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报告-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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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时爱在小本本上对日常家庭开支作个记录，而且还有明细栏目。打儿子进高中三年以来，花在为其准备考大学而买的教材和复习资料就达一千零三十八元；参加各种辅导班学习班一千八百元；买“脑黄金”、“忘不了”等健脑营养品花两千四百多元；在“三模”考和高考期间花去“补氧费”一百二十元，其它如“改善生活”到有利于激发脑智力的特色餐厅吃饭费共计八次九百三十四元。三年里共为儿子“补脑”开销达六千二百九十二元，占全家年度支出的二十三个百分点。
老李抖了抖手中的那本“家庭开支记录”，自嘲地对我说：不是我这个人“不男人”，其实哪家有孩子参加高考的都跟我们差不多，也许只是他们没有像我们认真地记过账而已，否则算一算也会让你吓一跳。
“值了。儿子争气考上北大，家里这几年勒紧裤腰带也没有算白下‘投资’。比起有的人家光为孩子买健脑啥的保健补品花掉近万元的开支，我们还是算少的呢！”老李告诉我。
我的这部报告本来并没有想到要涉及一个看起来与高等教育无关联的商品产业，但后来在采访中碰到了包括李俊父亲在内的不少家长们的叫苦与反映，我于是决定要增加一部分写二写发生在随中国高考发展起来的一个畸型产业，或者说它是靠着中国考试这棵大树滋生出来的“野蘑菇”。
●要发财，印教材
我认识一位现在已经“规规矩矩做人”的股票界大腕人物一把“规规矩矩做人”几个字加上引号是他自己要求的，他说他一生都是在冒险，只是现在做股票是合法的生意而已。
能说实话的冒险家的嘴里，都有最激动人心的传奇故事。我暂且把这位一直在前沿阵地作战的生意人称为赢家——他确实在很多时间里总是赢别人或者赢在别人之前。比如他现在有几千万的资产，而让他最早起家的，并不是靠在股票场上投资获得的，却是与股票毫不相干的售书业。赢家以前是我们俗称的书商。他走上书商这条路纯粹是一个偶然。他也是“恢复高考”那年的一千多万考生中的一个，只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当时父亲的地主帽子还没有摘掉，所以最后还是被公社革委会拿掉了资格。他说他虽然后来一气之下彻底告别了圆大学梦的理想与追求，但没有后悔高考给他带来了另一个机遇，那就是他今天成为千万富翁的另一条路——发财路。
赢家从小好学，且十分爱惜每一本学过的书籍和课本，甚至连作业本都一本不少地保留了下来，从小学到初中的，他全部保存在自己的那个课本箱里。初中毕业后，他失去了上高中的资格，但他却同样保留了全套高中课本，并且认真地自学完了高中课程。他至今感谢村上同姓氏的一位高中生，是这位高中生把念完的高中书籍都送给了他。后来出了没有想到的事：断了十多年的大学高考要恢复，一时间，连书本都找不着的那一代人，忙得不知如何是好。赢家好不兴奋，因为他的小木箱里整整齐齐地保留着中学的全部课本与作业题！但令他痛苦不堪的是他自己没有考大学的权利。“牛鬼蛇神”子女不能考，当时公社里的意见非常明确。于是赢家就成了生产大队和公社一帮想考大学的同龄人的得力帮助者。
“赢家，把书借我们用一用！”
“喂，赢家，你看我什么知识都还给了老师，你能不能帮助我把你以前的作业也抄一份给我？”
面对同龄人们表现出的少有的热情，赢家觉得自己虽然不能参加高考，但能为大家做点事也是非常有益的，那个年代的人的精神境界都很纯，于是在77、78和79三年中，他记不得自己到底为那些考大学的同龄人抄写过多少篇课文和复习题，总之他记得光是在考上大学后为表示感谢而请他吃饭的就有几十人次。到后来，他在家乡一带竟然出了名，有人说只要有从他那儿要来的复习资料，考大学就能成。到了80年代，附近的一些中学生和家长们成批成批地到他那儿要资料。再抄是抄不出来了，他便开始用复写纸誊抄。起初他都是义务为大家做，后来大家感到不好意思了，就主动给他点钱，慢慢地这种“帮助”成了一种交易。随着商品意识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赢家觉得每年这么多参加高考的人，要是把复习资料整理成书，不也可以卖吗？当年他就把自己留下的课本复习题和前几年高考的题请人解答后一起复印成册，每本收取一元钱的成本费，没想到那年他在家乡的附近几个镇上共卖出六百多本，除去成本净利也有三四百元。
“这不等于我一年养了好几头猪吗？”赢家躲在被窝里这么一算，简直乐得心都快要跳出来啦：干！明年干它个一千元！1983年那年春夏两季的三个多月里，赢家起早摸黑，装订成册两千本“高考参考资料”，每本定价两元——他开始有了商品意识，定价两元，一块五毛也卖，实在不行就卖一块。后来赢家乐得合不拢嘴，因为这年他的两千本“参考资料”全部卖完，且平均售价没低于一块五毛。这年他整整赚了三千六百多元，除去成本获得净利两千七百多元。
赢家在方圆几十里的城里乡里都出名了，但太出名就会坏事。这年夏天，他被市场管理委员会拉去关了十二天，罚款两千元。赢家为此痛哭了一场。
他再不敢印书卖书了，可“给考大学的人卖复习资料能挣大钱”这一欲望一直在赢家的脑子里转动。正在这一年冬天，一位省城来的书商突然登门造访，请赢家出山，“我们联手搞怎么样？”
“我不敢了，他们会把我当投机倒把抓起来。”赢家心有余悸。
“怕什么？我有正式出版社的书号！”书商说。
此时赢家才第一次知道出书是要有书号这一说，而且有了书号就算是合法了，不是投机倒把。“行，只要不是投机倒把我就干。”赢家笑了，他与书商谈成，由他负责选编高考复习资料的内容和市场销售，书商负责搞书号和市场营销的相关手续，利益五五对开。
这一年，赢家与那书商两人共印书两万册，仅在江西、河南两省销售，百分之百地销售出去了，各得四万余元。他们说好：谁也不把利润放进口袋，全部投入到来年的“再生产”。
第二年，赢家和那书商再度合作，这次他们共印了十万册，并铺到了全国市场，又一举获得大胜。每人得利二十余万元。
“那时我们感觉全中国遍地都是黄金！我们印高考复习资料就像在印人民币一样，印多少就能变成多少钱。第三年我和朋友又一次合作，不想这年没有获得全胜，印三十万册，有十万压在手里……”赢家说。
“为什么？”
“被几个出版社抢占了市场。”赢家说，“虽然这年的事对我们来说是坏事，可实际上是给我们怎么走好高考教材这条路指出了方向，坏事变成了好事。从这年开始，我们就涉足到了出版社，并且用短短的时间，把几个本来连饭都吃不上的小出版社，滚动成了名传四方的大出版社……”
赢家后来的故事就变得神秘了——赚钱赚到一定份上是不再告诉他人具体数字和操作的秘密的。可是我知道赢家的许多发迹的过程，在80年代中叶，他先后承包了南方几个教育出版社和科技出版社，还是一律靠编卖教材和高考复习参考资料为惟一的生意。经他运作的某出版社，原来一年出不了几十本书，而且大部分是赔本生意，赢家承包了这家出版社的教材编辑室，一年中就给出版社挣得利润五百多万元。后来出版社的小楼也盖起来了，职工工资奖金也成倍往上涨，但赢家在这儿却成了输家。出版社的社长客气地对他说，我们明年准备发动编辑们也都来搞教材，你不是编辑人员……言外之意是要“请”他走。赢家一声冷笑，甩手就走人。到另一家出版社后，赢家学乖了：我只出钱买你书号，其它的与你们出版社丝毫没关系。行，一套教材的书号得交三万元。赢家说行，三万就三万。后来出版社看到他一开印就是十万册书，便说书号五万元。赢家还是说行，五万就五万。由于这样比较干脆的操作，赢家在那几年中迅速成为“百万富翁”，1990年时个人资产已达千万元之巨。
后来赢家再没有干这行当了，不是钱不好赚，而是国家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一直在抓教材出版的管理。那些本来不懂市场的出版社也经过几年的摸索，渐渐自己有了行势，并且根本用不着像赢家这类书商参与，就能赚大钱。
赢家告别了高考教材发行战场，投身到了股票市场。而那些可以出或者不能出教材的出版商们照样大赚特赚学生们的钱，并成为至今中国出版业中最富有的阶层。
“谁有编印教材的权利，谁就是捧了金饭碗！”出版界这句话已经说了多少年，且是经久不衰的了。
某教育出版社原来仅是省人民出版社下面的一个教育科技编辑室，但这是十几年前的事，十几年后的今天，俗称“老大”的人民社早已在当年从自己体制下分出去的“小弟弟”教育社面前变得毕恭毕敬了。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今的人民社社长也时常要到教育社那儿“打工”——找本什么教材出出，以缓解本社出版的亏损局面。教育社呢，人员编制不多，但每一个编制的含金量，可是在省出版集团下面最高的，因为能进教育社，就意味着可以拿到比一般出版社高出三倍以上的工资和一套让其官出版社的人盼一辈子都难以得到的三室一厅房子。这个省出版集团所属的“老大”人民社与“小弟弟”教育社在过去十几年之间发生的地位变化，很典型地反映出中国考试制度与考试现象直接孕育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产业，即教育出版业的空前发展。
据199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年度出版数字统计，全国的图书出版物中，教材及与教材相关的教育类图书，约占全国图书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年销售量达三百亿元左右。这个数字令人吃惊，它等于告诉我们，全国的三亿多学生，平均每人负担教材费多达百元以上。其实这仅仅是一个不十分准确的数据，因为很多通过“第二渠道”走的教材比如专门给高考（还有中考）学生准备的各种名目繁多的“参考资料”、“参考书籍”等，还根本就没有在统计之内。有一个学生家长告诉过我，他在儿子参加高考之前一年多中所买的“参考资料”的来源渠道：他是西安人，听人说北京出的《海淀考王》等“高考参考丛书”都是北大、清华附中名师编著的，于是1998年在西安召开的那届规模空前的图书展销会上，他一下就为儿子买了三十多本、计五百多元的书籍。后来听说又有两套“参考资料”不错，特意托人专门从一个书商那儿高价购得一套“样书”。其实这位家长谈的现象并不在少数。市场上和新华书店里所看到的“考试书籍”，仅为这类书籍的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在非正规渠道销售。
人们可能还记得，在1990年至1993年之间，国家有固炜门曾多次集中力量开展打击和围剿地下印发各类考试参考资料与图书的专项严打非法出版物活动。其中在一次南方的“严打”中，一举堵袭了一个非法书商印制的所谓《高考参考总汇》，其数量达五十余万册之多！据这位以专营“高考教材”为业的黑道“老大”交待，他在过去的五年里，曾冒用青海、甘肃等教育出版社的书号从事非法交易的图书就有三十多种、总码洋达千万元之巨。而且这位黑道“老大”的黑书销得还特别顺手，从来没“打卡”过。原因是他的印刷成本低，不要书号费，也没有交税一说，故他出手批发的图书折扣之低，使得他有足够的市场。“但根本问题还不是在这里，而是因为每年的考试市场太大，只要你糊弄个好书名，就有人会买。”这位黑道“老大”说出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无须掩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为数相当的出版人士靠每年的“教材”与“考试参考图书”，吃得太肥了，而且肥到每年你安安稳稳坐在那儿就可以等到一批又一批人为你高高兴兴地送钱来……
某省的一位作家出身的文艺出版社社长不无气愤地说，他辛辛苦苦带领全社编辑职工干了十几年，年年连奖金都成问题，领导说他们的工作没成绩，但这位社长说，他的出版社出书获得过全国的“图书奖”，也得过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更为广大读者出版过很多全国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每年文艺社的全体员工都要花费大量精力去抓这些精品，可到头来他手下的兵却越来越少了，现在社里的骨干只剩下十几个五六十岁的老编辑了，有能力的年轻编辑都跑到教育出版社去了。“那儿多舒服呀，不用动脑子，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