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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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和投机生意，一些论者说，这些发展加大了贫富悬殊与社会紧张。①
１７ 世纪初，当部分地由于政府改变了开支政策而导致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
紧张加剧了。例如在 １５７０ 年以后，岁入白银虽有惊人的增加，但仍赶不上政
府开支的迅速上升。②
军事开支猛增。１６ 世纪 ９０ 年代在朝鲜对日本的两次花费很大的出征，
在西南边疆与暹罗、缅甸以及土著居民之间不断发生的问题，在北方和西北
方蒙古人恢复了的压力，在东北方满族力量的不祥的增长，这些都增长了防
御费用。还有大笔的款项用在维修和改进大运河网，加固长城的某些部分，
重建北京毁于 １５９６ 和 １５９７ 年火灾的几座宫殿。①
万历皇帝的穷奢极侈，使帝国的财力更加紧张。在他的财政上稳健的首
辅张居正 １５８２ 年去世后，他就开始了挥霍，为自己、皇室，特别是他的儿子
们的婚事和授职仪式任意花钱。①这位皇帝除了每年大笔的金银收入外，还征
收丝绸、瓷器、珠宝和其他奢侈品。他仍不感到满足，经常挪用国库银两，
征收特别捐税，用来付账和填满他的内库。虽然皇帝的花费无疑刺激了明朝
经济的某些部门，但万历皇帝的挥霍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它带来的好处。
除帝国的即官僚的控制外，其他一些因素也给晚明经济带来有害的影
响。其中重要性不算小的是国家货币制度的性质。１４ 世纪末和 １５ 世纪初，
随着本朝纸币的崩溃，一种基于用银两和政府发行的铜钱进行交易的货币结
期许多中国人把新来的西班牙人和土著的菲律宾人混淆了。见谈迁撰：《国榷》（约 1653 年；重印，北京，
1958 年），第 4276 页。这两条未见于《明实录？神宗实录》。拉奇将“吕宋贡使”系于 1576 年。见唐纳
德？F。拉奇：《欧洲发展过程中的亚洲》＇302＇（芝加哥，1965 年），第 789 页。这源于申时行：《大明会
典》＇465＇（1587 年；重印，台北，1964 年），106，第 8 叶。这一失真报导的创始者是福建巡抚刘尧晦。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 1264 页。
② 参见前文《没有选择余地》。
①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 7536 页；《国榷》＇498＇，第 4934 页。
①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 6168 页；朱国祯：《涌幢小品》＇107＇（1621 年；影印本，上海，1953
年），第 18—19 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1658 年；重印，台北，1956 年），62—64。
② 冯的短篇小说题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161＇，见于他的《警世通言》（序，1624 年；重印，北京，1956
年；第 2 版，北京，1981 年），是其中第 32 个故事。它被译为《妓女的宝箱》，载杨宪益和戴乃迭译：
《妓女的宝箱：10 至 16 世纪的中国短篇小说》＇612＇（北京，1981 年），第 246—271 页。
① 有些资料指出，鄂尔多斯蒙古人提供了 30000 坐骑支援叛乱者。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63。
发生的事情是，1592 年 9 月 12 日鄂尔多斯蒙古人和啺葜湟环庠逝荡罅吭男牛菟当恢泄私鼗瘛�
这一消息传送到北京已经过时。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 4696，4700 页。
① 见乔治？桑塞姆：《日本史，1334—1615 年》＇445＇（斯坦福，1961 年），第 22 章；也见小西行长传记，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728—733 页。
构发展起来。由于在本朝的许多时期质量好的铜钱供应不足，白银就在经济
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只要中国依靠国内的白银，国家对进入货币供应
领域的金属数量就有所控制。但在 １６ 世纪后期外国银块大量流入后，这种控
制就丧失了。
这样，虽然日本和西班牙－美洲的白银对刺激晚明经济有帮助，但银块的
不平衡流动产生了某些危险。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白银生产的波动，马德里
和江户的保护主义情绪，海上掠夺和船舶失事，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在 １７ 世纪
的对外贸易自始至终很不稳定。在目前讨论的这个时期特别变幻莫测。在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末和 ４０ 年代初，当这种波动跟折磨中国和东亚其他部分的气候
反常、洪水、干旱和歉收巧合时，影响就特别严重。
泰昌朝，１６２０ 年 ８ 月至 ９ 月
尽管万历朝的最后几年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造成了灾难，但 １６２０
年的大多数敏锐的观察家完全不相信王朝已经没有希望。不过他们知道面临
严重的问题。例如，在 １６２０ 年 ４ 月，自从 １６１８ 年东北的军事情况变得严重
以来，第三次增加了田赋。②由于大家都知道万历皇帝的内库决不是空的，他
只不过拒绝用自己的钱财来保卫这个帝国，因此举国上下对这次增加田赋都
很不高兴。１６２０ 年夏，御史张铨代表他的许多同事率直地警告皇上说，继续
加赋不能解救辽东，但能耗尽国家剩余的财力，从而为内乱创造条件。①
张铨在 １６２１ 年慷慨就义，因其忠勇，死后受到朝廷追赠，他并不反对军
事行动本身。他只是认为，中国人必须在充分认识本朝有限的物力、财力的
条件下去抵抗满洲人。鉴于明朝军队前两年在东北蒙受的灾难，①这种见解也
许是有道理的。但这种见解在朝廷和军队中受到轻率分子有效的反对，最后
给中国一方带来悲惨的结局。
虽然张铨的奏议对政府的政策没有直接的影响，他关于内乱危险的警告
却不是没有根据，因为那时北京就接到报告，说中国北方出现了新的反政府
活动的浪潮。许多这类活动是由所谓白莲教的成员带头的，白莲教是一个类
似宗教的组织，在这个王朝的早期，它曾引起不小的麻烦，当万历朝后期山
东和北直隶的经济情况开始恶化时，它再度变得活跃起来。①这样，明朝当局
就受到双重的威胁，因为在万历皇帝于 １６２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去世之前不久，满
洲军队继他们头年的惊人胜利之后，又在辽东各地对中国居民点和军队的前
哨基地进行了毁灭性的袭击。
朱常洛登基
尽管有这些危险和困难，许多 １６２０ 年住在北京的人（包括朝廷许可住在
那里的少数耶稣会会士），把万历朝 ４８ 年统治——其中许多年充满了争吵—
—的结束，看作是王朝从头开始的一个机会。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太子朱常
洛（１５８２—１６２０ 年）身上，在经过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在继承问题上的长
期激烈争论之后，他于 １６０１ 年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①部分地由于朱常洛不
是他父亲的选择，部分地由于他们父子的关系从来不密切，新皇帝的支持者
希望他能迅速地完全改变他父亲的一些不得人心的政策，进行他们认为必要
② 这个布告很可能对朝鲜人比对日本人更有影响。关于原文，见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93＇
（《李朝实录》）（1400—1445 年；第二次印刷，1603—1606 年，摹印本，汉城，1968—1970 年），30，
第 1 — 2 叶。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731 页。
① 《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日本史研究，特别是关于它和中国、朝鲜和俄国的国际关系》＇296＇（伯克利，
1937—1940 年），Ⅰ，第 171 页。但是，使用这部著作必须慎重，因为它带有浓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
本国家主义的色彩。桑塞姆说，朝鲜国土上的全部侵略军达到接近 150000 的数量，都是“一级作战人员”。
见桑塞姆：《日本史》＇445＇，第 539 页注 19。
① 见陈璘传记，《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67—174 页。
① 《朝鲜王朝实录》＇93＇（《李朝实录》），30，第 16 叶（97）；第 4 — 5 叶（55—63）。
的改革。他们没有失望。１６２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在万历皇帝死后仅一天和朱常
洛正式即位前 １４ 天，从内库中拿出了白银 １００ 万两供边防之用。同时，取消
了自 １６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一直引起争吵的矿税和商税，并召回万历皇帝派往
各地督税的受人憎恨的太监。①
我们不知道朱常洛是否根据他父亲的遗诏发出这些命令，因为据说万历
皇帝在临死时终于承认了他的错误。在中华帝国后期，“遗诏”常常被窜改，
以适合新统治者或朝廷重臣的需要和愿望。十分清楚的是，朱常洛继续使他
父亲从前的批评者高兴。８ 月 ２１ 日，他从皇室积蓄中又拿出 １００ 万两用于辽
东。
新皇帝在 １６２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正式即位，按照惯例，在这种时候宣布下一
个太阴年的第一天（１６２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是他的统治正式开始的日子。朱常
洛选择“泰昌”一词作他的年号，它使人想起和平与繁荣。皇帝和他的顾问
们用这种方式表明他们决心扭转王朝衰落的命运，这种命运笼罩着万历皇帝
在位的最后几年。
泰昌皇帝登基后，在他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需要他迫切注意的，也许就
是给帝国的官僚机构配备人员了。因为万历皇帝在他去世之前的二十多年
中，对大臣们恳请他任命已经空出的职位，一直不予理睬。结果，到 １６２０
年夏，北京和一些地方的许多部门和机构，人员严重不足，官纪不振，效率
低下。新皇帝立即行动起来，恢复了许多人的官职，这些人有的是被他父亲
革职的，有的是因对政府事务的处理不满愤而辞职的。在最先召回的人中有
邹元标（１５５１—１６２４ 年）和冯从吾（１５５６—１６２７？年），两人都与开始为人
所知的东林运动有联系。①
这个“运动”实际上包括两个相互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第一个
组织由不满现实的学者和退职的官吏组成，他们聚集在无锡附近的东林书
院，从事讲学和哲学讨论，致力于促进整个中国社会在道德上的复兴。他们
深信当时的腐败和道德沦丧是由于传统的儒家教育和价值观念的衰落，认为
只有当从事教育的老师们再次培养出正直不阿的官吏和学者时，才有可能恢
复好的政府和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
第二个组织更具有政治性，以卷入朝中持续的党派论争的人为代表，他
们企图恢复政府人员的正直。②这些人的确跟东林书院有联系，但跟书院的许
多成员不同，他们都是政治上的积极行动者。不论他们在具体问题上可能有
多么大的分歧，他们在目标和理想上有足够的一致使他们的敌人把他们列为
一“党”，在一个把忠诚、一致和政治上的团结看得很高的社会里，“党”
是一个含有贬义的词。东林的积极分子以同样的方法回敬，他们在朝廷里同
其他党派的斗争成为万历朝的一个突出的政治特点。①在这里具有特别重要意
① 1619 年的这些军事活动，在我的论文《1619 年的辽东战役》＇252＇中作了充分的分析，《远东》，28（1981
年），第 30—54 页。加里？莱迪亚德教授曾建议我利用朝鲜资料。
①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动的初步研究》＇106＇，见《中国科学》，16，2（1973 年 5 月），第
240—245、252 页。
②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 年》＇205＇（坎布里奇，1959 年），第 3—23 页；和德怀特？H。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 年》＇424＇（芝加哥，1969 年），第 194—201 页。
① 韩大成：《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197＇，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北京，
1957 年），第 1048—1050 页。又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城市网》＇440＇
义的事实是，后来参加到东林事业中去的人，在 １６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关
于皇位继承的争论中，曾支持过朱常洛。当朱常洛终于登上皇位，虽然不确
切知道他的政治意图，但他似乎是乐意慷慨地报答他们的。的确，在 １６２０
年 ８ 月和 ９ 月的一个短时期中，邹元标、冯从吾和他们的朋友们很像是控制
了政府。
红丸案
这时灾难突然发生——至少对那些指望泰昌皇帝完成政府改革的人来说
是如此。９ 月 ６ 日，在任命了几个东林党人担任政府要职后一天，３８ 岁的皇
帝突然患了重病。京城几乎立即充满了关于一个暗杀阴谋和与此关连的宫廷
密谋的谣言，据传这涉及万历和泰昌两个皇帝的后妃、太监和各种宫廷人员。
虽然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