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1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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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是一个发表了大量有见地的言论的商人。他的《盛世危言后编》与他的短一些的政论性文章《盛世危言》比较起来不大为人所知，但《后编》不只是广泛地论述了他办的几个企业，而且也表述了他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此时阐发商人看法的另一种资料是《香港华字日报》，它从1864办至1940年，原每两天一期，后改为日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从公司行号的档案中汇编了几种资料，每一种都论述了一个开办于清末的重要的工、商企业。其中包括《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瑞蚨祥》、《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对个别公司的记载加以补充的有几部关于某一工业的大型文献汇编，象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的《上海钱庄史料》和宓汝成编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年》。有关近代工业发展的总情况，可见前引孙毓棠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两卷本）；汪敬虞编的《第二辑，1895—1914年》（两卷本）；还有一套丛书，书名相同，未附日期，该书由陈真和姚洛编辑，标上第一辑和第三辑，每辑两卷，分别于1957年和1961年在北京出版。这些文献不仅包括官方文件，也包括一般不容易看到的大批商人的小传、当时西方报道的译文、行号报告和各种各类的记载。
中国大陆史学家的这些汇编虽然只罗列了一些已很容易见到的记述，却大大增加了那些组织中国近代初期企业的人物和机构的资料。它们也对近年来许多重要的研究著作的撰写大有助益，例如：费维恺为本卷撰写的一章和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企业：启新洋灰公司》（载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考察》一书中）；琼斯的两篇文章，即《宁波的金融：1750—1880年的钱庄》（载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和《上海的宁波帮和金融势力》（载埃尔文和施坚雅编的《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以及陈锦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
最后，还要说一下近来历史学对中国商人的看法的变化。许多学者已开始不重视老一套的说法，即中国商人阶级受冷酷无情的中国官僚老爷的压迫。反之，他们现在认为，官员和商人之间存在着痛痒相关甚至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起码在清末是如此。对于这种新观点，可见杨联陞的《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的控制》（载《清华学报》〔1970年第8卷第1—2期〕第186—209页）、梅茨格的《中华帝国的政府和商业》（载《亚非研究》〔1970年第6期〕第23—46页）、郝延平的《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和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
第九章 共和革命运动
对于希望更深入地考察革命运动或者希望更广泛地了解整个革命的非专家来说，可以先看两本书，它们从历史角度来看待这次革命，并且揭示了革命最初几年的情况：一本是希夫林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它记述了1905年以前的孙中山的生活和革命活动；一本是刘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和制度的变化》。詹森的《日本人和孙中山》和K。S。刘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二书完成了对孙中山的生平和这次革命运动湖南部分的概述。关于广东和湖南湖北地区的革命活动，细节可见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和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兰金的《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一书研究的是革命运动具有鲜明特征的另一个地区，并且还弥补了社会政治史和思想史之间的缺口。后一题目还在伯纳尔的《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M。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中有所论述。另一些有用的书包括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此书对黄兴的重要性强调得太过分了，但书中有大量有价值的材料；李大陵的《辛亥革命的基础：同盟会历史记录》一书既过时，又谬误百出，不过它是唯一对同盟会作全面论述的著作，同时它也便于用来概括以前这方面的学术著作；吴玉章的《辛亥革命》无论从作为个人对革命运动的回忆录来看，还是从介绍马克思主义对这场革命的解释来看，都是有价值的。对于其他解释和目前的争论可看芮玛丽编的《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一书，特别应该看看该书编者的导言（第1—63页）；以及《辛亥革命讨论集》。（载《近代中国》第2卷第2期〔1976年4月〕第139—226页）。
对专家来说，应先阅读谢文孙的《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目选》，该书提供了主要和次要资料的目录、关于个别资料的有用的评论和一篇论述研究这次革命的整个史学方面的颇有见地的文章。学者们可能会对目前已出版的大量文献集和回忆录给予特别的注意（见谢文孙一书的第50—54和65—68页）。关于中文资料的另一部重要指南书是余秉权、李又宁和张玉法合编的《清季革命运动期刊叙目选辑》。它包括1900—1911年间出版的十六种期刊的目录和创刊词，还有一篇简要的英文介绍。关于资料和分歧问题的有价值的讨论，可看贝尔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家看辛亥革命》（载《历史评论》第468期〔1963年10—12月〕第403—436页）。关于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专家中间出现的争论问题，见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编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这个集子出版过迟，以至贝尔热教授无法在其文章中加以探讨。一本新的和经过认真推敲的指南书是冯兆基的《1949年后中国的辛亥革命历史学》（载《近代中国》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81—214页）。
中国学者所写论文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应注意它的第2卷（1971年6月），即《中华民国建国六十年纪念》特刊。该研究所的专著已收录在谢文孙的书目中，但书目还需要补充的有亓冰峰的《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和《清季的革命团体》，以及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生》。
关于大量的日文材料，请参阅书目介绍和第六章的脚注，以及这一章伯纳尔和罗兹所引的专著书目。最后，有几部题目与本章有关的研究著作有助于理解辛亥革命。其中包括陈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年》（第2版）、弗里德曼的《中国革命党》、戴福士的《锡良和中国的民族革命》、于之乔的《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1912—1924年的国民党》、唐？普赖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欧内斯特？杨的《袁世凯总统任职与中华民国初年之自由与独裁问题》；还有周锡瑞已引的研究著作。
第十章 社会变化的潮流
有大量可以帮助阐明清帝国末期社会史的原始资料。实际上，社会史的概念包括很广泛的领域，涉及道德、观念、风俗、人群的组织模式及其关系，甚至涉及经济境况的发展；所以几乎是所有的文献，不管是文字的、图像的、建筑的，甚至是音乐方面的都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它的组织、运动、结构和自我形象——的实际情况。这里，我们介绍的仅限于文字资料。
对西方社会的历史学非常重要的计量资料很少，并且分散而又极其零碎，特别是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的资料更是如此。保存在日本的几批土地文书已成了村松佑次的《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的研究》和天海谦三郎的《中国土地文书研究》两本研究著作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大陆以外的学者迄今还难以得到土地文书档案和地方政府的档案，并且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在其出版物中也严重忽视了这些材料。大部分现有原始材料所提供的资料基本是表述性的。再者，这些资料几乎全部出自统治阶级之手，而且撰写时采用的刻板笔调总是倾向于把新事物纳入传统框框中去，因而它们对研究下层阶级和社会变迁状况用处不大。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三十年来从事收集大量口头传闻，试图矫正这一历史偏见，不幸至今未见出版什么东西。
以下几种汇编适当地集中了零散的资料，因此适用于作为研究的起点：首先是在第一和第八章已经介绍过的几种资料集，即由陈真、孙毓棠和汪敬虞分别收集的近代工业方面的资料；李文治关于农业的资料；彭泽益关于手工业方面的资料，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有关上海钱庄方面的资料。对这些资料必须补充以大量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日文资料汇编，如：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清国通商综览》、东亚同文书院编的《中国经济全书》、根岸佶的《清国商业综览》、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清国行政法》，以及1906年以后由中央政府和某些省政府出版的官方年鉴。象费行简的《近代名人小传》、金梁的《近世人物志》和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这样的传记词典，可惜都过分着眼于官方阶层及其政治和文化活动。最有启发性的材料主要能在地方志、私人日记和报刊中发现，尤其可以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写实和讽刺文学中看到，其中最有名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绣像小说》，它发表过刘鹗、李宝嘉和吴沃尧的小说。西方资料（外交和传教士的各种档案和报告）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但是仅在1895年以后才有大量社会性的资料，而那时的中文资料也变得更有说服力了。
也许因为现有资料的性质已经使史学家们丧失了信心，或者因为他们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政治或文化上的现象，或者因为先验的研究计划束缚了研究，所以我们一直对王朝最后四十年间的社会演变很少了解。施坚雅的《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著类目索引》是有关这一课题的最完整的著作目录。它表明除了几部主要由中国和日本学者编写的开拓性著作外，研究仍旧是很不完整和极其零碎的。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够深刻或全面地阐述这个问题。但是，新的读者通过与西蒙的《中国的城市》（此书受库朗热的《古代城市》的启发而命名）在1885年所作的多少有点田园式的描述以及与杨懋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它分析了民国时代的社会）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尚待填补的空白。在施坚雅所编的《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和埃尔文、施坚雅合编的《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中的大量文章，对解释社会风情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于特权阶层的研究比较起来是最好的，因为有一些关于绅士…文人的扩大、变动和财产方面的基本著作，如张仲礼的《中国的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何炳棣的《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更给这方面的研究大添异彩。马什的《1600—1900年中国官员的变动状况》，只对收入恒慕义的名人传记词典中的官员进行分析研究，此书现在已被李国祁的统计性调查《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所增补和修改。后者根据地方志补充的资料描述了官员的出身地和社会背景以及州府官员们的传略。关于买办，有郝延平出色的专著《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关于商人，有陈锦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有关近代企业资金积累的著作，也揭示了新的社会集团的出现。这方面有下面一些文章：邵循正的《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张国辉的《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与资本主义发生问题》、汪敬虞的《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和由东京教育大学编辑的《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构造》文集。贝尔热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一书叙述共和革命时期上海的近代商业的社会背景。鲍威尔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对军事发展提供了总的看法，这看法由于有王尔敏编的《淮军志》（这是一部研究征募军官团的有用的著作）和刘凤翰的《新建陆军》而变得更加完整了。至今还没有这类论述1901年以后的近代军队的专著。新知识分子一直是许多人研究的题目，著名的有汪一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年》、兰金的《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以及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许多传记性研究也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如关于西化和中国的条约口岸的著作有科恩的《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关于女权运动和妇女状况的著作有吉波伦的《秋瑾》。
有两本关于当时工人的状况和斗争的扎实的研究：汪敬虞和聂宝璋的《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和赵亲的《辛亥革命前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