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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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妻子晓清在幼时常去玩的大树下
我们是自己叫了计程车，一路去看母亲的家乡跟我当年当小和尚的地方。
家乡里的亲人都非常好客，早早地在路边等我们，下车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看看那一座至今犹存的清凉寺。
寺庙周围，原先是直到天边的碧绿田野，现在全不见了，前前后后全是房子。前面那条可以行舟的小溪一点痕迹也无，更用不着提起溪边系舟的大柳树跟水上厚厚的浮萍了。记得师父们偶尔划船出门，也不知道是要上哪儿去，几位师父同心协力，两对桨整齐划一的动作，配合上师父们开心的叫喊，在微冷的晴空下，清丽的声音飘散四野，我立在岸边，想象着这一叶小舟不知道可以划到多么遥远的地方？羡慕得要命。
我忘不了那一尊大佛，那尊只有我睡着了的时候才会下来舒放筋骨进点饮食的金身大菩萨，一进院子，就直入大雄宝殿，猛抬头吃了一惊，居然来了个反高潮，难道当年是我太小，把菩萨看得太大了吗？怎么好大的一个圆圆的台座，只有中间放着小小的一尊佛身？而且彩色斑斓，跟记忆里的那个一色金身全不一样了？师父不等我问，便说原有好大一尊佛像，“文革”的时候，已经被红卫兵砸碎了，“文革”过去，庙里又无钱重修，只好用上这一尊将就将就。
“一样拜嘛！”出家人这么说，她们倒真是好脾气。
原来我们玩“天界故事”的那几层台阶居然那么浅。门前的一对养着荷花的大水缸不见了，红漆的落地窗依然老样，我看到了小小的自己搬了一个小木凳，坐在窗下角落边，傻傻地望着月亮，一边又提醒自己千万不要用手指月啊！免得手指头会被锋利的月亮割一刀，流出血又肿起来。右厢房的那一座占满了整个房间的织布机没有了，两边都是橱柜，门关得紧紧的。走进里间，我吓了一大跳，怎么依然是一张靠墙的床？依然还有一顶灰白的帐子？这里就是当年我睡觉的地方，只是感觉得出地板在这几十年里磨得更薄了，似乎脚下稍微重一点，就可能踏穿。
潮气很重，毕竟是一处低洼湿地吧？后院的那口井没了，那是我吃了鱼肉回来打水刷牙漱口的所在。斋房里东西堆得好多，乱七八糟，踏进去都难，只得在门外看一眼。至今我只要见到了就想吃的糯米莲藕，最早的时候就是师父们在这间厨房做的。大殿前方右边有一座房顶半倾的黑色瓦屋，仿佛一脚就能踹倒，原先是一座我眼中好大的仓库，里面藏了许多神奇的东西，大大小小的箱子、盒子、布包袱，里面是什么，我至今也想不透。但是也有一些偶尔会拿出来用的工具，像是简单的可以把干稻草卷成草绳的木头旋子，有大竹筛子、篮子，还有用不着的跟缺了脚的桌子板凳、香烛金纸、帐幔旗幡、棉被褥子，等等。
我上学的学校还在吗？我说。在在在，我的亲人说。从前觉得上学要走好远的路，特别是在冬天，穿着厚厚的棉衣，行动格外的不方便。现在一会儿就到了，正是下课时分，吵吵闹闹的里面有好几百个小朋友，是啊，记忆中的瓦房一间也没了。
我们走在街上，还是当年的老街，一间间狭窄晦暗的店面或是人家，上面依然是明清之际就悬在那儿的店号木匾，隐约还有几星残金，竟衬得屋宇分外的苍老。地面都是青石，磨了几百年的一方方石块，光光滑滑没有半个棱角。我应该是走在拍摄古代影片的布景里。
奇怪的童年，像一场短短的荒谬戏，比这一条街还要短。
常常到庙里跟我一起玩的小孩子里，有一个小女孩，名字叫“鄂鄂”，很难以国语发音，勉强地发，就是“敖敖”，其实是以小舌抵住喉头上面发出的音，南方人都发得出，闽南音也有，比如说，形容一个人很行，就说“呷敖耶！”的那个“敖”字。
这个敖敖留着一个妹妹头，个子跟我差不多，白胖白胖，是附近难得有的跟我差不多小的小孩子。她很乖，总是安安静静的，我们总是在一起玩，东转西转的，记得她有时把功课带到庙里写。
一九八八年，在母子通信的十几年之后，我才能够去北京重会我的母亲。母亲请了一位客人来看我，起初我也认不得，但是母亲说她就是敖敖，我的小表姐，我一下子就见到了那个留着妹妹头的女孩子，四五十个年头过去了，这一位小老太太，居然还是留着小时的妹妹头！我又从她的那一对大眼睛里看到了遥远的从前。
我想我当年在庙里生活的时间应该蛮长的，大约一年，也许更久。因为原先在合川李府说得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后来在庙里是一句也说不出来，满口只是阿拉伊拉侬，用语彻底地改变了，我已经变成了上海人。我早已忘记了母亲、父亲、四川等，在小小的心田里，大概以为自己本来就是个小和尚吧？
紧贴着滚滚稻浪迎风翻飞的燕群，房檐倒粘着的燕巢，探头探脑地总是张着小嘴等着母鸟的小小乳燕，院子里右侧种了一片青色的甜蔗，秋日里干爽的空气跟亮丽的阳光，都在我的梦中一再出现，没头没尾的。在什么神祇诞辰的时候，庙里挤满了人，晚上在寺院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插满了香头，星夜里大地望之若天河，一清早，霜露未解，我就去拔昨夜留下的香棍，一大把一大把，师父会为我用这些材料编出各种小房子、小桌子、小椅子，等等。
没有父母的呵护，却有一个至今想来无限感恩、无限怜惜的快乐童年，先是在合川李家，他们视我如珍宝，然后我是一个快乐的小和尚，在好多比丘尼的照应之下。我想当时如果把我放在和尚庙里，大概不会得到那么多的呵护。是女人，就有母性，无论出不出家。
阿弥陀佛！
南汇清凉寺的两位师父，是我童年时就在此出家修行的僧人，九○年代游上海专诚往访，得以重聚，也是奇缘。
这个时候，姐姐在哪里？她跟我至今依然不得要领。然而那一年我内人跟我到了清凉寺，有两位当年的师父还在，也都有八十多岁了。一位是当年的二师父，我记得她长得好高，冰冷的一张长脸，我有点怕她，但是此时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位身高不及我的胳肢窝的小老太太，她说，她还带我到过她在俗的家里去，她的父母亲都很喜欢我。这个时候才知道，让我有鱼有肉可吃的大师父，在“文革”的时候被迫还俗，已经不知去向。庙里大多是从小就让父母送来出家的，有的是因为八字不好，出家就只是希望能借着佛法佛缘存活下去。更多的是家里养不起，还有因为是女孩子，就遭到弃养，庙里便收了下来。看来连一个浪漫的爱情悲剧也没有。在中国这一片广大而又贫瘠的土地上，容不下几许浪漫的空间。
她们问道我还有一个姐姐是不是？在哪儿？可见她们也见过这个小女孩，但是对姐姐的印象却不深，姐姐也在这里住过吗？我后来问姐姐，她却不太记得了。
在清凉寺里，距离我们到台湾来，已经不会太远了。
我还记得我那时是怎么样地告别了清凉寺的，那样的告别式，也忒的别具一格吧？
妈妈出现了，大概是分离的时间太长，我看到她，十分的忐忑不安，又。
妈妈穿了一件浅棕色大衣，肩膀高高的，我觉得她很奇怪，干嘛要耸着肩走路？我是小土包子，没有见过上海女人大衣的垫肩。
妈妈也没有跟我特别的亲热，只是顾着跟大师父说话，一边说一边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人车都很少，她们的话说个不停，大师父牵着我的手，妈妈在她的那一边。我就这么样傻傻地跟着，也习惯了，反正一路碧草天涯，满眼繁花，赏心悦目得很。
走着走着，好像是一辆大军车从后面远远地靠近，停在路边，上面盖着帆布棚子，妈妈先上了车，然后大师父也拉着我上了车，车上已经有好多人，男女老少，都坐在两边的硬板长椅上，大家都不怎么说话。妈妈跟大师父还是在轻轻地说话，说个不停，显然的她们很熟。我看着车子后方倒退的风景，发呆。
到了某一处，还是在乡下，却是两边什么都没有，只见干枯的田地，车子就停在土石路上，是一个看不出来有什么人家的地方。扬起的灰尘还未落定，大师父起身，我理所当然的也跟着起身，没想到却被妈妈拉住，我拼了全身的力气要跟大师父下车，人却被妈妈两手拉住吊在半空，空自挣扎。
直到多少年后，上姚一苇老师的课，他讲到戏剧原理中命运问题的时候，说到人被命运控制，就像是吊在钩子上的虫一样，我就马上想起从前的这一幕。人在面对命运的时候，一点劲都使不上。
就这样，连哭都来不及，我们母子又重聚了。我的小和尚生涯，也就从此告终。依身份证所记的年龄推测，我当时刚满五岁，时值民国三十六年。依那个时候的气温衣着的记忆，应该正当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冬季，而父亲正在台湾。
中国人
在大陆，跟姐姐相处的时间非常短，也不记得母亲把我们究竟放在何方？姐姐也许大部分时间就在育幼院里，后来又到了托儿所里，她还在上海读过小学一年级，读完了没有不晓得，但是她在来台湾之前，会背英文的二十六个字母，证实至少她有一阵子是在母亲身边的。我与姐姐会合，已经是很快就要到台湾来的时候了，对于姐姐的确实记忆，应当从此时开始。
自从母亲从李本明姐姐手中抢夺了我，他们全家不知如何向我父亲交代，而父亲也回到了南京中央大学。我幼年的印象里，有妈妈爸爸一起在南京中山陵牵手上台阶的画面，也许就是妈妈找到了父亲，讨论着他们跟我们的未来吧？不过当时应该已经处于离婚状态了，这是事后的推断。
那个时候，母亲应该是已经把我跟姐姐从不同的地方接了出来，准备去台湾了。但是我没有父亲与母亲同居的记忆。他们在那个时候是否法律上已经完成离婚手续，也无从知晓。但据齐邦媛姐姐跟我说，母亲曾经在台湾登报公开指责父亲，内容跟文辞很是激烈，目前还没有去查民国三十六年的中央日报，实在提不起那样的精神，姑且在此记上一笔。但齐教授不会是个打妄语的人。
下关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心急如焚的李伯母只得把我被亲生母亲抢走的消息，一五一十地跟父亲说了，父亲的回答却也沉着得很，他说，不用操心，到时候她一定会出现的。
其他的，他一个字也没有。
应该就是在民国三十六年，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二人到了台湾，这差不多是认识姐姐的开始。她是一个很会生气、常常鼓着小嘴、皮肤白白的小女生。我们要去台湾了，妈妈跟我们讲，然而台湾是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也不关心，妈妈问起来，我只担心台湾有没有核桃吃？台湾有没有图画书可读？姐姐却怕飞机掉下来，坚持如果飞机上有降落伞她就不登机，她的逻辑是，既然有降落伞，就是属于会掉下来的飞机，那个小女孩儿有很奇怪的逻辑。
那是架很简单的货机，一般所谓的“老母鸡”，人坐在两边，行李放在中间地板上，一面大网子网着。应该是在冬天，因为我们下飞机的时候穿的都是一袭棉袍，我的是深蓝底的面上有许多米粒般各色的小碎花，姐姐的是粉红的花色，我在头上顶了个有绒球的紫红毛线瓜皮帽子，姐姐的帽子是什么样的我就不记得了。我两边的胳肢窝各夹了一件东西，一边是一只金鸡饼干方盒子，里面装的全是核桃；另一边是一叠绑得十分严实的杂志《儿童知识》，上海什么出版社出版，里面的插图是彩色的。这一摞杂志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那是后话。那年我刚满五岁，要是珍珠港事变的那一年出生的话，则应为六岁。
我们在松山机场落地，虽然是冬天，却把我们闷得一身汗。记忆中是一到了台湾就住在青田街，但是后来姐姐跟我说，我们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住在新北投的一栋日式的小院子里，天天可以洗温泉。的确，我最早见到没有穿衣服的女性是妈妈，我们一起洗温泉，她抱着我进浴池，一再地哄我说不烫不烫。除了那一次绑架的时候她紧紧地抱住我，另一次的记忆就是在温泉的黑石头浴池里了。乳白色的温泉冒着热气，用小木桶先洗清了再进浴池，我一下下就闹着要出来，实在太烫。我们住的地方是个小小的斜坡，下面就是新北投公园，园里有喷泉，圆圆的池子，里面养了睡莲，贴水绽放，水里面还有鱼。那个喷泉，至今依然保留着，是难得的日本时代遗下来没有拆除的景致。几米有名的绘本《向左走向右走》里，男女主角初会与重逢的地方，也就是这里。我们有的时候就在这喷泉的边上玩，那个时候母亲也许正烦恼着想要怎么样地破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