅死刑处决时开始开口讲话。当瓦拉奇出现在欺诈委员会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证人，许多人对他所讲的话表示怀疑。但是瓦拉奇至少成功地使J·埃德加·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第一次严肃看待垄断集团的犯罪问题。1959年，联邦调查局纽约办公室有400名警探负责调查美国的共产主义，负责有组织犯罪工作的只有四人。瓦拉奇的证词改变了该部门的工作优先权，截止到1963年，纽约办公室防诈骗小组有140人。1964年，联邦调查局隐藏的麦克风录下了卡车司机工会老板吉米·霍法与底特律黑手党进行一系列商业交易的谈话。

肯尼迪领导的反诈骗运动必然减弱了美国黑手党在西西里的影响。于是，那些旨在从“我们的事业”商业活动中分得一杯羹的黑手党老板们认为，既然美国的保护削弱了，这是一个与毒品贩子进行清算的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