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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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婚后的生活平静美好，只是她仍然要跟随公司总裁出去应酬，天黑之后我独自在家等候，她常常很晚回家，疲惫不堪地开门进屋，满身酒气地张开双臂要我抱住她，将头靠在我的胸前休息一会儿才躺到床上去。她厌倦这些应酬，可是又不能推掉应酬，那时她已是公关部的副经理。她看不上这个副经理的职位，用她的话说只是陪人喝酒的副经理。她曾经对我说过，美丽是女人的通行证，可是这张通行证一直在给公司使用，自己一次也没有用过。
我们在自己生活的轨道上稳步前行了两年多，开始计划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同时决定要一个孩子，她觉得有了孩子也就有了推掉那些应酬的理由。她为此停止服用避孕药，可是这时候我们前行的轨道上出现了障碍物。一次出差的经历让她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也意识到我是什么样的人。她是一个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人，而我只会在自己的命运里随波逐流。
她坐在飞机上，身旁是一个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这个男人刚刚自己创业，比她大十岁，有妻子有孩子，两个多小时的飞行期间，他满怀激情地向她描述了自己事业的远大前程。我想是她的美貌吸引了他，所以他滔滔不绝地说了那么多话。她跟随我们公司的总裁参加过很多商业谈判的晚宴，这样的经验让她可以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他在迷恋她的美貌之后，开始惊叹她的细致和敏锐，在飞机上就向她发出邀请：
“和我一起干吧。”
下了飞机，他没有住到自己预订的宾馆，而是搬到她住的宾馆，表示要继续向她请教，他的理由冠冕堂皇，可是我觉得他更多的仍然是贪图她的美色。白天两个人分别工作，晚上坐在宾馆的酒吧里讨论他创业中遇到的困难，她继续给他提供建议。她不仅为他的事业提供新的设想，还告诉他在中国做事的很多规矩，比如如何和政府部门里的官员打交道，如何给他们一些好处。他在美国留学生活很多年，不太了解中国现实中的诸多潜规则。两个人分手时，他再次提出和她一起干的愿望。她笑而不答，给他留下家里的电话号码。
那个时候她心里出现了变化。我们公司的总裁只是认为她漂亮聪明，并不知道她的才干和野心，她觉得飞机上相遇的这个男人能够真正了解自己。
她回家后重新服用避孕药，她说暂时不想要孩子。然后每个晚上都有电话打进来，她拿着电话与他交谈，有时候一个多小时，有时候两三个小时。刚开始常常是我去接电话，后来电话铃声响起后我不再去接。她在电话里说的都是他公司业务上的事，他询问她，她思考后回答他。后来她拿着电话听他说话，自己却很少说话。她放下电话就会陷入沉思，片刻后才意识到我坐在一旁，努力让自己微笑一下。我预感到他们之间谈话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我什么都不说，但是心里涌上了阵阵悲哀。
半年后他来到我们这个城市，那时候他已经办好离婚手续。她吃过晚饭去了他所住的宾馆，她出门前告诉我，是去他那里。我在沙发上坐了一个晚上，脑子里一片空白，里面的思维似乎死去了。天亮的时候她才回家，以为我睡着了，小心翼翼地开门，看到我坐在沙发上，她不由怔了一下，随后有些胆怯地走过来，在我身旁坐下。
她从来都是那么地自信，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她的胆怯。她不安地低着头，声音发颤地告诉我，那个人离婚了，是为她离婚的，她觉得自己应该和他在一起，因为她和他志同道合。我没有说话。她再次说他是为她离婚的，我听到了强调的语气，我心想任何一个男人都愿意为她离婚。我仍然没有说话，但是知道自己已经失去她了。我明白她和我在一起只能过安逸平庸的生活，和他在一起可以开创一番事业。其实半年前我就隐约预感她会离我而去，半年来这样的预感越来越强烈，那一刻预感成为了事实。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对我说：“我们离婚吧。”
“好吧。”我说。
我说完忍不住流下眼泪，虽然我不愿意和她分手，可是我没有能力留住她。她抬起头来看到我在哭泣，她也哭了，她用手抹着眼泪说：
“对不起，对不起……”
我擦着眼睛说：“不要说对不起。”
这天上午，我们两个像往常那样一起去了公司。我请了一天的事假，她递交了辞职报告，然后我们去街道办事处办理了离婚手续。她先回家整理行李，我去银行把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存款全部取了出来，有六万多元，这是准备买房的钱。回家后我把钱交给她，她迟疑一下，只拿了两万元。我摇摇头，要她把钱都拿走。她说两万元足够了。我说这样我会担心的。她低着头说我不用担心，我应该知道她的能力，她会应付好一切的。她把两万元放进提包里，剩下的四万多元放在桌子上。然后她深情地注视起我们共同生活的屋子，她对屋子说：
“我要走了。”
我帮助她收拾衣物，装满了两个大行李箱。我提着两个箱子送她到楼下的街道上，我知道她会先去他所住的宾馆，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去机场，我为她叫了一辆出租车，把两个箱子放进后备箱。分别的时刻来到了，我向她挥了挥手，她上来紧紧抱住我，对我说：
“我仍然爱你。”
我说：“我永远爱你。”
她哭了，她说：“我会给你写信打电话。”
“不要写信也不要打电话，”我说，“我会难受的。”
她坐进出租车，出租车驶去时她没有看我，而是擦着自己的眼泪。她就这样走了，走上她命中注定的人生道路。
我的突然离婚对我父亲是一个晴天霹雳，他一脸惊吓地看着我，我简单地告诉他我们离婚的原因。我说和她结婚本来就是一场误会，因为我配不上她。我父亲连连摇头，不能接受我的话。他伤心地说：
“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个好姑娘，我看错人了。”
我父亲的同事郝强生和李月珍夫妇，一直以来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也是同样震惊。郝强生一口咬定那个男的是个骗子，以后会一脚把她蹬了，说她不知好歹，说她以后肯定会后悔的。李月珍曾经是那么地喜欢她，说她聪明、漂亮、善解人意，现在认定她是一个势利眼，然后感叹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里，势利的女人越来越多。李月珍安慰我，说这世上比她好的姑娘有的是，说她手里就有一把。李月珍给我介绍了不少姑娘，都没有成功。原因主要在我这里，我和她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她悄无声息地改造了我，她在我心里举世无双。在和那些姑娘约会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将她们和她比较，然后在失望里不能自拔。
后来的岁月里，我有时候会在电视上看到她接受采访，有时候会在报纸和杂志上看到有关她的报道。她让我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她的笑容和举止，陌生的是她说话的内容和语调。我感到她似乎是那家公司的主角，她的丈夫只是配角。我为她高兴，电视和报纸杂志上的她仍然是那么美丽，这张通行证终于是她自己在使用了。然后我为自己哀伤，她和我一起生活的三年，是她人生中的一段歪路，她离开我以后才算走上了正路。
在消失般的幽静里，我再次听到那个陌生女人的呼唤声：“杨飞——”
我睁开眼睛环顾四周，雨雪稀少了，一个很像是李青的女人从左边向我走来，她身穿一件睡袍，走来时睡袍往下滴着水珠。她走到我面前，仔细看了一会儿我的脸，又仔细看了一会儿我身上的睡衣，她看见已经褪色的“李青”两字。然后询问似的叫了一声：
“杨飞？”
我觉得她就是李青，可是她的声音为何如此陌生？我坐在长椅里无声地看着她，她脸上出现奇怪的神色，她说：
“你穿着杨飞的睡衣，你是谁？”
“我是杨飞。”我说。
她疑惑地望着我离奇的脸，她说：“你不像是杨飞。”
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左眼在颧骨那里，鼻子在鼻子的旁边，下巴在下巴的下面。
我说：“我忘记整容了。”
她的双手伸过来，小心翼翼地把我掉在外面的眼珠放回眼眶里，把我横在旁边的鼻子移到原来的位置，把我挂在下面的下巴咔嚓一声推了上去。
然后她后退一步仔细看着我，她说：“你现在像杨飞了。”
“我就是杨飞，”我说，“你像李青。”
“我就是李青。”
我们同时微笑了，熟悉的笑容让我们彼此相认。
我说：“你是李青。”
她说：“你确实是杨飞。”
我说：“你的声音变了。”
“你的声音也变了。”她说。
我们互相看着。
“你现在的声音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说。
“你的声音也像是一个陌生人。”她说。
“真是奇怪，”我说，“我是那么熟悉你的声音，甚至熟悉你的呼吸。”
“我也觉得奇怪，我应该熟悉你的声音……”她停顿一下后笑了，“也熟悉你的呼噜。”
她的身体倾斜过来，她的手抚摸起我的睡衣，摸到了领子这里。
她说：“领子还没有磨破。”
我说：“你走后我没有穿过。”
“现在穿上了？”
“现在是殓衣。”
“殓衣？”她有些不解。
我问她：“你那件呢？”
“我也没再穿过，”她说，“不知道放在哪里。”
“你不应该再穿。”我说，“上面绣有我的名字。”
“是的，”她说，“我和他结婚了。”
我点点头。
“我有点后悔，”她脸上出现了调皮的笑容，她说，“我应该穿上它，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然后她忧伤起来，她说：“杨飞，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我看到她身上的睡袍还在滴着水珠，问她：“你就是穿着这件睡袍躺在浴缸里的？”
她眼睛里闪烁出了我熟悉的神色，她问：“你知道我的事？”
“我知道。”
“什么时候知道的？”
“昨天，”我想了一下，“可能是前天。”
她仔细看着我，意识到了什么，她说：“你也死了？”
“是的，”我说，“我死了。”
她忧伤地看着我，我也忧伤地看着她。
“你的眼神像是在悼念我。”她说。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说，“我们好像同时在悼念对方。”
她迷惘地环顾四周，问我：“这是什么地方？”
我指指雨雪后面的那幢朦胧显现的陈旧楼房，她定睛看了一会儿，想起来曾经记录过我们点滴生活的那套一居室。
她问我：“你还住在那里？”
我摇摇头说：“你走后我就搬出去了。”
“搬到你父亲那里？”
我点点头。
“我知道为什么走到这里。”她笑了。
“在冥冥之中，”我说，“我们不约而同来到这里。”
“现在谁住在那套房子里？”
“不知道。”
她的眼睛离开那幢楼房，双手裹紧还在滴水的睡袍说：“我累了，我走了很远的路来到这里。”
我说：“我没走很远的路，也觉得很累。”
她的身体再次倾斜过来，坐到长椅上，坐在我的左边。她感觉到了摇摇欲坠，她说：“这椅子像是要塌了。”
我说：“过一会儿就好了。”
她小心翼翼地坐着，身体绷紧了，片刻后她的身体放松下来，她说：“不会塌了。”
我说：“好像坐在一块石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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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她说。
我们安静地坐在一起，像是坐在睡梦里。似乎过去了很长时间，她的声音苏醒过来。
她问我：“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不知道，”我想起了自己的最后情景，“我在一家餐馆里吃完一碗面条，桌子上有一张报纸，看到关于你的报道，餐馆的厨房好像着火了，很多人往外逃，我没有动，一直在读报纸上你自杀的消息，接着一声很响的爆炸，后来发生的事就不知道了。”
“就是在昨天？”她问。
“也可能是前天。”我说。
“是我害死你的。”她说。
“不是你，”我说，“是那张报纸。”
她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可以让我靠一下吗？”
我说：“你已经靠在上面了。”
她好像笑了，她的头在我肩上轻微颤动了两下。她看见我左臂上戴着的黑布，伸手抚摸起来。
她问我：“这是为我戴的吗？”
“为我自己戴的。”
“没有人为你戴黑纱？”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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