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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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革命的迫近，日本的直接影响衰退了。宫崎和萱野等革命党的代理人却成了政府监视和怀疑的目标。他们的秘密访问日本的中国友人也受到同样的待遇。友好的日本政府的形象逐渐变成了一个特别危险的帝国主义强国的形象，而它邻近中国和容易到达中国的有利条件也更加令人担心。辛亥革命爆发时，人们发现孙中山从美国启程，不是回中国或去日本，而是前往英国，这是因为他希望遏制可能发生的日本干涉；而东京政府本身也对事态的发展一点没有把握，所以它疏远了几乎所有可能在中国取得政权的候选人。在满洲，受日本军队支持的冒险家们最早企图成立一个独立的亲日缓冲国。在其他地方，孙中山的＇日本＇老朋友也在活动，但却不能提供或保证提供其同胞们的支援。社会主义者兼民族主义者北一辉与宋教仁交往密切，但他也设法每天向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打电报，报告混乱的政治局势。他后来退隐著书立说，颇有创见地解释了日本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社会为什么不能在重要的良机中树立自己的领导地位，为什么不能与一个为诞生而奋斗的中华共和国建立信任关系。包括宫崎和萱野在内的其他人士与孙中山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他们在革命政府失败后也与孙中山一起迅速地失去了光彩。孙中山在短暂的成功之后又要重新依靠日本的善意了，此时他表明比过去更愿意作出关于日本在满洲享有利益的诺言。①
日本人还在近代中国更长期更深刻的思想革命中起着作用。当日本政府在桂太郎首相（1901—1906年；1908—1911年）强调高压的帝国主义政策和西园寺（1906—1908年；1911—1912年）执政下的较温和的路线之间进行更替时，社会主义左派知识分子偶尔也找机会在演说和出版物中表达他们对议会制度不抱幻想的意见。宫崎滔天的弟兄宫崎民藏是亨利？乔治单一税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并在革命刊物《民报》中发表了两篇文章。没有理由可以怀疑这类观点和人事往来对孙中山土地问题观点产生的影响。②
在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可以找到更为直接的影响。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就出版了关于俄国虚无主义的著作。日本的激进派后来认为他们在1882年成立短命的东洋社会党之事即与这些著作有关。1902年以后，对无政府主义的兴趣在日本不断发展。早稻田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了一本关于俄国革命运动的有影响的著作，它着重谈了三个阶段的分期，即革命文学、宣传鼓动和暗杀恐怖活动。这本著作对中国革命派有影响。日俄战争进一步助长了日本人对俄国的兴趣，象二叶亭四迷那样受欢迎的小说家和成为战争化身的民间英雄广濑武夫等人，都深受俄国的价值观和文化的影响。无政府主义这个术语和概念是在1903年通过日译文传入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中的。就在这几年，俄国革命派中的个别英雄人物开始成为非常适合中国留学生仿效的典范。这十年中在个别爱国的自杀行动中，在留学生以先驱者自任的意识中，在他们对其政府的暴政的厌恶情绪中表现出来的激情，似乎都与俄国的事例有关。
经过1905年的短暂革命后，一批俄国的避难者和革命派前往长崎。启程前往安南的孙中山通过黑龙会和萱野的介绍会见了他们。宫崎…萱野集团和这些俄国人一起办了名为《革命评论》的杂志，其宗旨是要加快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进程。虽然这个杂志不久被日本警方取缔，但它是在日本的左翼出版物大量涌现的气氛中产生的。《光》、《平民新闻》、《直言》等等刊物都可以从它们的名称中看出社会批判的潮流。当幸德秋水在1906年宣布他转奉无政府主义时，这一切都完全符合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发生的重大转折的情况。有一个时期，《民报》和《革命评论》互相借鉴，互相标榜。《民报》日益落在章炳麟和张继等人的手中，他们甚至在孙中山被逐出日本以前就对无政府主义发生兴趣。这些人根本不亲日（章炳麟对日本的文化和日本人的抱负确实有强烈的批判倾向），也不亲西方。但他们与日本的处境相同的人一样，也处在激进知识分子的大潮流中。他们谴责西方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和制度方面的弊病；他们道德上的责难和审判虽然是以无政府的激进主义表达出来的，但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们自身传统中反对资产阶级物质主义的哲学思潮。
关于日本对近代中国的自由派和革命派思想的影响这个大问题，不属于本章讨论的范围。①中国人在借鉴思想意识方面，越来越直接取材于西方的材料，而在从日文译成的中译本中，日本自己的思想也是难以确定的。但是两国的激进思潮显然不能孤立起来加以考虑。对留日的一代中国留学生来说，日本的激进派是私人朋友和道德巨人。景梅九的日记明确地指出，对一个有影响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听到象幸德秋水和大杉荣的讲话是多么重要。日本人的激进主义在东京的华人界中起了很大的作用。②
日本的影响当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它补充和强化了中国人经历的更大的变革潮流。革命派本身在策划第一次革命时也不是决定性的人物；按照芮玛丽的说法：“他们创造了一个传统，而不是一次革命。”③要衡量中国领袖人物个人在与日本人交往时所受的影响是困难的。但在交往中却常常容易了解到某些日本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经历。“中国浪人”（人们对宫崎及其友人的称呼）在他们的一生中就被认为是这种日本人。对他们来说，建设一个新东亚的斗争是一项超越个人或超越民族界线的事业。但是在中日两国，国际主义的经验都证明是难以容纳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潮流的。① （杨品泉译）
②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及《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页。
① 黑龙会的正史，即葛生能久等编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在最后全面地歌颂了这些东亚先驱者生平的光荣作用。
① 井上雅二的《巨人荒尾精》提供了一篇传记。又见入江晃（音）：《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日本帝国和中国》，载古德曼编：《对日本帝国和亚洲的再估计》，第35页。
② 在《中国》第21期（1965年8月）第7—22页中，可以看到关于东亚同文会和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和贡献的权威性简明概述。
① 对某些这类事情的讨论，见詹森的《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第163—189页。关于宫崎的全集，见宫崎龙介和小野川秀美合编的《宫崎滔天全集》。
① 根据孙中山为宫崎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所写的序言。
① 从近卫日记对一系列事件的叙述中，可以研究他与其他人的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脉络。他在1898年10月16日策划康有为来日，1898年11月12日与他会面，1899年3月14日收到供康使用的资金，1899年10月到香港，1899年11月4日与张之洞会面。见《近卫笃麿日记》，第2卷。
① 关于早期革命运动及其兴衰，见薛君度：《孙中山、杨衢云和中国早期革命运动》，载《亚洲研究杂志》，卷19第3期（1960年5月）第307—318页。郝延平：《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流产的合作》，载《中国论文集》，第15期（1961年）第91—114页。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
①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82—104页。惠州起义的失败促使宫崎写了《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
② 引自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111页。关于孙中山与留学生的来往以及他与秘密会社的关系，见郑冼秀兰的《同盟会》第36页。又见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300页以下。
① 不过宋教仁从来没有完全接受日本人的这些论点。玉田典子（音）：《宋教仁和辛亥革命》，载《中国论文集》，第21期（1968年）第189页。关于黄兴，最详尽的材料为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对宋教仁最充分的论述是K。S。刘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书。
① 岛田虔次在他的《辛亥革命的思想》（第193—194页）中讨论了大隈的几次演说。大隈在鼓吹中国必须采纳日本意见这一点上采取了十分强硬的路线；胡汉民在《民报》试图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
①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乔治？威尔逊：《日本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北一辉》，第45—53页。关于北一辉从中国拍的电报，见高桥正雄编：《九州与日本近代化》，第4册第424—480页。
② 伯纳尔：《1906—1907年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116页。希夫林：《孙中山的土地政策》，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6卷第4期（1957年8月）第549—564页。
① 伯纳尔的《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又见石母田正：《幸德秋水与中国》，载竹内好编：《亚细亚主义》第9卷：《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84—410页。关于俄国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见唐？普赖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和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
② 关于会晤和接触，见竹内善作的回忆《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载《中国研究》，第5期（1948年9月）第74—95页。但还可见斯卡拉皮诺和希夫林：《孙中山和梁启超的对抗》，载《亚洲研究杂志》，卷18第3期（1959年5月）第321—342页。其中所选的例子和论点都取自西方的材料。
③ 《革命中的中国》的导言，第45页。
① 黄兴在东京的寓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学生组织新入会的总部，宫崎滔天的儿子是该会的创办人之一。见亨利？史密斯第二：《日本第一批激进派学生》，第59页。
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光绪皇帝的改革诏书
1900年8月14日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撤离京师，在10月26日逃到西安。12月初，京师和各省高级官员奉命上书言事，陈述他们对行政、军事、教育、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意见。1901年1月29日，经太后指示，皇帝发布上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治方法则应顺应时势加以改革。在这道上谕中，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弊病概括如下：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①
上谕还宣称，中国向外国学的只是表面的语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因此命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考虑“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向上奏报。因此，许多高级官员呈上关于改革制度及行政管理的意见。1901 年4月，政府创立政务处，着手审查这些建议，选出那些可以照办的建议。①此后，政务处就成为政府改革规划的指挥部。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76第9页。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81第4页。
教育改革
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朝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从西方采纳某些东西。为此，某些政府官员必须通晓西方文化。因此政府命令翰林院学士研究西学。它把留学生召回本国，授予官职，还为由京师和各省高级官员推荐的那些人开了一次经济特科考试。②
在实行这一权宜措施的同时，政府企图在选择官员方法方面作一全面的改革。自七世纪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就已规定了文字考试，人们通过这种考试就有资格成为高级文职官员。科举曾经是一种优越的制度，它在一千多年时间的实践中逐步趋于完善。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制度也陷入了形式主义。它的大部分试题要求人们在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然后加以释义和说明。在明清时代，每一部儒家经典都有官方的注释，它们是科举用的钦定版本。结果，应考人得努力把各经典著作的全文及官方注释都死记硬背下来。科举考试就仅仅成了记诵之学与书写能力的考试，它要求的不是逻辑性强和论点明晰的文章，而是堆砌着骈偶和典故的华丽词藻的文章。此外，一篇文章必须包括八段，写成所谓的“八股”体。甚至字迹也必须是“小楷”。
有清一代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说中国所有的学生学习都是为了科举考试，决非言过其实。无怪乎在正统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