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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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代学者，特别是由那些责备他为了降低学术水平和知识活力而削弱经典
教育的人表达了出来。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有褒有贬的评价，其中官方对一
① 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交使团 1400—1600 年》＇458＇，第 9、10 章各处；司律思：《明代的中蒙贸易》
＇460＇，第 38—43 页。关于设马市的情况，见司律思：《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 年》＇459＇，第 92—93
页。
② 见司律思著《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第 16—22 页中的概述。
① 见戴维？M。法夸尔：《瓦剌…中国的纳贡关系，1408—1446 年》＇157＇，载《阿尔泰研究，尼古拉斯教皇
诞辰纪念文集》，尤利乌斯？冯？法卡斯、奥梅尔简？普里特沙克编（威斯巴登，1957 年），第 60—62
页；罗塞比：《1368 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 50—55 页。关于官方记载，见白翠琴编：《明实录
瓦剌资料摘编》＇413＇，第 19—42 页。
位雄武之君的赞誉支配了明代和清代的历史编纂学。①
传统的评价并不是对这个时期的公正评价。对评价更有帮助的是应该问
一下，永乐时期的一些事件是怎样发展和为什么这样发展的；实现皇帝宏伟
事业的费用倒底有多大；他统治时期制订的政策对以后明代的历史发展进程
产生什么影响。
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对帝国的认识形成了他统治时期的特征。他作为
一个军事统帅而取得了权力，并用武力夺取了皇位，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应
受任何约束，甚至不受他父亲制定的《祖训》的约束。他不受约束地行使皇
权，以实现他的目的。他与北方边境蒙古诸部打交道的经验给他灌输了一种
远远超过他父亲认识的对帝国的新看法，但从长期看，由此形成的战略决策
证明并不是成功的。他不但试图由北至南实施统一的统治，以此使边境领土
与内地一体化，而且把目光放在本土的边境以外，把他的霸权扩向四面八方
——从真正的世界中心睥睨世界。对世界的这种新看法指导着皇帝的对外政
策和国内政策。他一旦执行这些政策，就决不后退。尽管永乐帝的国内政策
和对外政策存存着种种矛盾，但他仍决心完成他的目标，并把各种没有解决
的困难留给了他的那些不那么有活力的继承者们。
永乐帝的国内计划和对外征战的花费是巨大和浪费的；它们给国家和黎
民百姓造成了异常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些计划的耗费引起了诸如夏元吉和李
时勉等朝廷官员的批评，前者反对对蒙古的第三次征讨和郑和的几次远航，
后者反对在北京建都。还有人对征剿安南而造成人力和物力的紧张状况，对
漕运制度以及其他国内计划和对外的冒险行动发表了反对的意见。
不可能确定用于这些活动的金钱的数额，因为史籍没有记载准确的或完
整的数字。明政府并不编制综合的预算；它对国家财政和财政管理采取零敲
碎打的方法。某一项目的收入指定用于某一项目的支出。此外，不同税赋份
额的数字不过是相对的指数，因为除了这些税收外，国家还得到征用劳动力
和军屯形式的无偿服务，还不定期地向平民索要粮食和建筑材料。平民以不
同的方式弥补进行中的项目的任何经营亏损。
因此，虽然朝廷表面上收大于支，但这是一种假象。实际上，如同黄仁
宇的推测，永乐帝进行的一切事业的费用（这些在史籍中很少透露）可能超
过国家正常收入的两倍或三倍。这些财政需要无疑使国库空虚（国库通常只
保持一年的储备），而且确实削弱了国家的财政管理。它们还使人民增加负
担，使人民为了偿还欠税而负债累累。从长期看，由于使越来越多的纳税人
陷于贫困，这些政策减少了国家的收入。为了帝国的建设和霸权，这种代价
的确是昂贵的。②
永乐帝留给明代后来的君主们一项复杂的遗产。他们继承了一个对远方
诸国负有义务的帝国、一条沿着北方边境的漫长的防线、一个具有许多非常
规形式的复杂的文官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一个需要大规模的漕运体制以供
它生存的宏伟的北京。这只有在一个被建立帝国的理想所推动的朝气蓬勃的
领袖领导下才能够维持，这个领袖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并愿意把权力交给文
官，以保持政府的日常职能。永乐帝的直接继承者都不具备这种英勇的品质，
① 见司律思：《永乐时期中国…女真的关系，1403—1424 年》＇456＇（威斯巴登，1955 年），第 3 章；又见
罗塞比：《元明时期的女真人》＇434＇（伊萨卡，1982 年），第 16—36 页。
② 司律思：《永乐时期中国…女真的关系》＇456＇，第 25—28、42—71 页。
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他关于帝国的远见和他所奠定的政制基础。
以后的几代皇帝并没有他那种对帝国的认识，还认识到维持他的政策的
代价，开始收缩和重新巩固帝国的行政。但是，他们不能解决他们采纳的国
家政策和必须赖以进行统治的制度之间的内在矛盾。虽然文官政府得到加
强，政府的开支也减少了，但耗费巨大的军事组织、北方的京城和漕运制度
仍必须维持。军事收缩无意地削弱了边防，从而给以后的统治者们造成了许
多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永乐帝比明朝的开国皇帝对以后明代历史的进程
具有更大的影响。
洪熙统治时期
１４２４ 年 ８ 月永乐帝在最后一次远征蒙古之役后回朝时死去，这标志着强
有力的军事扩张的结束和一个内部改造的时代的开始。这些新的为政的态度
被继位的洪熙帝之治制度化了。虽然他在位不到一年，他的儒家理想主义的
影响在以后整整一个世纪中仍能感觉得到。
洪熙帝（朱高炽）是永乐帝与其嫡妻徐氏所生的长子。他 生于 １３７８ 年 ８
月 １６ 日，当时他父亲为燕王，年仅 １８ 岁。在他儿童时代，他接受武术和儒
家学术的正规教育。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箭术，但总的说他很少表现
出从武的资质。相反，使他的老师们十分欣喜的是，他专心致志于经籍和文
学——事实上，这可能使他体质单薄，健康不佳。①
朱高炽的祖父洪武帝亲自关心燕王的几个儿子，为这位未来皇帝的温和
性格和他对政治的强烈兴趣而感到高兴。一次，洪武帝派这个少年在破晓时
去检阅军队，后者回来报告之快令人吃惊，他解释说，清晨太冷，检阅应等
到士兵们吃完早餐以后。另一次，洪武帝要他审阅几份官员的奏章。他有条
不紊地把文武两类分开，并相应地作了报告。他的祖父不断地被他的文才和
行政能力所打动。
但是他的父亲对他却不相同。由于永乐帝本人是一个受过锻炼的指挥将
领，他偏爱他的两个较年幼和更好武的儿子朱高燧和朱高煦，并常常带他们
去参加征战，①使其长子接受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这样，朱高炽在早年把大
部分时间用于儒术研究上，并接受他父亲挑选的学者的指导。他们之中有杨
士奇、杨荣、杨溥和黄淮等人，他们都培植了与他的友谊，并在他登基后担
任了重要的行政职务。 ②
１３９９ 至 １４０２ 年，朱高炽逐渐直接介入地方政治，并且在必要时他不只
会咬文嚼字。当他父亲率军起事反对建文帝时，朱高炽和他的顾问们负责燕
王的封地北京的事务。１３９９ 年 １１ 月，他手下只有 １００００ 士兵，却巧妙地组
织了城防，并挫败了帝国将领李景隆的一次攻击。这一次他表现的责任感和
正确和判断力，有助于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③１４０４ 年 ５ 月，他的已成为永
乐帝的父亲在大学士解缙和黄淮的极力要求下立他为皇太子，这当然引起了
他的几个弟弟的不快。从此，朱高炽不管是住在南京，或是住在北京，在皇
帝离开时就担任监国。他在此职务上的表现赢得了他的老师们——大部分为
翰林学士——的尊敬，并得到了宝贵的实际行政经验。
可是在以后几年中，他成了他几个兄弟的支持者发动的旨在反对他的阴
谋的受害者。１４１４ 年 ９ 月，永乐帝刚从征蒙之役返回北京，朱高煦诽谤他的
兄长未能为皇帝完成某些任务。皇帝申斥了朱高炽，并囚禁了他的两名最亲
① 关于亦失哈几次出使的简明叙述，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第 6—12 页；关于他
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685 页。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 176 页以下、187 页以下、237 页以下；《明人传记辞典》
＇191＇，第 1595—1597 页。
②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 185、187、199、218、224、227、242、251 页。
③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 232—234、237—241 页；又见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
妃考》＇538＇，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7（1948 年），第 165—176 页。
密的顾问，即大学士杨溥和黄淮。朱高煦最后在 １４１７ 被放逐，他作为一个直
接威胁而被清除。最后，朱高炽对他并不怀恨在心；朱高炽登基后不久就增
加了这个亲王的俸禄，并授予他的几个儿子爵位。不幸的是，朱高煦始终未
认错。
朱高炽直到 １４２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才得知永乐帝之死，这时皇帝的代表带着
传位的遗诏到达北京。他立刻与吏部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和杨荣商量。
他下令加强京城的治安，并派大太监王贵通（原名王景弘）去南京任镇守。
次日，他释放了前户部尚书夏元吉；夏因反对第三次远征蒙古而在 １４２２ 年 ４
月被永乐帝囚禁。９ 月 ７ 日他正式登基，颁布了大赦令，并定次年为洪熙元
年。同一天，他采纳夏元吉的建议，取消了郑和预定的海上远航，取消了边
境的茶、马贸易，并停派去云南和交趾（安南）的采办黄金和珍珠的使团。
他重新命夏元吉和另一名被贬的官员吴中分别任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洪熙
帝以这些行动开始取消或调整他父亲的行政政策。①
洪熙帝通过改组内阁，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顾问显贵的品位，以著名的翰
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来开始他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
命的官员中，许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摄政时已经为他效劳，有的人在他与
永乐帝有分歧时支持过他，为此受到了惩处。因此，在 １４１４ 年事件中被撤职
的黄淮和在同一时期被监禁的杨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大学士。他原来的老
师及最亲密的顾问杨士奇成了首辅大学士和少傅；杨荣和金幼孜也留任大学
士。
为了补偿他们以前所受的屈辱，每个人被封为一品的高官，并有兼职。
例如杨士奇兼任兵部尚书，杨荣兼工部尚书，黄淮兼户部尚书。这样，他们
就能直接过问在职大臣们的行政事务和施加政治影响。①洪熙帝由于他的背
景，与这些重要的朝廷官员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他与其后继者们不同，经常
召见他们进行正式会议，要求在他对重要事务作出决定前在密封的奏章中提
出意见或建议。这样，内阁不再是像以前明代统治者之下的不能负责的谘询
机构，大学士亲自参加了决策。对洪熙帝大力取消他父亲的不得人心的计划
和在全帝国建立正规的文官政府的行动来说，这种集体领导是必不可少的。
在 １４２４ 年的余下的几个月中，洪熙帝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改革行政方面。
可有可无的官员被解职，其他的官员在 ７０ 岁就奉命退隐；失职的官员降职，
有突出才能的官员升任更重要的职务。为了取得直率的评价和揭露贪污腐
化，皇帝在 １０ 月 １８ 日给予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稍后还有夏元吉每人一
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他命令他们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
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监察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调查官员的政绩，并为官
僚机构的任命寻求合适的人选。皇帝常常要求他的大臣们直言不讳，不必担
心报复，虽然他有时在激动之下训斥或惩处少数官员，但常常后悔并要求原
① 木宫泰彦：《日华交通史》＇285＇（东京，1926—1927 年），Ⅱ，第 287—296 页。王伊同：《中日之间
的官方关系，1368—1549 年》＇549＇（坎布里奇，1953 年）、第 21—24，34—53 页；郑梁生：《明史日本
传正补》＇66＇（台北，1981 年），第 228—266 页。
① 关于永乐帝采取官方垄断海上贸易和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