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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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黑板上的地图，老师细细地跟我们讲了海南失守的经过，“国军”怎么固守，“匪军”怎么包抄，“国军”怎么撤退，“匪军”预先埋伏的游击队又是如何地配合里外夹击。下面的小孩子个个听得神经紧绷，鸦雀无声。在此之前，我们当然是相信海南岛是我们的，是跟台湾同属反攻大陆的跳板，永远不会失守，就像后来对于反攻大陆坚定的信念一样。
数年之后，上了中学，从旧书摊上得到了一本薄薄的书，名为《历史的漏洞》，详述海南岛失守的经过，重新温习了小时听到的烟硝弹雨中的故事。我又想起了那一位怀抱着家国之思的体育老师。
又过了许多年，看了屏风表演班演出李国修的《西出阳关》，以海南岛失守前后为背景，我又变回了那个孩子，为此，在台北看了两遍，又自己开车到竹北再看一次，回回看得流泪，哭得好爽。
很难想象那个年代一个小学体育教师，可以随手画下战事的地图，以沉痛的语调诉说着动人的史实。
那位体育老师运动也很棒，运动会老师部分的比赛，他个人拿的冠军也不少。
那个时代，当老师的，个个都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有的老师上课，二话不说，拿起粉笔就写板书，写到了后面，就把前面写的擦掉再写新的，我们小朋友就只得拚命地抄，一边又为字写得不好看而懊恼。
我们的地理课本从头到尾都在讲一班小朋友旅游全国，有大华、小明等人，一下子走丢了谁，一下子又为何事耽搁，却每每在这样的关头学到了地理常识。问题只在于书太薄，一下子就读完了，要是厚些的话，至少对于我的吸引力会大得多。
记得一位地理科的女老师，同时也在师范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师大读书。她不仅写得一手好板书，写的时候一只小拇指翘得高高的，粉笔轻轻柔柔地划过黑板，就出现了一行行漂漂亮亮的文字。讲地理，她随手用彩色粉笔画下地图，河流、港湾、公路、铁路、城市、山脉与湖泊，等等，分毫不差，真是厉害。
陈祖屏老师是我在留级之前的班导，办公的桌子就在教室后面。下课了，常常一个人望着窗外发愣，很有心事的样子。有一次两位小朋友为谁欠谁一毛钱而来告老师，陈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一毛钱，啪的一声重重地放在桌上，解决了问题，陈老师继续发愣。
他到底教了我们什么，我一点都记不住了，却忘不了他有一次说：“要是有人说你很忠厚，你就要记得你其实是个傻瓜。”这大概是他某次发愣的觉悟。
我想当时没有几个小孩子听得懂，但是却忘不了这么奇怪的理论。我在陈老师的班上一点表现都没有，然而有一次作文得了个甲等。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我的小史”，我照实写了些，便得到了比较高的评价，老师在说明之余，还不忘附带一再强调内容不错，我都听得出其他不怎么样的意思。但是，这却是我刻意在文字这一方面力求表现的开始。陈老师不知道，他的这几句话，让一个在学校中败绩连连的小孩，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
那个年头很难得见到谁家有汽车，能有一部三轮车，如果是政府里的公务员，就已经是司长级的了。少数同学坐着家里的私家三轮车上学，好像也没有人会特别地羡慕，你坐你的，我走我的，小孩子走上三五个公车站，平平常常。有一位女老师，年纪比一般的老师要大些，胖胖的。住在温州街那边，她也是走路去学校，学生常常会遇到她。她虽然走着出门，到学校的时候却是从三轮车下来的。她一路走一路看，只要看到有学生坐着家里的三轮车，马上挡下挤了上去，一边跟车夫说我是北师附小的老师我是北师附小的老师，好像也不会有哪个小朋友或是车夫不让她挤的。她的先生姓吴，上海人，教过我们，也兼管过福利社，我想他可能怕太太。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老师。
我留级后的班导是方启明老师，长得一表人才，非常认真，常戴着一副墨镜。后来方知，方老师是白色恐怖时期四六惨案的受害人。他在黑暗的牢房里待的时间太长，眼睛受了永久性的伤害。
有一次，方老师让我看一张他跟他的朋友们的合照，许多人站成一排，黑白的，在那一张照片上，我只认得方老师一个人，却忘不了照片背后的一行毛笔字：“同是天涯沦落人”。当时还不太懂这句话的含意，却记在心里。渐渐长大，愈发地为这一位仅仅得年四十九的老师心酸。
方老师的班级，同学之间的感情很好，我们毕业至今五十多年，在台北的同学还是常常聚会，这样的情感，不得不说是方老师之赐。那个时候许多班的男生不跟女生说话，要不就是男生常常欺负女生，这些都是方老师不允许的，他告诉我们，那样子“不文明”，要我们别当野蛮人。他写得一手好字，书法课，他可以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颜、柳的字体，让我们照着练。有一次我当值日生，体育课大家都去操场上课了，他在教室后面批作业之后，把我叫到身边，关怀备至地问了些问题，让我把许多的委屈一下子奔泻而出，大哭不已，方老师也不断地拭泪。
我在小学、中学，都是编壁报的高手，能写能画，都是方老师启蒙培养的。常常一个人把整幅壁报编出来，得没得奖无所谓，我要的是不用上课的公假。
方老师在说话课中会讲一个一年到头连续不绝的故事，同学都听得津津有味，但我倒觉得不怎么样，下一次聚会时我要问问，当时你们听得那么带劲，是不是装的？
有一次，发作文本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有了，只差我的，我正在狐疑不已的时候，方老师不慌不忙地拿出我的作文本，要我亲自读给大家听。那时正当我刚读完老舍的幽默文集之后，我也仿老舍来上了一篇题为“大倒楣”的作文，描写一天里没有一件事情顺利的搞笑故事，全班都笑得前仰后合。这就是我成为壁报老编的开端。
方老师英年早逝，得寿不及半百。他过世时，我们也都是青年了，我们这一班好几位小学的同学，为他办妥了葬礼。我们聚会时总是会提到方老师，包括挨他打的故事也都有了趣味，他是我们永远的班导。
学校常常有外国人来参观，看来北师附小应该是某种样板。在我们刚毕业时，校长换成了陈诚的亲戚谭达士，事出仓促，学长张法鹤骑着脚踏车四处通知校友，非常热心地为王鸿年校长举行了惜别会。为什么忽然校长要换人？在那个年代，这样无厘头的事是很平常的。谭达士之后的北师附小，我就不知道了。
铁铸的命运
许多人的一生都是在迎战，有一阵子，政府都在鼓励战斗的人生，有一次《蓝与黑》的作者王蓝来我就读的建中演说，他讲的就是“战斗的人生”。蒋经国开办了“暑期战斗营”，让大中学校的学生去体会战斗的滋味。虽然根本没有打仗，却可以年年选出“战斗英雄”，直到现在我还不懂。人生无处不战斗，好像全台湾都在摩拳擦掌，随时都可以展开战斗，真的要反攻了吗？偶尔也会猜想。
只有我，过得无精打采，一点战斗精神都没有。
我不爱读教科书，尤其不爱读课文之后的许多也要背下来的注解跟练习。我无法接受历史课本里远远不如历史小说精彩的内容。我记不住长江有多长，黄河改道有几次，什么地方产煤又有铁。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的某些金属，比如“锰”、“钴”、“锑”是啥玩意儿？却要知道什么地方一年可以挖出多少吨。我看不出模范生除了非常乖之外，还有什么优点？家长老师都说要跟比自己好的朋友来往，很奇怪，我不明白要是比我们好的小朋友也相信这一句话，谁还能跟谁做朋友？我愿意做个孝顺的孩子，但是要用功读书才算是孝顺，我就只好不孝到底。我也很同意“‘共匪’是万恶的”，但是他们在好远的地方，想要“报国”也无路可去。“蒋总统”说要反攻大陆，那么可不可以大家都不用上学了？就像从前打倒军阀的时候一样？我甚至于希望“共匪”的炸弹把我们的学校炸掉算了，这样我的成绩记录就不再会暴露出来了。我读《水浒传》，读到他们的郁闷，很有同感，很想也像其中的好汉们一样，闯出一片新天地，然而何处是“江湖”？我找不到。《西游记》里齐天大圣的本事我一点儿也没有，反倒像是个无人保护无人照管的唐三藏，遇到了无数的妖魔。为什么我爱读的书都不是好书？读不下的偏偏都非常要紧？
种种疑惑，一个答案都没有，生命漆黑一片。
所有的快乐只剩下想象，成天只知道胡思乱想，读书做功课时，总是不知不觉眼望窗外，神驰云天。
我们家隔壁是在电力公司服务的徐正方先生，徐伯母生了四个儿女，姐姐名叫徐亚蒙，下面的几个，我只记得小名，妹妹唤作米糕，然后是大弟跟阿狗。他们也很顽皮，个个都爱玩。我家后院有一个小小的游泳池，但是长年就让这一座游泳池干着，当然是怕太费水。有一天徐伯伯专诚来我们家拜访父亲，问可否让他们家的孩子来玩玩水，水管由他们家接过来。
父亲没有答应，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石门水库，夏天常常缺水，父亲说有的人连喝的水都成问题，不好意思把这里的游泳池灌满。
我想父亲有道理，但是让我感受得更深刻的是，徐伯伯那么爱他的孩子。原来在这个世界上也有那么爱孩子的父亲，怪不得他家的几个兄弟姐妹总是笑口常开。
徐家后来请了一位说书先生，每天晚上到他们家的后院说书，都是武侠小说。同时请了许多亲朋好友来听书，说书人就是有名的孙玉鑫先生。他说的时候，慢慢吞吞地讲话，却非常动人，随着他手边的折扇指处，好像许多武功高强的侠客就在眼前的树影跟屋顶间飞蹿。我开始幻想我也有如此高强的武功，大人如果要打我，我只要施展轻功，一顿脚人就不见了，他们能奈我何？
我们家斜对面姓黄，做的应该是大生意。青田街的每一栋房屋都有一两百坪，他们家却又买下了后面五巷的院落，两家并作一家，其大可想而知。但是家中常常不见人影，只有一个年纪比我小两三岁的男孩，有个日本发音的名字，唤作“偷米”。那么大的家院，常常只有偷米跟一位男工。
我们很玩得来，就在他们家的院子里，种植了许多的奇花异卉，又有喷泉跟锦鲤，地面上铺了翠绿的、细细厚厚又软软的韩国草坪，草里埋着洒水喷头。我到偷米家，便可以跟他整整地玩上一天。有的时候偷米也来我们家玩。我们玩得上了房顶，有一次偷米一不小心，踩破了石棉瓦的屋顶掉了下来，还好只是跌在煤炭的竹篓子上，没事。但是姑丈却要我去索赔屋瓦，现在想想，人家的小孩子在我们家的屋顶跌了下来，没有受伤，已是万幸，怎么还要人家赔偿？那个时候我大概十岁左右，却已经觉得说不出口。在一个黄昏，当着偷米的面，我被姑丈打出家门。
也许应该说是逃，我逃出了家门。因为很晚很晚也许到了半夜才回家，晚饭当然没吃，少吃一顿饭，跟挨打这样的事情比起来，太微不足道了。
有一次外面下着雨，我被姑妈打得受不了逃了出来，却也只能在家门口站着哭，夏天，连背心都没有穿上一件，赤裸着上身，哭着，在雨中。好几个过路人问我小朋友你怎么了？我哪说得清楚？只顾哭哭哭的，一个个陌生人也只得摇摇头离开了。
就那么样地挨着，挨过了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就渡过了劫难。
记得曾经有整整两天，我什么也没吃，只敢在外东逛西逛，不敢回家，怕见到会打我的姑妈。以后读书，读到有人饿得两腿发软，我真的体会得出，因为我曾经饿得真的两腿发软，随时在马路边就想躺下来。
常常撒谎，然后又要用另一个谎去圆先前的谎，一个套着一个的谎，渐而渐之，变成了好庞大的一个虚拟世界。比如说我家有了祖父祖母，又有了外公外婆，因为＇文＇老师问我＇人＇为什么＇书＇昨天前天＇屋＇都没有来上学，我只好创造出几个长辈让他们死掉，就合理地有了丧事，于是当然不能上学了。我还得找块黑布作黑纱，快到学校的时候戴上，跟真的一样。一共四个从活到死的长辈很好用，加上他们病了要我去看他们，可以逃学好多次。
其实真正生病的是我，身上有了伤口，哪管是小小的钉子扎破了个小洞，也会肿得好大，滚出许多脓水，便是好了，伤痕也久久不退。我的大腿上，屁股上，甚至脸上，红紫青黑的印子新旧交替、此起彼落。“马国光你又挨打啦？”同学这样问，我听来都像是讽刺调侃。我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小孩子也要尊严的，我们家的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