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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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之后却没有采取任何司法行动。
自从迪·克里斯蒂纳被杀和大屠杀以来，更多的黑手党背叛者帮助警察当局重现了第二次黑手党战争之前政治力量如何积聚起来的过程。“我们的事业”于1970年在邦塔德一巴达拉曼迪一莱焦三人工作小组的管理下重新开始运转。此后不久，科莱奥内家族就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夺取对黑手党组织的控制权。由于莱焦及其“野兽们”此时军事强大而经济衰弱，他们将绑架变成了一种旨在重新分配财富和展示他们的权力的方式。一个受害者就是唐·西乔·瓦萨洛的儿子，唐·西乔·瓦萨洛在巴勒莫建筑热潮期间是首屈可指的建筑巨头。巴达拉曼迪和邦塔德都与瓦萨洛关系密切，但是他们俩对于释放人质都无能为力。等五个月之后协商取得成果，赎金交付后，“矮子”雷依纳就将钱分发给巴勒莫地区最贫困的家族。科莱奥内家族为长远打算，对“我们的事业”的政治结构中的盟友们进行投资而不是投资新的商业企业。
1975年，雷依纳绑架并杀害了尼诺·萨尔沃的岳父。尼诺·萨尔沃是经营那家西西里征税公司的两兄弟之一，这是对斯特凡诺·邦塔德更为严重的侮辱。无论邦塔德还是萨尔沃都无法依靠他们的政治关系、财富以及作为君子的地位威望来找到老人的尸体。雷依纳干脆否认与这桩绑架案有任何关系，但是正如布西达后来所说，“矮子”发出了一个强大的信号。其他的黑手党分子不仅见识了雷依纳的权势和傲慢，而且也察觉到了巴达拉曼迪和邦塔德的无能以及对危险信号的视而不见，从而得出了一旦战斗爆发该何去何从的适当的结论。
1977年，科莱奥内家族将唐·塔诺·巴达拉曼迪驱逐出“我们的事业”。理由是巴达拉曼迪偷偷摸摸背着其他老板侵吞贩毒利润，这至少是从委员会传出来的解释。这一事件充分展示了科莱奥内家族目前已经拥有了对委员会的控制权，而自委员会1974年重组以来就一直由巴达拉曼迪主持着。尽管巴达拉曼迪被驱逐出去，但他仍然在希尼斯及周边地区保留了一个强大的权力基地。尽管巴达拉曼迪现在住在千里之外的美国，但是科莱奥内黑手党分子使他遭受的屈辱表明他在“我们的事业”中的权力已寿终正寝。接替巴达拉曼迪成为委员会名誉首领的是“教皇”米歇尔·格雷科，他是“中尉”皮杜的儿子。这标志着巴勒莫郊区最有权势的黑手党王朝格雷科家族和科莱奥内镇的暴发户之间建立了稳固的联盟，而暴发户们轻易地成为更强大的合作伙伴。正是这个联盟导致了1981年战争的爆发。
朱塞佩·迪·克里斯蒂纳被谋杀意味着科莱奥内家族的黑手党分子在西西里中部卡尔塔尼塞塔省建立了权势。几个月之后，他们杀害了皮波·卡尔德龙，他曾在1975年建立了“地区”这个掌管整个西西里黑手党的管理机构。卡尔德龙的卡塔尼亚家族被置于“猎人”尼托·圣保拉的控制之下，他是科莱奥内家族的盟友，也是一个主要的毒品和武器供应商。有了“猎人”，巴勒莫之外的“我们的事业”的大部分机构现在都在科莱奥内家族的掌控之中。
莱焦派系的领导权此时慢慢转移到了他的门徒“矮子”雷依纳的手中，而“拖拉机”普罗文扎诺密切协助雷依纳。一个对雷依纳十分了解的黑手党反叛者后来描述雷依纳的温顺和谦逊的风度与莱焦反复无常的性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他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生气。”这是雷依纳努力向他的追随者传授的骗人伎俩：“他们嘴唇上总是挂着微笑。雷依纳选择那样的人并且教导他们必须要微笑，即使有地震发生也要微笑。”
从一个方面看，邦塔德、因泽里洛和巴达拉曼迪仍然要比微笑的科莱奥内黑手党分子拥有更多的权力。他们都是家族老板，在美国关系众多，是极为富有的贩毒商，而且能够得到最高级别的政治保护。邦塔德还是连接黑手党与共济会秘密团体之间的最重要的桥梁。但是他们大部分的权力现在都在“我们的事业”之外。与之相比，科莱奥内黑手党分子们则被跨大西洋毒品贸易的大潮甩在一旁。然而随着他们这些年的战略演进，他们耐心地在“我们的事业”内部培植权力。他们悄悄地投入金钱并授予荣誉以赢得对黑手党各个家族和委员会的控制，他们掌控了权力集团而不是通过企业集团的垄断活动来获取巨大的短期利润。科莱奥内家族不仅控制了委员会，还控制了“我们的事业”的集体决策机构，司法体系、宣传工具以及更为重要的军事机器。如果“我们的事业”是国家的话，那么科莱奥内家族已经准备好发动军事政变了。
多玛索·布西达于1980年从监狱里释放。在与南美的年轻妻子会面之前，他在巴勒莫待了几个月并对即将陷入血泊之中的这个犹如法老般奢侈而又权势的世界进行了参观。他在一家萨尔沃堂兄弟两个开的酒店里呆了一段时间。尼诺请布西达出山来与雷依纳抗衡，但布西达察觉到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坚持执行去国外的计划。他还同邦塔德和因泽里洛住在一起，但却发现他们对即将发生的大屠杀不为所动，一心一意经营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海洛因制造业。由于黑手党士兵、海洛因加工者和搬运工等这些从事毒品贸易的工人们总是进进出出，因泽里洛的别墅外每天都停着五十到一百辆汽车。“邦塔德和因泽里洛谈到了海边和山间的别墅，谈到了数十亿的里拉、游艇和银行，谈论这些事情就好像在谈论早上去商场购物一样。”布西达拒绝了他们让他留下来一起发财的请求，他们甚至给他50万美元作为告别礼物——布西达自己是这么说的。1981年，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坐上了飞往巴西的飞机，打算再也不回来了。
朱塞佩·迪·克里斯蒂纳曾经预测到的、科莱奥内家族长期为此做好准备的大屠杀终于在1981年4月23日上演。第一个受害者就是“维拉格拉齐亚王子”斯特凡诺·邦塔德。邦塔德驾驶着一辆崭新的红色阿尔法·罗密欧限量版跑车从生日派对返家的途中，交通灯前的一阵机枪扫射将他打得面目全非。两个半星期后，同样的命运降临在了萨尔瓦多·因泽里洛的身上。因泽里洛也是最近刚刚购得一辆装甲版的阿尔法·罗密欧。但是凶手是在因泽里洛离开情人住所还未来得及走进车里之前将其打死的。
由于多玛索·布西达和塔诺·巴达拉曼迪分别在巴西和美国，科莱奥内家族仅仅通过杀害邦塔德和因泽里洛就轻易铲除了反对派。这次大胆的袭击令人震惊。许多黑手党观望者预测邦塔德一因泽里洛集团会有猛烈的反应。但随后而来的却仅仅是对邦塔德和因泽里洛追随者的大规模处决。失败的一方完全迷失了方向。被法内科尔法官称为“魔鬼军队”的科莱奥内家族的杀手们——他们都是从巴勒莫省的各个小镇招募来的——会在城市里出现并杀人放火，然后再次消失。因泽里洛死后一个月，多玛索·布西达从巴西打电话到巴勒莫，与一位同邦塔德和因泽里洛两人都很熟悉的建筑企业家讲话。这个人恳求布西达回来组织对科莱奥内家族的抵抗运动。但是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十分清楚不能在这场毫无希望的事业中丢掉性命。科莱奥内家族的黑手党分子们凭借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反抗财富和政治影响力，他们在1958年之所以谋杀米歇尔·纳瓦拉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科莱奥内黑手党家族无人能敌。
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两百名属于邦塔德一因泽里洛派系的成员在巴拉莫省被杀害，这个数字还仅仅只将实际找到的尸体计算在内。更多的人失踪了，他们都是“白色猎枪”计划的受害者。仅在1982年12月30日一天，就有12名“君子”在不同的时间和城市的不同地方被枪杀。大多数科莱奥内家族的敌人在被杀害之前甚至都还不知道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出卖他们的人是他们家族里的内部成员，然而却秘密加入了科莱奥内家族。一些人甚至被自己人干掉并作为祭祀品献给胜利者。被谋杀首领的家族和地区立刻就被移交到科莱奥内家族的忠诚者们的手中。
大屠杀甚至延伸到了美国。据报道，纽约的约翰·甘比诺被派遣到巴勒莫来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回来时带来了明确的指示：尽一切努力找到并消灭多玛索·布西达；失败一方的黑手党分子如果试图通过逃到大西洋对岸而逃避死亡，也要统统被杀死。不久之后，因泽里洛的哥哥被发现死在了新泽西州的桂冠山，嘴里塞着五张一美元钞票，生殖器里也塞有一张一美元钞票。
科莱奥内家族不仅消灭他们的敌人，还将绝对忠诚但仅受到些许怀疑的“君子”们统统杀害。他们还对邦塔德一因泽里洛派系中的藏匿成员实行残酷的焦土政策〔※（scorched earth policy），是一种军事战略。此战略包括当敌人进入或撤出某处时破坏任何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例如：破坏遮蔽所、交通运输、通讯与工业资源等等。〕，任何胆敢给他们提供庇护的朋友、亲戚或商业伙伴都被铲除。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邦塔德的忠诚战士萨尔瓦多·孔托尔诺，他戏剧般地从精心布局在巴拉莫东部的布兰卡乔镇大街上的机关枪埋伏中逃了出来。难以置信的是，他的35位亲戚都被谋杀。孔托尔诺开始将这些非公开的信息告诉警察。孔托尔诺听说布西达在1984年夏天已经出庭做污点证人，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直到他被带到了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面前。见到布西达时，孔托尔诺跪到了他的面前，接受了他的赐福，然后决定将证据交给法内科尔大法官。他在大审判中的证词几乎和布西达的证词一样重要。
大屠杀还在继续着，事实上它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局，因为“矮子”雷依纳停止了与敌人和中立派的争斗之后，又开始攻击那些逐渐露出独立思考征兆的盟友们。在这一新阶段的屠杀中牺牲的最有名的人就是“鞋子”皮诺·格雷科，他是西亚古力家族的老板，也是大屠杀早期阶段中科莱奥内派系里的顶尖杀手。“鞋子”是负责谋杀邦塔德和因泽里洛的杀手之一。因泽里洛十几岁的儿子发誓要为他的父亲报仇之后，皮诺·格雷科又将这个男孩杀死了。“我们的事业”内部传言说，“鞋子”在杀死这个男孩之前砍掉了他的胳膊以此显示反抗科莱奥内家族的权力是徒劳的。1985年秋天，“鞋子”被自己的人杀死，下令杀死他的人正是他的老板雷依纳。科莱奥内家族三十多年来的战略演化取得了成果：他们在一个不断向前推展的处决计划的基础上在“我们的事业”内部建立了独裁专政。正如许多反叛者所声称的那样，科莱奥内黑手党分子们这样做并没有背叛“我们的事业”的价值体系，反而暴露了该价值体系的本质。
第十章 异教徒的国度1983…1992
善良的少数民众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曾提到过意大利国家里的“善良的少数民众”。几个十分幸运的国家会将某些事情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或者国家应为全体公民利益服务而不是为那些偶然掌权的朋友和家庭的利益服务，不管是在国家部委还是在当地医院。但是在意大利，也不仅仅是在意大利，这种价值观经常需要社会各界和怀有各种政治信念的善良的少数民众一天天去努力争取。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多数意大利人都很腐败，或者说意大利的公共生活已经完全腐朽。毫无疑问，大多数民众只能调整自己来顺应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全世界大部分社会的真实情况就是如此。
意大利善良的少数民众已经很少再像80年代那样陷入困境。恐怖主义突发事件渐渐缓和，工人运动节节败退，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支持下降，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热潮开始加速。但与此同时，贪污腐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到社会结构中。社会主义党，现在执政联盟中的一个长久合作党派，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改革目标并试图以基督教民主党自50年代以来所采取的同样方式而“占领国家”。那个年代被意大利人称为“党派民主”的时代，当时上到国有银行董事会成员，下到学校门卫，所有国家工作人员都是根据其隶属于那个党派而选出来的。对于一些城镇商业机构来说，赢得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合同都必须要给政党当权者回扣。
议会不同派系之间讨价还价、争吵不断，公众舆论越来越听之任之、不再抱有任何幻想，20世纪80年代的意大利政治阶层不大可能会抛弃他们一百年之久的老习惯，仍旧将西西里社会仅仅看作是一群可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