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拉磨小说网 > 文学名著电子书 > 剑桥中国明代史 >

第90章

剑桥中国明代史-第90章

小说: 剑桥中国明代史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 9 章  隆庆和万历时期,1567—1620 年


二帝及其前辈


在本章研究的时期之前的两个世纪中,明代君主政体的特征已经显著地
发生了变化。早期的皇帝指挥战役,颁布法令,创设国家机构,管理官吏。
在制度安排已定,行政机构设置齐全以后,皇帝在处理帝国事务中不再起积
极的作用。官员们只希望皇帝成为他们道德和才智的典范,因此,作为人世
间的最高权威,他在争端中的仲裁被视为决定性的和不容置疑的。这种作出
决断的方式很少提供对于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但是,由此而得出的解决办
法当受到皇帝绝对权威的支持时,是不可改变的。
皇帝为了保持他的绝对权威,避免使自己卷入提请他注意的问题。他逐
渐变得更加与外界隔绝,他的权力表现出一种消极的特征。他能够容易地解
除任何官员的职务或惩处任何官员,下令免征赋税,给予赦免。但是,他要
主动地提出议案却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较早的皇帝不放弃他们的皇权的任何
部分,但是当从皇位掌管国家事务显然不再可行时,朝廷官员们开始把早期
的施政安排恭敬地说成“祖宗之制”,以此暗指破坏现存制度就是不孝。事
实上,他们是借助于口头恭维这些初期制度上的安排,告诫所有的人——即
使是皇帝——不要进行影响深远的改革。
弘治皇帝(1488—1505 年在位)符合官僚们的期望。在没有作出重大决
定的同时,他使他的朝廷保持了和睦、协调;以传统标准衡量,他的私人生
活也无瑕疵,虽然是枯燥无趣的。相反,他的儿子正德皇帝(1506—1521 年
在位)却在各个可能的方面抵制朝政生活的束缚。他亲自掌管军队,随意游
览、视察各地,并让太监和军官们接管应当属于文官的职责。这个享乐的皇
帝对于礼仪活动是完全藐视的。当他被他的官僚们以他不能反对的“纲纪”
逼紧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把自己当作个人而与作为制度的君主政体分开。
嘉靖皇帝(1522—1566 年在位)部分地恢复了早期君主政体的格局,但
他迷恋道术,不理国事,引起了官员们的批评。不过,他和外廷的隔绝,他
的亲自行使皇帝的委任权,他对礼仪细节的关注,甚至他给予他的亲信和批
评者的残酷而专横的惩罚,这些和传统的治国之术并不矛盾。
皇帝的绝对权力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它在理论上和特定的个人无关。
皇帝在最高一级以专横的决断解决任何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使一些个人不公
正地受到伤害。但是,他的不公正的行为并非出于本人的恶意。当嘉靖皇帝
和他的首辅的派系发生了亲密的私人关系时,他的与个人无关的统治的能力
削弱了。这一事态不但为无休止的勾结和阴谋开了方便之门,大学士严嵩还
给帝国朝廷投下了恐怖和猜疑的阴影,延续了几十年。这种状况在严嵩死后
并未改善:嘉靖皇帝的后继者们的一些顾问仍旧仿效他的依靠告密,甚至依
靠背信行为的统治方式,尽管程度没有那么严重。
有关隆庆皇帝(1567—1572 年在位)朱载垕的资料是笼统而相互矛盾
的。他不参与朝政,但他对官僚的权力名义上仍然存在。史官们称颂他节俭
和仁厚的记述,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无实际内容;更多的有损于他的性格和
 



品格的记载,实际上却可以得到证实。①
隆庆皇帝设法回避了争论,因为他从未作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在大
学士高拱的回忆录中,他让读者得到皇帝智力非常有限的印象。他笨口拙舌,
怜惜自己,不能维护自己作为个人的权利,更不用说作为君主的权利了。尽
管高拱著作本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疑,但他对缺乏个性和力量、对国事没
有兴趣乃至好奇心的皇帝的描述与社会上的传闻并不是不一致的。
隆庆皇帝曾被他的父亲长期压抑。即使作为皇帝还在世的最年长的儿
子,他也没有被给予太子的头衔,当他终于被立为太子时,他也没有被给予
合乎他的身份的荣誉和待遇。嘉靖皇帝坚持,他和他的异母弟景王要被同等
对待。事实上,当有必要在奏疏中提到这两个王子时,朝臣们总是小心谨慎
地对待他们,仿佛他们是孪生兄弟。当这种姿态含有深远意义的年纪到来时,
这种安排促成了这样的推测:隆庆皇帝将被废黜,他的弟弟将被宣布为太子。
在未来皇帝正好于他 29 岁生日前一个月登上皇位之前,这种怠慢和不安全的
状态给他的生活投下了暗影。
虽然隆庆皇帝接受过正规的儒家教育,可是他没有受过他那个时代的治
国之术的特殊训练。没有证据表明,他对他周围的情况和他自己作为皇帝的
任务的真正意义有过了解。另一方面,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确实是精
神失常或智力迟钝。奇怪的是,与他有关的最值得注意的公务是他参加国家
典礼,这些典礼在盛大和壮观方面超过了以前的朝代。场面最盛大的典礼中
有两次是 1569 年对京师戍军的大检阅和 1570 年的冬至庆典。有理由相信这
种盛典是他的富有事业心的大学士们安排的,以皇帝的到场来使公众获得深
刻印象。根据记载,似乎皇帝甚至不能把他早朝的程式化的谈话继续下去,
而由大学士们代他讲话。
这位皇帝因他过度沉溺于个人的享乐而只能受到责备。总之,标志他统
治时期的这五年半的相对稳定和繁荣证明,国家事务可以没有皇帝的亲自指
导而继续进行。他的无能或不愿干预国家事务,实际上使得有能力的大臣和
大学士们干得更好。但是他所造成的损害是制度上的,而且长期起作用,因
为他需要一个其决策要由皇帝显然予以支持的主要行政官员。某种形式的掩
饰是需要的,因为将皇帝权力托付于人是违反王朝传统的。既然皇帝不能完
成执掌政务的主要工作,内阁内部的权力之争就加剧了。此后,地位最高的
大臣们要保持公众的信任变得甚至更加困难了。


















① 见下文《1550 年后的形势》。
 



万历时期


隆庆皇帝的儿子万历皇帝朱翊钧(1573—1620 年在位)的统治时期不应
当作为一个怠惰和不负责任的朝代而概括地草草带过。这种过分简单化的做
法勾勒出一个历史人物的不全面的画像,模糊了他失败的体制上的原因,因
而使得随后的事件难于理解。
万历皇帝聪明而敏锐;他自称早慧似乎是有根据的。他博览群书;甚至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在他已深居宫廷几十年,并已完全和他的官吏们疏远了
时,按照他时代的标准,他仍然博闻广识。有关他青年时期的故事描绘出一
个创造的活力经常受到阻挠的不肯安静的青年。他被迫承担一个与世隔绝的
君主的任务。除了因夜间与太监们一起喝醉而受到他母亲和大学士张居正的
训导外,他还因时常练习书法,因骑马,因主持射箭比赛而受到批评;所有
这些消遣被认为是与他当皇帝的职分不相容的。他在其统治的早年关怀百姓
的福利和他关心官吏的腐化及边疆防御的恶化,常常被批评他的人所忽略。
由于他母亲(虔诚的佛教徒)的影响,他通常不判死刑。鹿善继为向军
队紧急交付一笔未经批准的款项而从内库提款,因而曾被皇帝降级,他在皇
帝死后评论说,他的主要缺点是过于宽厚。即使是对万历皇帝或多或少持批
评态度的现代史学家,也特别提到他不让厂卫骚扰他的官吏和百姓。可是他
手下的大太监刘若愚说,皇帝有时想让进谏的官员们被打死,但他不是一贯
残忍。
但是皇帝可能报复心切。他容易感到伤心,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他的宽
宏大量很快就被他的防卫心理压倒。身为大学士和皇帝讲官的张居正,在他
努力引导冲龄皇帝成为道德模范的过程中,曾得到他母亲同意,强使他接受
一种严格的个人品行准则,包括俭朴生活的某些标准。皇帝决没有忘记他受
张居正威压的那些日子的屈辱。在这位大学士死后,皇帝发现他的讲官自己
过着浪费的生活时,在他找到逼使服从的时机以前,暂时期待着报复的机会。
张居正死了两年以后,一个王妃告发他非法接管她的家产;皇帝乘机下令籍
没张居正的财产,并把他的几个儿子发戍边疆。同时,他下诏公开指责张的
罪恶。张的“罪恶”于死后揭发对年青的皇帝有深远影响。他发觉了他的高
级官员们的双重标准,变得愤世嫉俗。他自己还变成了财物的收藏者。这个
天之子所表现出的极度贪婪,在他的统治期结束之前一直使财政发生困难。
皇帝刚想掌管帝国事务,其结果就是灾难性的。这发生在张居正死后不
久,这时皇帝大约 20 岁。在使政府摆脱张的追随者的运动期间,监察官员们
发现,他们可以安然无事地告发地位很高的朝臣。掀起的论战性辩论是如此
之多,以致皇帝最终也变得吃惊了。他愤怒地质问御史们:如果他自己任命
的人他们都不中意,照他们看,还有别的什么人更有条件补充官员的空额?
这个问题暴露了皇帝的孤立无援,同时于无意中承认了政府中根本的体制方
面的缺陷。没有井然有序的办法就任何有关政策和任命的事项在官僚中达成
一致意见。因此消极的批评总有胜过积极建议的趋势。官员在任何时候都可
以批评和指责负责的人;但是,如果他推荐适当的人或提出建设性的方案,
他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1585 年以后,皇帝本人变成了批评的主要对象。进谏的官员们批评他怠
惰,对他私生活是否适当提出疑问。被触怒了的皇帝下令责打进谏的官员们
 



和泄漏消息的宫廷人员,进行报复。但这无济于事。皇权的神秘性必须保持
非个人的性质。皇帝由于卷进他的官僚们的阴谋,不但损害了他个人的声誉,
而且削弱了他的政府的效力。此外,君主的惩罚权必须保留以解决重要的争
端。在以前的几朝,皇帝公正无私的严正性及其不可预测性平息了反对的意
见。可是,当万历皇帝依照惯例却又优柔寡断地行使这种君权时,这一切都
已丧失。批评他的人远没有气馁。用皇帝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不顾惩罚以博
取当前的名声。在大学士申时行的劝告下,皇帝才决定不批复令人烦恼的谏
章。但是已经造成了损害。而不理睬令人不快的诤谏的做法使皇帝走上了被
动抵抗的道路——在他统治时期的全部剩余时间里,他开展一场反对他的官
僚们的运动,给帝国施政的效率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皇帝的继任问题 1586 年早期就已提出。皇帝通过授予他宠爱的郑妃以贵
妃称号,把她提升到所有他的嫔妃之上,让她在等级上仅次于皇后。朝臣们
了解他的意图并不困难。他想利用子以母贵的原则,把他的第三子朱常洵提
升到高于他的长子的品级(他的次子夭亡)。这一步骤引起了造成分裂的争
端,没有朝臣能够置身事外。有些官僚在原则上维护长子继承权;他们把它
看成天理的主要部分。可是其他的人卷入了“国本”的争论,因为他们必须
选择两个王子中的一个作为他们未来的主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错
误的一步,即使这时无声无息,当继位问题最终确定以后,也可能断送他们
自己的生命,并给他们的家庭带来灾难和耻辱。
已经引起了如此重大的争论,可是皇帝却缺乏实现他的计划的决心。他
没有透露,为了讨好他所爱的女人,他已提升了他的幼子。他自己反而空口
承认长子继承权的原则不可违背。他没有在官僚中谋取一个心腹的帮助以推
进他的事情。他在选定继承人方面的拖延仍然引起了他的最高级的官员们,
特别是首辅申时行(1534—1614 年)和王锡爵(1534—1611 年)对他的怀疑。
在一个派别活动已经有减弱行政机构施政能力危险的时代,皇帝不采取行动
为党派性的论战提供了一个焦点,这种论战在他死后延续了很长时间。
这一连串事件揭示了万历皇帝无力满足晚明存在的君主政体的需要。可
是,这些事件也揭示了强加于君主的无法忍受的状况,这种状况是由情势而
不是由阴谋偶然形成的。尽管是专制君主,万历皇帝却没有立法的权力。尽
管是最后的裁决者,他却不得不在合法的迷雾中行事。而当他要朝廷承认他
的人性需要时,他发现他什么也不能得到。在处理继任问题中,万历皇帝处
境孤立。1601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3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