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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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上玩，那个时候母亲也许正烦恼着想要怎么样地破镜重圆。
后来想到的是，父亲不肯在青田街接待妈妈，就这一点而论，他们应当已经不是夫妻了，否则不会那么在意男女之大防，而父亲肯定是早已决心不再破镜重圆了。齐姐姐曾经非常努力地要促成他们重聚，苦苦哀求，也是劳而无功。父亲也许想，你这个女孩儿家，懂什么？
母亲对于我们有什么打算？也许曾经很想跟这一对儿女长长久久。至少，她曾为我们取了个以她的姓为姓的名字，姐姐唤作孙心洋，我则是孙心南。一个向往国外，一个向往南方，母亲对于两个孩子的未来，至少有过想法。她也为我们姐弟各做了一件绒布睡衣，在扣眼的边缘里面，分别以毛笔写上“妹妹”、“弟弟”。我八八年去北京与母亲相会，听她叫唤我同母异父的弟弟章立凡，也是上海口音的“底滴”，又见到了挂在墙上、她亲自临写的兰亭集序，刹那间，仿佛回到了前世。
下飞机的小棉袍跟我们的睡衣，后来都成了姑妈用的抹布，我私下觉得妈妈留下来的仅有的痕迹都消失了，很可惜，但毕竟没说出口来，大概也不知如何表达吧？想来小的时候，就已经很多情。对姑妈的做法心里是有意见，然而七八岁的小孩儿是不会开口说出来的。大人在乱世之中，想不到这些，长大之后我也能体会。
母亲在身边的最后几天，常常把我和姐姐叫到跟前，好像至少那几天是住在青田街的。她只要开头说一句：“妈妈快要离开你们了！”接着泪如雨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只有跟着哭。母亲有的时候也会说：“以后你们就是马渝光、马国光，不是孙心洋、孙心南了！”我就哭着说我不要做马国光，我要做孙心南我要做孙心南！
青田街房子的右边有两间榻榻米厢房，中间只隔着纸门，晚上睡觉之前，女仆锦娘先为我们铺好棉被。褥子很厚，姐姐有一条日本织锦金光闪闪的被子，先做好了送到家，她就先有了一床好漂亮的棉被，我急得大喊大叫，妈妈赶紧安慰我说我的更好看，是有很多小人的被面，我这才勉强安顿下来。一两天之后，我的棉被也来了，是天蓝细绸底子上面有许多小兵，各个都戴着一顶鸭舌帽，各自都有不同的武器，有的是一把长刀，有的是一枝长枪，或立或跪，都是作战的姿势，个个不同，全都是小男孩。后来回想方知，我的被面上的都是小日本兵，还挥舞着中间有个大红饼的日本旗呢！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民族意识，看到被面上许多小兵，好高兴，觉得姐姐的那床被实在差远了。其实姐姐的被面有可能就是现在精致昂贵的艺术品“西阵织”，比我的蓝绸子上几个小日本兵怎么说都要贵重。
母亲哭得越来越伤心，后来知道了她想要与父亲再度和好，依当时的情况，当然是父亲并没有回心转意。父亲一生一世再也没有提到母亲的名字，没有提到我们为何成为单亲子女。人世的苦，若是真苦，大多是说不出更是不想说的苦，我了解。童年中当然不会这么想，只希望妈妈不要走，其他的都不清楚。
杨家骆教授曾经跟我说了若干关于我父母的故事，无非是一些片段而已。他是史学家，而且，至少可以说跟父亲的交情很不一样，有的典故他是愿意告诉我的。
这是其中的一则：
重庆有许多的山洞，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人工的，其中有一处很深的钟乳岩石窟，应当是个可以游玩的名胜，由市政府管理，定期的要打扫打扫。那个年代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在洞中装上各色各样、大小高低不同的彩色灯组，还配合上专业的音响工程，再铺上平坦的步道，天天游人不绝。那个时代那样的钟乳岩石窟，只有自己用手电筒或是火把照明而已，而且不会有什么人进去，大家还在抗战哪。
有一天，正在里面打扫的工人，隐隐约约听到有哭声从黑漆漆的洞里传来，似有若无，时断时续，刚刚听到想要听得更清楚却又没有了，以为是幻听却马上又出现了，两三个人彼此互问，确定里面有哭声，一时吓出一身冷汗。
他们决定朝里面再探探虚实，打着火把，战战兢兢的，一脚高一脚低，一直往里走，在最深深到无路可走的尽头，发现了一个泪流满面的大男人，那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是个东北大汉，亲朋好友对他的印象都是豪迈过人，笑口常开，声震屋瓦。那一次，应该正是与母亲闹得不可开交之际。父亲一生哭得最惨的一次，应该就是在这个深深的钟乳岩洞的尽头吧？他与母亲之间痛苦的感受，是否在三十年前，已经随着火化而去的轻烟，了无痕迹了呢？
仅有一次，记不得当时什么话题引出来的，父亲依稀提到，一个有了孩子的女人只要还能尽母职，其他的都不要紧。父亲也许想要告诉我什么吧？然而对话也在这里中断，像掉落在深不可测的黑洞里。
民国三十六年的某一天，是我一生中重要的一日，虽然记不清日期，却一定忘不了。
早晨一睁眼，就跟所有有妈妈的孩子一样，我跟姐姐从榻榻米上铺的日式温暖的被窝里醒来，几乎是发自本能的，叫一声妈妈，我们说的是上海话的“姆妈”，读如“乌马”。但是，我们得到的回应，却是低沉的一声：“嗯！”
一时姐姐与我天崩地裂也似地号啕大哭。再也明白不过，从此再也不会见到我们的妈妈了。
父亲只是放任我们哭个够，不理不睬，他又能怎样？马上变出个妈妈来吗？
过了一两个小时，在锦娘为我们把衣服鞋袜穿好之后，父亲亲自带着我们去一个小学校，在植物园对面。如果不是在最初上了这一所小学，我至今一口至少外地人不太分得出的北京口音，大概就没有了。而这一口京腔，也影响了我的一生。这所小学就是国语实小。
父亲先把姐姐送到了三年级她的教室去，我看着姐姐进了教室，她似乎熟门儿熟路，到底是上过学、见过世面的人。我只有在南汇清凉寺当小和尚的时候上过几天乡下的小小学校，还是只有凳子没有桌子的教室。姐姐都会英文字母了哩，她没有适应的问题。
然后，父亲就带着我去找老师。
我们没有直奔教室，先去老师的大办公室找老师，应该是班导。
一位女老师出现在面前，慈眉善目的，父亲简单跟她说了几句话，老师摸摸我的头，弯下身来，笑眯眯地问我说：
“好乖，好可爱，你叫什么名字？”
一时我心神大乱，妈妈说我是孙心南，我不愿意妈妈离开我们，最近妈妈动不动就说我们再也不会是孙心洋、孙心南了，我却真的不愿意当马国光。
身旁站着我父亲，穿着长袍，如山如岳，我抬头望望他，他就像清凉寺大雄宝殿上的菩萨一般雄伟镇定，快要碰到走廊的屋顶也似。
父亲的大手依然牵着我的小手，一时非常为难，我是谁呢？我是妈妈的孩子还是爸爸的孩子？这个时候这个问题该问谁呢？妈妈如果在就好了，什么都可以问她。要上学，老师会问到名字，这都是我料想不到的情节。
心中转呀转的，我怯怯地小声回应：
“马国光。”
以后我就一直当马国光到如今，然而，假如当时回应我是孙心南呢？好险！好险！
国语实小只读了一年，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说得一口上海话的我，依小时曾经住在对门、又是同班同学的戈定瑜，她在电子信中所表，她初见我跟姐姐，一起看一只盆里的小乌龟，我们两人讲的话她一句都听不懂，那就是上海话了。但是我们听别人说的南腔北调倒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是家里来往的客人东南西北都有之故，自然也听得懂老师说的是什么，只是自己的口音格外的不同，依然浓浓的上海腔。那个时候习惯管老师叫先生，这两个字的上海话发的都是尖团音，尖尖细细，我的问题多，动不动就“先生先生”地叫，很招笑，但我也无所谓。
上课不能讲话，小朋友都安安静静听老师的。学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父亲家里有位车夫，名唤秀桑，早上便拉着一部黄包车，带着我跟姐姐，。电子书下载一路青田街慢跑到国语实小。秀桑很爱逗我们，常常把整个黄包车放倒，我们便随着车身平躺在地面上，对着青天，哈哈大笑，非常刺激。秀桑是台大的员工，父亲是当初来接收台大的，就可以用一位黄包车夫。后来才知道，父亲要是不用他，他就会失业。
在南海路跟重庆南路交叉口，就是现在邮政博物馆的所在，有一家秀桑的朋友开的小店，卖些水果杂货等等，秀桑也常常在他家店面前停下来说说话，我们一句都听不懂，但是常常有得吃。有一次小店店主请我们吃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阳桃，一口下去，我的一颗牙居然嵌在阳桃里，不肯再回到牙床上，那是我掉的第一颗乳牙。
国语实小在植物园对面，中午休息时间比较长，小孩子都到植物园里玩，无数的小朋友围着荷花池，个个都趴在池边，用一根线拴着一个大头针弯成的钩子钓虾，好小的虾仔，不到一截小指头那么长，比筷头还要细，钓起来了就放在随身带着的小瓶子里，还配上一两根水草。我是不会钓的，但是也跟着凑趣趴在池边。可不知为什么，围在池边像是无数的蚂蚁围着饼干一样的小朋友，一阵轰乱，已经钓到的鱼虾也不要了，大家四散而逃，个个拚命地往学校里狂奔。原来有人说警察来抓小朋友了，大家就吓得慌忙夺路，但是谁真见到了警察吗？从来就没法证实。以后读到谢安派朱序潜伏在苻坚的八十万大军中，放出谣言说敌军来了，马上阵脚大乱自相践踏，终致大败。那一段历史，我信。
我们的老师她姓甚名谁，当时年纪实在小，根本就没有记过。然而印象深刻。
中午吃饭，小朋友吃便当，老师总是把她的便当带到教室讲台上，跟我们一起吃，大家好开心。有一天，我带了馒头，刚好上课上到一首对话体的儿歌，唱的是从竹子到变成蒸笼，最后几句是：
“做蒸笼做什么？”
“做蒸笼，蒸馒头！”
“蒸馒头做什么？”
“蒸馒头，送给老师吃！”
同学看到了我有馒头，都说要送给老师吃，我当然也义不容辞地把便当拿到讲台前，请老师吃。老师好高兴，但是一口也没有吃，一再谢谢我，弄得我都很不好意思。
还有一事，就是有一天老师发现有一位小朋友好几天没有来上学了，问了问有谁知道他为什么没来？当时就有一位同学回答说他死了。老师当场合上了便当，掉下眼泪。
第二天，老师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说，某某小朋友没有死，生病了，很快就会回来上课的。老师只是轻轻地跟我们说，小朋友不要随便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那位同学没有死，就别说他死了，要记得哟。
老师一点都没有责备那位胡说的同学。
我不知该怎么感谢这位老师，我连她的大名都不记得。因为她推荐了我参加演说比赛。老师，你不晓得，那一次的推荐，决定了我的一生，谢谢你老师，不论你在哪儿，祝福你子子孙孙都福寿康宁啊！
我的上海口音依然很重，我们读的是国语实验小学，口音自然是要纠正的。我要讲的是“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老师替我把讲稿都写好了，我只是负责背下来，也没什么困难。又有许多的动作手势，一个个学好了，记住了。断句、语气、音量、表情，老师无不细细指点。
到了比赛台上，我照老师的吩咐演说了一番，得了第几名，也不记得，总之得了奖。从此每回演说都参赛，都得奖，直到大学。进入社会之后，有好一阵子，演说是我重要的收入。
由于每次上台演说都需要一口标准国语，我的国语便突飞猛进。但到真正合标准，已经是在初中的阶段了。从最早在合川的一口京腔到忘掉京腔说得一口上海话，再从上海话回到了标准的国语，又把上海话给忘得精光，波涛起伏，变幻莫测。要不是那位老师，我以后也不会吃了好一阵子的广播饭，再由广播而进入学校的教职，从而半生在校园中度过，这也是“蝴蝶效应”吧？
我无数次地回想，要是在那门课上，没有那位老师问道“哪位小朋友要上台来说故事？”我又会有什么样的一生？
这门课的名称是“说话”。
上课不许说话，但让我不明白的是，却有一门课，叫做“说话”。
“说话”课，也不许说话，要说，要由老师指定。老师在这一堂课里，好像也不怎么想说，就会问有谁要上来说故事？我就马上举手。记得早在还没来台之前，就读过《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也看过书上的丰子恺的漫画书，读得特别熟的是一些《儿童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