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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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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上报中央。新华社反映我的“内参”报道后来惊动了中央。

◆“全国最知名工厂厂长”

1983年11月5日,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特从大量的“内参”中挑出相关报道,并写下了一段批示:“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由胡耀邦同志兼任主任的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简称“中指委”)撰写了按语,授意新华社发重点消息。十天后,新华社便将这篇报道向全国报纸发了“通稿”,于是11月16日全国所有党报都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中指委”的按语和新华社的报道。

当时,农村大力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巨大成功,为了将农村改革成功的经验引向城市,中央不失时机地肯定推广了我们的经验,以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胡耀邦同志曾经先后两次对我做出批示。除了前面那次之外,第二次批示指出:“抓住这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统一思想,推动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有人赞誉我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可见中央对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视和迫切。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事后说,全国宣传步鑫生的广度和力度,仅次于当年对雷锋的宣传。

就这样,我成了“全国最知名工厂厂长”,影响甚至到了国外,国外的一些媒体也做了相应的报道。当时,来参观访问的一批又一批,邀请我去做报告的应接不暇,来考察调研的上级领导也是络绎不绝。原国务委员、老革命家张劲夫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对敢于打破平均主义的独到措施十分赞赏,兴奋地比画着手势:“你们这一做法,把这个原来封顶的平均主义大锅给捅穿了,好,好!”他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盛名之下的清醒

在出名以后,我并没有自我陶醉或沾沾自喜,而是深悉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力劝自己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兢兢业业搞好改革和各项工作,不辜负中央和广大群众对我的期盼。

1984年,香港东昌航运集团董事局主席、世界船王之一何兆丰先生,约我在上海静安宾馆会面。在简单地介绍了我们进行改革的情况后,我回答了他的提问。最后他表示希望我能去香港创业,说凭借我改革创新的能力,相信我一定会搞出名堂来。他还说只要我肯去,创业所需的资金、厂房和设备等,全由他来解决。对此,我深表领情和谢意。

我诚恳地说:“如果去香港,我相信在你的关心帮助下,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单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我就会答应,但我不能去,因为现在的我已不属于我个人了,我要对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负责,也要对全厂近千名职工负责。”他听后表示理解,不再劝说,并说以后企业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帮忙。

我对自己是这样严格,而对别人都比较体谅。在我出名前的几年中,我先后接收了二十多名社会青年进厂,其中不少是劳改释放的。我认为他们既然已获释就不应该受到歧视,应该正常享受公民应有的劳动权利。所以当县劳动部门来找我商量时,我二话没说,照单全收。

◆被免去厂长职务

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是“常胜将军”,总是在好好差差、差差好好中迂回前进的。我们海盐衬衫总厂当然也不例外。由于遭遇市场急剧变化的严重挑战,企业经济形势出现滑坡,对此我们做了认真分析,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不必紧张,关键是企业主要领导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经济形势,充分发挥自己应有,的优势,根据市场需求,适时调整产品结构,使企业重现生机。

就在我们千方百计克服暂时困难,力图重振衬衫总厂雄风之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88年1月16日上午,上级党委与主管部门的领导来到我厂,宣布上级党委对我处理的决定:免去我厂长职务,并要我去县二轻公司报到,另行分配工作。我听后当即拍案而起,大声说:“我步鑫生是忠臣,我有什么错?你们搞莫须有,我不会去二轻公司报到。”说完我走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究竟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原则性错误?!事先也根本没有找我见面谈话,这完全是搞突然袭击。当天晚上,我含着眼泪,悲愤地大声呼叫:“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打下去,可悲可叹啊!”此时我已泣不成声,在旁陪我的一位新华社记者也为之动容,暗暗流泪。

全国新闻界的许多记者再次云集海盐,进行公正客观的采访报道。

《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一人沉浮千夫评说》,《中国青年》发表长篇报道《从高峰到狭谷》。其他媒体记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报道,从舆论上给予我大力支持。一位专业作家来采访时,专程走访了做出这个免职决定的有关领导成员,他们都推说这事自己并不知道。这位作家说:“明明参与讨论免职决定,为什么不承认?说明这个决定是错了,由于文件没有对你做党纪或行政上的处理,无反可平,这种不承认的方式,本质上你已得到了公道。”

被免职后我收到了上千封关心我的来信,写信的人包括企业的老总、大专院校的师生、部队指导员、农村基层干部等。社会名流邓旭初、温元凯、鲁冠球和徐孝纯等,除了在道义上进行声援外,还在经济上生活上给予关心支持。人间自有真情在!他们关心的不是我步鑫生个人,而是关心着改革事业。

◆不以成败论英雄

在家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我应友人之邀,含着眼泪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踏上北去的道路,再次创业。我先后去了,北京、辽宁的盘锦、河北的秦皇岛。我北上这些地方,当地的党政领导对我十分器重,信任有加。通过我的努力帮助,改变了一些企业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离开海盐北上时,我连差旅费都有困难,只能靠亲友资助,而在北方奔波十年后决定退休时,我工作过的几家企业老总十分理解我的处境,尊重我定居上海的选择,出资帮我解决了买房的困难。

二十多年来我既有过喜悦的辉煌时刻,也有过痛苦不堪的烦恼。

以往没有时间去思考很多问题,在上海定居后,我有了较多的时间去思考探索,慢慢领悟出一条十分重要的道理:不以成败论英雄。对己对人只要用这个态度,就会心平气和。企业改革也是如此,改革无止境。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人的思想观念的不断转变,改革措施也必须与之相适应。

第04章 冯根生:我的“青春”基因

【冯根生小传】

冯根生被称为三十年来最“长寿”的企业家。

1949年,年仅十四岁,出生在杭州的冯根生进入“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当学徒,成为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创办的这家著名中药铺的关门弟子,从这时起他就与中药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已经在药煎香熏里走过了将近六十年的岁月,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中药业的“长青树”。

1972年,冯根生在原胡庆余堂制胶车间的基础上,创建了杭州第二中药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是国企改革的“出头鸟”,1988年,全国第一届优秀企业家评选,冯根生是浙江企业家中入选的第一人。

1992年,他在杭州第二中药厂的基础上创办了青春宝集团,并与泰国正大公司合资成立了正大青春宝制药公司。1996年,青春宝集团兼并了濒临倒闭的胡庆余堂,并帮助它迅速壮大。如今,青春宝集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中药企业之一。当2008年1月七十四岁的冯根生辞去正大青春宝总裁职务时,他已在同一家国企当了三十六年的“一把手”,这让他成为中国最“长寿”的国企老总。

在这三十多年间,冯根生曾因研发“来自宫廷秘方的补药”——畅销一时的保健药品青春宝、搞“豪华接待室”、“儿子兼并老子”等事件而多有争议。在这些事件中,有三起事件更是引起了较大的争论。

一是“罢考”风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步入低谷,但来自各个政府职能部门考核厂长的风气却愈演愈烈,财务、用工,以至计划生育政策都成了考核内容。而其时,青春宝是华东地区最赚钱,也是品牌度最高的药厂;冯根生善于经营,但性情刚直敢言。

1991年,正当他为了市场销售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上级主管部门通知他去参加一场经营管理考试,他愤而罢考,闹出了震动全国的“罢考”风波,按照冯根生后来的说法,“罢考罢了形式主义”。

二是“靓女该不该先嫁”的争论。1992年,青春宝被正大控股。在之前人们的观念中,拿出来与国外合资的都应该是一些濒临倒闭、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丑女”,像青春宝这种盈利能力很强的“靓女”与外商合资,很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日后来看,这个争论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那些国际资本并非慈善组织,如果没有升值的潜质,则根本不具备被收购的可能。冯根生在评说青春宝合资一事时,自称是“被迫披洋衣,欣然换机制”,言下之意,是通过出售控股权的方式摆脱原有的体制。而客观上,他也因“披上洋衣”而得以继续掌控这家由他创办,却在资产上跟他没有关系的企业。

三是被媒体喧炒的“冯根生难题”事件。经历了1992年和正大集团的合资,而进行的第一次企业改制后,九十年代末,国企改制之风劲吹,经营者和员工持股蔚然成风,正大青春宝计埘第二次改制。1997年,经主管单位批准,青春宝集团拿出20%的国有股份卖给职工持股会。董事会认为作为总裁的冯根生,应该至少买下2%的股份,按照资产评估,这部分股份需要三百万元的认购资金,而冯根生当时的月薪只有四百八十元,多年积蓄凑起来也就一二十万元,三百万元对于冯根生来说无疑天文数字。半年后,冯根生贷款二百七十万元才得以解决这个问题,而按照正大青春宝当时的利润增长速度,已六十三岁的冯根生要还完这笔贷款,至少需要十二年。

可以说,冯根生所见证的既是我国中药业从古老走向现代的发展史,又是共和国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商业史。

1949年1月,迫于生活,十四岁的我到“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做学徒,成为这家百年老店解放前的关门弟子。我从1972年起担任青春宝集团前身——杭州第二中药厂的主要领导。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至今,我和我的企业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一次次冲破旧体制的束缚,在国家没有追加一分钱投入的情况下,将一家固定资产只有三十七万元的“作坊”,发展成年销售收入十九亿九千万、利税五个多亿的现代中药城。改革难,国有企业的改革更难,要改革发展,必然有矛盾有斗争,要有人当“出头鸟”。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旧体制的束缚,我一次次地成了“出头鸟”,其中印象最深的,至少有十次。

◆好药多磨,推出“青春宝”

青春宝是我们产品中的“当家花旦”,我们集团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如今,它已经走红了近三十年,在杭州市场上牢牢占据着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在浙江省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这在“各领风骚二三年,二三年后就玩完”的国内保健品市场上,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回想当初青春宝诞生的过程,充满了突破和斗争,比电视剧还“电视剧”。

那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是一些条条框框仍旧束缚着人们的头脑。那时候,药品市场几乎是治疗药一统天下,保健药被斥为是为“资产阶级、剥削阶级老爷太太”服务的,没有人敢生产。

我们江南地区生活富裕,老百姓有服用保健药品的传统。我当年在胡庆余堂做学徒的时候,就亲眼见过中药保健品受欢迎的“盛况”。

就是在“文革”那样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仍出现过几次全国人民集体“打鸡血”、“喝红茶菌”的热潮。这说明,保健药品肯定有市场。在生产中药治疗药的同时,我和我的同事开始寻找中药保健品的药方。经过反反复复的搜集、筛选和比较,我们终于闯进了古代帝王的宫闱,找到了一剂名为“益寿永贞”的药方。为了证实它的效用和能否用现代化方式生产,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其中投入实验的动物就超过了一万只。事实证明,它对增强思维活力、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增强心肺功能等方面都有独特功效,对气阴两虚的中老年体弱者具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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