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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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时都能看出努尔哈赤迟早将起而向明王朝挑战，可是也没有提出抑制他
的办法。１５９２ 年，在抵御丰臣秀吉的战役的前夕，来自满洲的一份中国公文
表明，这位满族首领大约有了 ３００００ 到 ４００００ 骑兵，加上大约 ４００００ 到 ５００００
步兵。努尔哈赤精锐部队的质量给人的印象甚至更为深刻；普遍认为它甚至
胜过日本人。①
在这个世纪结束前后，努尔哈赤采取两种措施把他的机构提高到高过部
族政权的水平。一种措施是在 １５９９ 年研制一种独特的女真字母字体，代替以
前所用的蒙古字体。另一种措施是在 １６０１ 年创立“旗制”。在四个旗的每一
旗下大概各有 ２５ 个 ３００ 户的牛录；１６１５ 年又增加了四个旗。这些旗和牛录
不只是作战的单位，还起军事行政区的作用。全部居民都在它们的下面登记，
包括部族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和奴隶。在和平时期，它们是
行政和税收单位。在战争时期，登记在牛录的士兵很少同时被征召；它们奉
命从每一牛录出规定数目的士兵，这取决于动员的程度。
１６０３ 年，努尔哈赤与明在辽东的将领们达成一项协议以划分他们之间的
疆界。此后满族人的土地便紧靠中国的移民。中国人没有实行这项协议，这
种情况曾被努尔哈赤作为他的“七大恨”之一而提了出来。
努尔哈赤的战术的核心是由 １００００ 至 ５００００ 骑兵组成的骑兵兵团的灵活
性和打击力量。由他的儿子和侄子们统率的各旗配合得很好。这些作战兵团
行动的高速度使它们能够抵挡中国人和朝鲜人的火器。在 １６１９ 年的战役中，
努尔哈赤能够迫使中国在开阔的战场上（满洲人擅长于此作战），而不是在
围攻和消耗战（中国人擅长这种作战）的一系列正面战斗中和他打仗。努尔
哈赤于 １６１５ 年派遣他的最后一个朝贡使团到北京，显然是为了分散朝廷对他
真实意向的注意力和掩藏他的即将发动的叛乱。
他看出明帝国的虚弱已有很长时间。例如，他告诉他的部下说，如果一
个明的将领奉派来惩办他，这个将领只是形式上奉行调遣，然后谎报他的功
劳。他把以鲁莽出名的明的山海关总兵官杜松说成是疯子。总之，他是怀着
仇恨和轻蔑对待中国人。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从不缺乏中国顾问，其中
之一据说为他尽力达 ３０ 年之久。
最后的迹象
到了 １６１８ 年，除了叶赫和海西外，努尔哈赤已并吞了所有的满族部落；
叶赫和海西在中国人保护之下，没有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不能消灭它们。这一
年春季时机成熟了。５ 月 ８ 日满族人放出风声，第二天 ３０００ 建州部族的人将
到抚顺关作易货交易。在指定的时间，当城镇居民和戍军的士兵涌进城门外
的市场极想做买卖时，努尔哈赤发动了他的攻击，杀死一个千总，并迫使一
① 孟森：《明代史》＇375＇，第 282 及以下各页。
个游击投降。辽东镇的总兵官匆促出击。满族人于是撤出抚顺，向他们自己
的地区撤退；但是，他们途中又折回并包围了中国人，这次杀死了这个总兵
官。
努尔哈赤仍然声称希望和平解决，这时发布了他的“七大恨”，实际上
强调了三个主要问题：他的父亲和祖父被明军杀死；明当局给予他的部族对
手以帮助和支持；明的移居者蚕食他的疆土。这些恨只能以让与他疆土和以
金、银、丝织品的年金——实际上是北京的贡品——来补偿。这些条件对于
北京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明朝廷深受派性斗争的困扰，以致它不
得不鲁莽行事。除非努尔哈赤很快被彻底打败，应负责任的官员们没有一个
能够希望避免指责和弹劾。在这种压力下，连万历皇帝也决定采取行动。有
几个月，关于辽东的公文得到了他及时的注意。计划于 １６１９ 年春季讨伐。但
是，在所有能胜任的官员中，又是有争论的杨镐被任命为经略。几个受到高
度重视的将领——帝国能调的最好将领——也被派到辽东。边境戍军和远到
浙江和四川这些内地省份的士兵、马匹和装备被集合起来以建立一支进攻的
军队。当需要更多的人员时，便以新兵补充队伍。叶赫和朝鲜人也被要求参
加这次战役。①
财政是一个主要问题。在张居正当首辅期间积聚的国库储备，在早一个
１０ 年已经全部耗尽以供给其他一些战役的资金。正常岁入决不能抵补这种巨
大开销。总是不愿放弃自己财产的万历皇帝，只为这次战役出了 １０００００ 两银
子，虽然在内库里他有几百万两。在户部尚书建议下，在除贵州以外的所有
省份，对于土地税都增加了银两附加费。在其他税收外，这项增加预期提供
３００ 万两银子，这笔款项在当时被认为足以使辽东事件获得圆满结局。到 １６１９
年 ３ 月，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
杨镐的全部兵力在有些资料中说有 ２０００００ 人。实际上他可能只有此数的
一半，其中大约有 ８３０００ 中国部队，包括那些派给勤务和供应职务的人。余
数由朝鲜和叶赫援军组成。所有努尔哈赤的部队一到达战场就投入战斗。在
这次战役的高峰时刻，他或许有 ５００００ 至 ６００００ 人。尽管记载中夸大和缩小
了军队人数的数字，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总的来说中国人具有大约两三万人
的数量上的优势。但是在战场上，数量上的优势却在满洲人一边，因为杨镐
把他的兵力分成了四路，而努尔哈赤实际上在一切场合都保持了以他的全部
兵力攻击的机会。
回顾起来，杨镐的作战方案应该受到它所受到的一切批评。可是，这个
作战方案类似于在抵御杨应龙战役的末期中和在朝鲜战争第二阶段中所用的
方案。这类方案通常是由文官而不是由战地指挥官提出的。文官按照惯例被
任命为最高指挥官，但职业军事指挥官却不能指望高升到超过野战最高将领
的地位。一个指挥一个军团的将官通常已经达到他的履历的顶点。这也是
１６１９ 年战役四个指挥官的情况。他们的服役经历和他们的声望大致相等，谁
也不能被指望从属于任何别的人；谁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以调动大于上
述四个纵队的作战编制。
由这种缺乏军事领导能力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更和缺乏专门技术和后勤
的支持搀和在一起。军队由分散在许许多多行政单位中的各种来源提供资
① 关于郑贵妃，见前《万历时期》。
金。它的人员包括新兵，也包括世袭军户的成员。它的装备来自地方征集的，
比来自中央管理之下的合乎标准的工厂的要多：因此，不能指望质量检查。
１６ 世纪晚期到中国的西方访问者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军队在战斗中很脆弱；
但是不管它质量怎样差，它在数量上却能弥补。在和丰臣秀吉作战期间，朝
鲜人看到没有甲胄保护的中国士兵迎面攻击日本的火器部队并遭受巨大伤亡
而感到惊骇。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支军队不能机动地调遣。它需要富有经验
的战士组成的精锐部队打开攻击的道路，以便大批士兵因而能够在他们后面
蜂拥而进，维持攻击的势头，开拓成果。不过这些作战兵团由勇敢的人指挥，
他们本人精通技击，在勇敢的冲锋中亲自带领他们的士兵。
１６１９ 年战役中的所有指挥官可以用以下的说法来评述：他们当中没有一
个有资格叫做足智多谋的人，更不必说，战略家，但是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
是被完全认定了的。在战斗中，他们被指望负责他们的“家丁”，即誓与他
们的指挥将领们共生死的老兵的部队。例如，这四个野战指挥官之一的刘綎，
是一个职业军事指挥官，他在 １５８２—１５８３ 年战役的缅甸前线指挥，从此开始
发迹。１６１９ 年他带着 ７３６ 个这样的家丁到了辽东。既然次一级的将军们顶多
不过担任大队的指挥官，最高指挥部的选择余地便受到限制。由于这个缘故，
战略和战术只能老是简单的。
对杨镐应做到完全公平，其他可减轻错误的因素也促成了他的失败。在
他派马林到北面，刘綎到南面以后，他显然保持着对已在辽东的明军的指挥，
包括叶赫和朝鲜的援军在内。朝鲜人离开他们的本国基地不能被有效地使
用。地形是另一个影响他的决断的因素；从西方通向赫图阿拉的路线受到限
制。所有的进路都在浑河的北面相交，而在南面，高山终归是一个严重的障
碍。
在作战方案已经决定时，杨镐作为经略，和在场的多数军官一起，于 １６１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在辽阳主持仪式以发动这次战役。４ 月 ５ 日以后在不同日子派出
了几支部队，这取决于每支部队到达敌人都城必须行军多远。在举行仪式时，
在前一年的战役中进攻不力的一个指挥当着集会的军官的面被处死。杨镐约
定，自将领以下任何人在当前的战役中如果犯了类似的错误，都将施以同样
的极刑。３ 月 ３１ 日下了一场大雪，这就必须重新安排这次战役于 ４ 月 ９ 日开
始。
只要努尔哈赤专意保卫赫图阿拉，让明的几支纵队围攻他，或者把他的
兵力分散在广阔的地区，因此明军可以保持数量上的优势，杨镐的方案便有
某种成功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满族领袖没有做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对努
尔哈赤的才能估计不足注定杨镐和他的军队要遭到不幸。
碰巧，带着估计有 ２５０００ 人兵力从抚顺关动身的指挥将领杜松因这次战
役的失败而受到了责备。据说他在萨尔浒之战中两次遭到伏击。４ 月 １４ 日一
早，他渡过浑河，并在北岸放弃了他的装载着轻型炮的战车营。在南岸的小
接触中他很快消灭两个堡垒，俘获了 １４ 个满族人。他受到这一成功的鼓舞而
突进，正中努尔哈赤的埋伏。他的部队面对 ３００００ 蒙古人。在激烈战斗期间，
杜松试图占领一个山顶，不料又陷入另一次埋伏。日落之前，这个“疯子”
将军和他的两个分队指挥官一起都已被杀；渡过浑河的人很少生还。
监察官员们谴责杜松“欲贪首功”。他的恶劣行为包括擅自把他的起程
日期提前，放弃火器，反对他部下的建议而渡过浑河，以及背水而战。这次
战役失败的严重责任最终落到杜的头上——这种判断为皇帝所接受。但是，
这些批评完全以一个监察御史推敲出来的一份战地报告为根据，而他的报告
又完全以四个士兵提供的口头叙述为根据，其中三个士兵执行侦察任务，只
有一个士兵在这次战斗中实际作战。这些批评者不考虑最高统帅给指挥将领
们添加的不适当压力，更少考虑大学士方从哲对整个战争工作所施加的压
力，方从哲本人正面临不满的朝臣们的批评。
事实上，杜松的部队应当在 ４ 月 １４ 日出发。他实际上是在 ４ 月 １３ 和 １４
日之间的午夜起程的，这在技术上和他的命令并不是不符的。他战术上的错
误可能是受缺乏充分侦察的限制。可是杜松的部队一旦投入战斗，他便不得
不靠占领一个突出的高地来保卫他的阵地。战车营被留在后面不是指挥决断
的结果。仓促碰上敌人，杜松赶到了前线。后来车营的指挥官证实，浑河的
急流使得带着重型装备和黑色火药渡河很困难，所以他停止了前进。但是前
线部队仍然有许多枪。对杜的指责因而基本上是不公正的，尤其是指责他没
有使用火器。应当指明，对任何战争或这次战役的结果，火器都没有决定性
的影响。在其后的尚间崖和牛毛寨的战斗中，中国和朝鲜的轻型炮都不能够
快地射击以击退坚决进攻的骑兵大兵团。后来，在开原和铁岭战斗期间，也
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１６１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在尚间崖的战斗重演了前一天战斗的格局。中国人的
战术指挥再次把自己分割开。努尔哈赤在攻击敌军主力之前，再次消灭了敌
人派出的突击部队。当努尔哈赤重新部署他的各旗时，明军再次不能够快地
行动以夺取战术优势。唯一的差别是，在这次战斗中明军有时间占据防御阵
地。从另一方面来说，满族人后面还有一天成功的激烈的战斗。在尚间崖，
中国的指挥将领马林没有死于这次战斗；他撤退到了安全地带。派到他指挥
部的高级文官潘宗颜监督后方梯队，在战斗中被杀。因杜松在前一天战败的
消息而感到沮丧的中国士兵，一看见敌人就溃逃；潘的致命创伤是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