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1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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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部还出现了租栈，这是一种从几户地主（多是不在农村的地主）的土地收税和收租的机构，它使少数仍在农村的地主能够通过管理租栈来增加收入。于是，它们就使农业经济内部一个寄生的集团兴旺起来。这个集团是由收租人和土地丈量人所组成，其中许多人往往还在衙门兼差，所以能利用其双份收入来放高利贷、做小买卖或者购置土地。①
以上所述种种变化，许多都是一种漫长而缓慢的发展过程的继续，结果导致各地产生一批农村新寡头。这批新寡头同传统的上层文人并无多少渊源；后者在太平军起义之后已经逃离农村，抛弃了农业。农村新寡头的地位并不比生员高多少，而以生员和监生为多。他们没有文人那种传统的文化声誉，在地方上他们也不承担司礼仪的传统职能，但他们确实需要并且得到了官府的直接帮助以维护私利。这些人很少自费养兵，却深知如何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太平天国之后仍然在活跃的或因临时危机而重新集结的民团。②这些农村新寡头还能够在十八个省份的未开垦区和边境地区占用大量官地，他们系统地进行开垦，不受习惯性的保佃措施的限制。③
农村某几类人在光绪和宣统年间能够比较富裕，似乎并非因为农业生产有所增加，即使从局部地区来看也是这样。相反，如果当时有关农村普遍贫困的大量记载是准确的话，某些人直接牺牲了小农的利益才使他们个人的财产得以增加。广大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或者不得不耕种经过任意分割而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小块土地，还要负担增加的地租，同时又不再能用手工产品来弥补其亏空：所有这些情况造成的农民的逐渐贫穷几乎是普遍现象。①目前的研究还不能对此作出精确的说明；但是，农村贫困的日益普遍似乎影响到了清末社会变化的许多其他特点：手工业内部状况的变化、移民、海外移民和半无产阶级的产生。
手工业的变化
少数破产农民加入了工业无产阶级的行列。更多的破产农民则扩大了也在转变中的手工业劳动力队伍。在经历二十年国内动乱所招致的大量破坏之后，手工业为了同外商和工业竞争，也在起变化。根据1864至1894年六个省的十五个城市的不完全统计，登记在案的七十六个手工业行会有四十三个是新行会。②某些手工业严重衰退，如手工纺织在1905年只能满足国内需要的百分之五十。产品用于省际贸易的湖南和山西的铁厂也是如此，由于进口钢材的竞争，到1900年这些铁厂实际上都冰消瓦解了。但是，其他部门在出口贸易和工业发展的推动下，正在发展，甚至创造更好的运输工具。广东、浙江、四川、山东和奉天等地的缫丝产量大为增加。在1870到1880年的短短时间里，浙江、福建、台湾、安徽、江西和湖北的制茶业也很繁荣，共有茶叶商号近四百家。中国特产如瓷器、扇子和竹制品等的需求量很大。另外，出口刺激了丝绸业的壮大，而运输业的发展又扩大了榨油业、面粉业和老式采煤业。1866年营口有两家榨油坊，1895年增至三十家；芜湖的碾米厂在1850年有二十家，1900年增至一百余家。尽管工业生产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某些手工业，但也使另外一些手工业活跃起来：因为机器纺纱降低了耐用布的生产成本，这便使得一向以纺织业闻名的地区能大规模发展手工织布业，甚至以往从来没有纺织业的地区也兴办了手工纺织业。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手工制造火柴、肥皂、卷烟、玻璃和针织品的行业都发展迅速。
手工业产量的增加在引进大机械化工业之后尤为显著，增产的形式基本上是办工厂，扩大工场，或者组织工人在家里生产，计件付酬。这种生产所利用的是部分机械化的、或者至少经过改进的工具，例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浙江的纺织工就已广泛使用日制脚踏织布机。在十九世纪之末，手工生产棉制品的工厂不超过三十家，而在1901至1911年间却开设了三百多家。①这个时期政府也力图鼓励手工业，在各省设立了工艺局，使之负责开办学徒作坊，发展技术，对某些企业提供帮助。这在直隶和山东颇见成效。②
在一些手工行业中，资本主义的倾向改变了老板、工人和学徒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甚至反映在合作组织中。受威胁最重的行业不断向专业化发展，对吸收外来学徒和帮工以及对生产率、销售和劳动时间等方面都规定得更严，旨在限制竞争，并使不断增加的同业者能够尽可能平分微薄的利润。这些措施毫无疑问使得许多手工业者能够勉强维生，但却有碍于积累资本和发挥积极性。在有大作坊发展起来的兴旺行业中，有一种提倡把工人和学徒分别组织起来的倾向。这类组织仍然是排他性的，都附属于业主的联合会。③在二十世纪头十年，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似乎越来越频繁了。①
尽管有精心的集体保护和工厂的发展，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大多数手工业工人的前景常常是很渺茫的，因为他们依赖于不断扩大但调节仍旧很差的市场，而且工业的竞争又使这个市场的利润幅度剧烈下降。粮价高涨和所获铜币贬值更加重了这一情况。②根据官方统计，1912年的三十个行业共有手工业者一千三百万人。③看来十九世纪中期手工业者有所增加，它以全日工或零工方式吸引了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这也使得手工业者感到比以往更不稳定。流动的手工业者为数更多；茶厂总是挤满了一文不名的流浪的求业者。破产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工人的行列，变成了民众运动的领导的一部分。
移民
农村的贫困，经常再加上工匠贸易的厄运，造成了国内人口的流动。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后，大量人口的转移尤其影响到长江下游各省，并使来自河南以及湖北、湖南、苏北、浙东等人口密集区的移民，重新定居到苏南、安徽、江西和浙北等遭到战火蹂躏的地区。这种状况直到清末还在缓慢地延续。在五十年内河南光山县就有百余万农民迁移到苏南、浙北、安徽和江西六十多处地方。④都市更是吸引了大量移民，例如上海人口在1880年为107，000人，到1900年为345，000人，到1911年就增加到1，250，000人。这些移民带着农业技术和殊风异俗从一地迁到另一地，往往弄得彼此关系紧张，或者造成不同的地方集团之间的冲突。①
最大规模的地区间的移民运动无疑是北方各省（尤其是直隶、山东）的农民向满洲的迁移。由于清廷的限制，以往只许满人和八旗军使用这一地区，所以长期以来这里就是一块神秘的地方，但在整个十九世纪，向这块清朝发祥地的迁移不断增加，并且逐渐合法化了。嘉庆帝在位时，直隶和山东连年遭受饥荒和自然灾害，官方就在1803年“暂”准移民满洲。在1786到1840年间，奉天人口从807，000增至2，213，000人；吉林从148，000增至324，000人；黑龙江则从1771年的35，000人上升到1808年的136，000人以上。②面临俄国及其后日本对东北的觊觎，清廷于1860年才决定鼓励移民。许多最肥沃的地区于是逐一向数量日益增多的，由于农村不安定和贫困而被迫背井离乡的华北各省移民正式开放。1907年，奉天、吉林和黑龙江都变成了行省，阻止汉人移民的一切禁令都被取消。当时每年迁来的移民大概有三、四十万。1911年奉天人口增加到10，696，000人，是1897年的两倍；吉林人口增加到3，735，000人，是1897年的五倍；黑龙江的人口则有1，453，000人。③
1880年以后，这些地区的采矿业、军火工业和各种商业发展较快，呈现出一派特殊景象。习惯与传统的影响很小，发财容易，但是随着政府加强财政管理，税收的负担也立刻加重起来，而且在没有集体保护和集体团结的情况下，经济上挣扎求存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北满有大量非法移民、原来的犯人、土匪、冒险分子、逃荒者和探矿者，他们统称为“红胡子”：这些在十九世纪之末自发地以绝对集体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为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在那里非法地承担着各种行政和治安的实际职能。其中最著名的是什都喀共和国，它是以黑龙江的一个支流命名的，在1885年那里共聚居有二万人，曾引起几位信仰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欧洲旅行家的好奇。①
正当华中和华北各省民众设法摆脱贫困而在国内移民之际，华南居民则向往海外，以期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在1876年以后，官方准许和鼓励向台湾移民，这吸引了福建南部和广东北部几个府的居民；当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时，曾有二、三十万人返回大陆。十九世纪后半期，成群的客家人从广州三角洲迁到人烟稀少的广东西部，尤其是雷州半岛和海南岛。②云南与印度支那的东京之间铁路通车，曾出现临时性移民热潮；1911年这条铁路就载运了一百多万名中国的四等车乘客。但是，多数海外移民还是广东人和福建人；在1840年以后，他们遍布东南亚、太平洋沿岸地区、古巴和印度洋诸岛，并且远及南非。很难得出海外移民的准确数字，因为其中许多移民只是临时性的。估计侨居国外的中国人在1876年约有二、三百万，在1908年约有八、九百万，大部分是在东南亚。③这些数字没有区分新来的移民和自然增长的人口。在东南亚某些华人区，自然增长率大概相当高，象槟榔屿和暹罗很早就有中国移民。
政府以政治安全的原故，立法禁止向海外移民（但又无力贯彻实施），因此移民是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在1850到1875年间，外国代理人和航运公司用欺骗甚至常用暴力手段招募了一百二十八万“契约”华工，到古巴、南美（那时非洲奴隶贸易已被禁止）和马来亚的种植园与矿山当劳工，他们实际就是奴隶。这些不幸的人们拥挤在货栈和船仓中，食不果腹，给他们许诺的微薄工资也从一开始就被骗走，因此病死和自杀使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在中外舆论的一致谴责下，苦力买卖的弊端迫使清政府和有关的外国政府对雇佣办法和运输条件共同进行了某些控制。葡萄牙人在1875年决定禁止从澳门以契约形式移民，这在理论上结束了苦力贸易。当时拉丁美洲由于内部战乱也开始使苦力贸易失去了主要市场。此后移民虽说是由完全“自愿”的工人组成，但实际上还是有一部分是以契约方式组织起来的。在1875到1914年间，用这种形式被雇佣并被运到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和南非的欧洲人殖民地当苦力者数逾百万。①
清政府既不能保护契约华工使之不受外国主子的剥削，也不能保护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数量的增加快得多的自由移民。不过，中国当局的态度倒的确从漠不关心转为给以关注和警惕。②在陈兰彬、郭嵩焘、张之洞、薛福成和黄遵宪等外交官和高级官员的影响下，政府终于开始意识到华侨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从1869到1895年，曾就在主要的华侨地区建立领事馆问题进行谈判。清朝的外交是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反对美国和加拿大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及澳大利亚在1890年以后采取限制华人移入的措施。它抗议虐待华侨。1893年9月13日，上谕正式废除禁止海外移民的传统法令，并采取措施颁发护照，禁止地方官敲榨归国华侨。这些措施鼓励了侨汇和归国投资，并且在移民不断增加的时期方便了大陆同海外华侨保持经常的联系。二十世纪之初厦门每年出境登记者有十万人，新加坡每年入境近二十五万人。①1907年华侨汇回的资金有七千三百万两。他们还为中国现代企业提供了相当多的资本。
华侨汇款回国使沿海府县大量居民得以维持生计；它促进了广州地区、华东诸省、甚至往北远及满洲等地的工业化；就全国范围来说，侨汇数量大大有助于弥补商业赤字和外债造成的收支不平衡。而且在南洋（即东南亚），有为数众多而且十分活跃的华侨富商甚至还为祖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大量人才和精神鼓舞。在广州附近创办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缫丝厂的陈启沅、李鸿章的幕僚伍廷芳和1901年曾奉旨负责经济发展政策的百万富翁张弼士等人，都是南洋华侨。华侨熟悉西方事务，相信经商的优越性，而且因身处备受歧视之地而产生的一种自卫感，使他们能热爱祖国和坚持自己的民族特点。他们带来了影响大陆的文化模式，例如言论自由和中西结合的教育制度，1886年哈瓦那开设的一所学校就采取了这种办学方式。虽然清政府利用其海外臣民的财富和才干，但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也向海外华侨寻求物质支持和罗致人才，以帮助他们逃避在本国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