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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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3）不应将边防军费转用于沿海防务，因为对沿海防务已经拨给固定的军费；（4）列祖列宗百战经营的土地不应放弃；（5）象乌鲁木齐和阿克苏这样的战略要地应首先收复。左宗棠警告说，如果现在中辍此役，就会招致外国人对新疆的统治。①
这两个集团提出的论据都剀切中肯，言之成理。但是，此时沿海还未有直接的纠纷，新疆却正在经历着一场叛乱，同时伊犁为俄国人所占据。因此，虽然没有放弃办海军的计划，清廷却于1875年4月23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为准备这次战役而殚精竭力，最后采取了“缓进速战”的策略。到1876年初他已作好了出击的准备，3月间便移节肃州。刘锦棠将军在猛攻之下迅速进入新疆，到11月便征服了北疆。这时还守在新疆南部的阿古柏越来越惊慌不安，便于1877年春末遣使前往伦敦以寻求英国的调停，同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属国的地位。但是，左宗棠军队的前进速度比在伦敦进行的讨论要快。阿古柏遭到了彻底失败，于1877年5月29日自杀身死。他的儿子们继续作战，但是，阋墙之争使一切抵抗归于无效。到1877年底，除了伊犁这块小飞地仍为俄国人占领外，整个新疆已被收复。
清帝国既然恢复了新疆的统治权，中国就具备了俄国所答应的归还伊犁的条件。但是，由于驻北京的俄国公使一再拖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总理衙门便责成它新近派驻在俄国的公使馆就归还伊犁问题进行交涉。率领使团的崇厚被授予一等钦差大臣衔，也就是说这个使节有便宜行事的权力。
崇厚和里瓦几亚条约
俄国人决心要从伊犁局势中捞取最大好处。俄国政府一直受到中部各省和乌拉尔的工、商业者的压力，他们要求取得通往蒙古、甘肃和陕西的新商路；这些地方还没有英、美的货物和竞争。这种贸易前景以及在中国西部（这里盛产贵重金属）的采矿权，据说足以解除1873—1876年间业已明显暴露的俄国经济危机。在陆军大臣的指导下，一个制定俄国对华政策的特别委员会组成。它决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交还伊犁的代价：俄国商队有权进入中国的内地；割让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给俄国；大赦固勒扎居民；以及其他几条要求。不过考夫曼将军索赔一笔巨款以抵偿中亚铁路建筑费用的建议还是被否决了。纳
崇厚（1826—1893年）是一个颟顸无能的满洲贵族，他对于这次出使全然没有准备。他抵达圣彼得堡时对国际外交上的错综复杂情况和伊犁的地理状况一无所知，而这里的俄国人的阿谀逢迎显然把他弄得晕头转向，失去了戒备。此外，他看来还有点畏惧那些可怕的俄国人，并且急于回国以料理紧迫的家务。崇厚匆匆地就缔结了里瓦几亚条约，名义上是将伊犁交还中国，实际上却将十分之七的土地割给了俄国，其中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它使俄国得到五百万卢布赔款，有权在七个重要地点设置领事馆，并且可以沿松花江航行直至满洲的伯都讷。当这些条款电告北京时，惊讶的总理衙门电令崇厚不要在条约上签字。崇厚荒谬地回电说该条约已经缔结，文本业已誊清；改订或重新谈判条约已不可能。1879年10月2日他擅自在条约上签了字，未经奉旨就擅自回国。
这消息使中国官场惊愕莫名。总理衙门认定，用这种方式将伊犁交还中国还不如不交还为好。左宗棠则担心他辛苦经营新疆的战果会因崇厚的愚蠢行为而付诸东流。他竭力说服朝廷：“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①另一方面，李鸿章无论是对新疆的战事，或是对迫使俄方交还伊犁的政策，都不支持；他只是表面上批评一下这一条约，但并不主张将它撤销，他说：“惟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②
李鸿章当时是少数派，不得人心。士大夫中都有求战雪耻之心，毫不计及国家是否有备。无数奏疏象雪片飞来，要求严惩缔约人和撤销条约。这些奏议中的佳作是年轻的詹事府洗马张之洞（1837—1909年）所呈，他奏称：“俄人索之，可为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然臣以为不足惧也。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他要求将崇厚处斩，以示中国拒不承认该约的决心，纵然诉诸战争亦在所不惜。因为张之洞说出了士子文人和官员们心里的话，他马上便出了名。③
清廷任命曾国藩的儿子、当时驻英驻法公使毅勇侯曾纪泽，作为第二次出使俄国重新商订条约的首席代表。与此同时，判处崇厚死刑的事遭到了英、法、德、美各国外交代表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对这样一位外交官同事受到的不人道的待遇不能置若罔闻。后来维多利亚女王亲自给慈禧太后写信求情，这才于1880年6月26日宣布崇厚的死刑暂缓执行，不过在第二次出使未获结果以前仍予囚禁。俄国对这局部的让步仍表不满，声称只要崇厚未得到完全赦免，就不与曾侯谈判。
被中国的行动所激怒的俄国派了二十三艘战舰驶往中国炫耀海军威力。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人们耽心俄国海军在沿海发动进攻，来配合从西伯利亚派兵通过满洲直逼北京的行动。清廷并不想加剧冲突，但是在士大夫的激情的推动下，只好违心地采取了强硬立场。为了预防万一发生战争，清廷起用了几名有平定太平军战功的湘军军官充任要职，另外又通过赫德请戈登来中国帮助御敌。
戈登曾担任过前常胜军的首领，自1880年春一直担任印度总督的秘书；但是他发现文牍生涯是“活受罪”，便辞去该职，不料两天以后就收到赫德的邀请电。戈登抓住了这一机会；他在天津和李鸿章会见以后表示同意李的看法，认为中国不应轻启战衅。他提出警告说，只要政府设在北京，中国就不能和任何头等强国开战，因为大沽炮台很容易失陷，使北京门户洞开。他说，如果中国一定要打仗，朝廷就应当迁往内地，准备进行长期的消耗战。这种直言无隐的劝告在充满好战气氛的北京是不受欢迎的，但戈登却立论有据，认为战争不可取。李鸿章则利用他一方面向主战派泼冷水，要他们不要自取咎殃，另一方面又向俄方显示，中国在危难时刻并不是没有朋友的。①
曾侯和1881年的圣彼得堡条约
当戈登劝告中国采取和平解决办法时，曾侯则在为出使圣彼得堡进行准备。为了避免重犯他的前任的错误，他通盘地筹划了这次出使的外交策略，并详尽地研究了伊犁的地图。他决定在边界争端上丝毫不让，在贸易问题上讨价还价，在赔款方面妥协；曾侯启程赴俄时，又从英国外交部取得非官方协助的保证，伦敦还指令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帮助他出主意。
俄国人内心里实在也害怕在此时引起战争，但表面上拒绝在圣彼得堡开谈判，而坚持将谈判地点移到北京，作为对中国好战态度的惩罚。清廷命令曾侯无论如何要使谈判在俄国进行。俄方终于默许，但谈判进展缓慢。由于1876—1877年土耳其战争后的经济困难和1878年柏林会议以后俄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俄方无力进行一次远距离战争。圣彼得堡政府还害怕国内会爆发革命，同时耽心战争对贸易带来的不利后果可能促使欧美站在中国一边，因而更有所克制。此外，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报刊以及一批汉学家都主张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①政府愿意和平解决，但是未能从困境中找到一个体面的出路。经过近半年的毫无效果的谈判以后，沙皇终于决定同意将伊犁全部交还中国以结束这场纠纷：交还中国的土地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只是西部的几个村庄因收容不肯回中国的穆斯林难民，才不在此限。俄国领事馆减为两个（设在吐鲁番和肃州），而赔款则美其名曰“兵费”，增为九百万卢布（约合五百万两白银）。这些条款全都载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的新条约——即圣彼得堡条约中。
这次和平解决通常都被说成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其重大后果有二：首先，尽管曾侯曾警告不要自满、乐观和傲慢，但是，从西方一个强国那里赢得第一回合的胜利的想法激发了中国的自信心和保守性。那些妄发清议的文人更加相信，这项胜利是靠他们的战争喊声得来的，因而对他们解决中国对外关系问题的能力产生了过分的自信。
第二个重要后果是新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新疆历来被看成西域，从来不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直是边疆地区，当中国隆盛时便领有它，衰落时便丧失它。圣彼得堡条约以后清廷采纳左宗棠的建议，于1884年将新疆改为行省，并任命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著的年轻杰出将领刘锦棠为第一任巡抚。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①
争夺安南（越南）的中法战争，1883—1885年
伊犁危机解决之后接着出现了法国侵略朝贡国安南的问题。安南古称越南，它最早受到中国影响的时期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它的北部在公元前111年——即汉武帝时（公元前140—87年）——已被征服。它的中文名来源于唐代（公元618—907年）所设的安南都护府。虽然唐王朝灭亡后越南获得了独立，但它仍然受到强大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而在明清时期它是一个重要的朝贡国。
西方的影响是1615年由耶稣会士带进越南的，但是在这个以儒教为主的国家里，教会的活动进展缓慢。法国东印度公司企图与越南进行贸易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到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影响开始抬头，因为阮福映（1788年旧制度被推翻后的唯一幸存者）那时在法国军官的帮助下，重新控制了这个国家。他被立为阮朝的嘉隆帝（阮朝的统治从1802年起到1945年止）。
嘉隆帝及后继诸帝都是保守的儒家，他们支持仇洋暴乱，以反对传教士和本国教徒。路易？拿破仑因急于要建立一个法属印度支那帝国和把自己打扮成在海外传播天主教的旗手，便在1859年派军前往西贡去惩罚反教会的越轨之徒。1862年强使越南接受的条约使法国获得赔款四百万美元，同时获得贸易权、传教权和控制越南对外关系权，另外还获得了称为交趾支那的南部三个省。1874年签订的新约又确认法国对交趾支那的占领和对越南（这时已称为法属安南）对外关系的指导，并批准法国在北部东京的红河的航行权。这项条约表面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已把它降为法国的保护国。这时中国正全力对付台湾危机和处理马嘉理谋杀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法国前进，只是根据安南是中国的附属国这一理由，拒绝承认1874年的条约。①
法方在安南加紧其活动，到1880年已在河内和海防港驻上了军队，并在红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安南政府为了抗拒法方的推进便加强同中国的联系，既向中国进贡，又请求驻在中国和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黑旗军——给予援助。到1882年黑旗军已开始与法军作战，次年，清廷又悄悄地派遣正规军进入东京。
这时天津总督李鸿章反对在完成中国海军建设和沿海防务计划以前和法国开战。他极力主张中国只有在遭到进攻时才可应战，而且即使如此，其为害也不可胜言，因此他主张以谈判促解决。当时还是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和首辅军机大臣的恭亲王也表示同意，认为中国不应在时机未至时向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挑战。
清流党的兴起
李鸿章和恭亲王的审慎态度遭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官吏的攻击和嘲笑，这些人虽然是些优秀的学者，但在外事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真知灼见。他们在奏疏中慷慨陈词力主好战的行动路线，因而博得了公众的拥戴和皇帝的注意。他们自称为清流党，藐视法国为“强弩之末”，谴责姑息的态度会纵容贪得无厌的敌人提出日益众多的要求。他们坚持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在勇敢和美德方面的素质，而不是取决于武器，因而将李鸿章鄙夷地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奸臣秦桧（公元1090—1155年）。①
清流党强调中国的道义力量，李鸿章却着重指出了它的物质上的弱点。而曾侯则表现出他全面了解当时的形势的能力。他根据对法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地位的了解得出结论说，法国是经受不住一场劳师远袭的战争的。他提醒李鸿章和法国人打交道时不能示之以弱，因为：（一）他们欺软怕硬。中国备战的决心越大，争取和平的可能性也越大。优柔寡断、拖延不决以及妥协退让都只会给法国人带来好处，并使中国在以后难以收回这些利益；（二）法国垂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