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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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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去了中国大陆,一九七五年,本明姐与姐夫闵锡钧先生,申请赴中国大陆,当时连美国人要到中国大陆也很不容易,申请之后有一段很长的审查时间,并且也没有直航,要从加拿大、法国等等绕很大的圈子才行。她离开大陆已经三十年了,久无音讯,尤其记挂着已经七十多岁、在宁夏银川的父亲。本明姐也快五十了,他们夫妻身体还十分健朗,自然是归心似箭,他们在银川见到了父亲之后,又回到了北京。

她从来也没有想要见一见我母亲的念头,更不知道“娘娘”也在北京。李捷先生是在她去过宁夏的两年之后过世的,父女总算见到了最后一面。但是在北京还是有许多的亲人,李家的,闵家的。那天他们计划要去拜访一位闵家的亲戚。

话分两头,同一天,母亲从她住的汪芝麻胡同,去找一位远亲,走走就到了,那一处在智德北巷。在那儿,院子里住着好几户人家,也像她自己住的汪芝麻胡同一样。母亲拜访完了亲戚正要回家,听到有人说,有美国来的客人,她也跟着去看看。

母亲在几个人的后面,看到了那一对美国来的夫妻,她越看越是眼熟,忽然间想起来,她难道就是当年下关江面上见到的女学生吗?她从她的手里抢走了儿子,然而终究还是失去了那个儿子。算一算已经是三十年前了。彼此都在时代的浪潮中受到许多冲激,有的沉入水底,有的随波逐流,少数的人乘风破浪惊涛裂岸,那可真是一言难尽的了。母亲在那么短暂的时刻,千头万绪,急风急火地轮转着数十年来的记忆与经历,就在他们大家寒暄交谈之际。但是上一次是那么样子的遭遇,她不知该说什么好。然而她有两个孩子也是几十年无音无讯,她真的想知道,知道就好,知道就好,她想。

她想要走上前去,直接请问这位女士是否姓李?但是迟疑之间,人家已经进到屋子里了。李本明没有见到她,就是见到她,也不一定会跟她说话,这是多年之后本明姐的言语,六十多年之后,她依然余怒未息。

我母亲回到了自己家里,想来想去,确定这个女人就是李本明应该没有错,然而让她更惊讶的是,她去拜访的亲戚,同时也是李本明的亲戚。母亲的嫂嫂闵怀冰,就是闵锡钧父亲的姊妹。她们是一前一后,我母亲先告辞,本明姐跟闵先生就到了。母亲的孙府跟闵府是亲上加亲,在家乡只是隔邻而居,来往密切。

母亲的姐夫闵楚怡,就是闵锡钧父亲的兄弟。而姐姐幼年有时托付在闵家照管,总跟他们家另一位小女孩儿闵锡庆一起玩,后来她们也是北师附小同班同学,但是她们彼此都不知道有此渊源。排起辈分,李本明成了母亲的外甥媳妇。闵锡庆后来成了在美国的名律师,然而闵先生与本明相识进而结为连理,却非有意攀亲带故,他们是在波士顿读医学院时相识,由恋爱而结合。

闵家还有位在台湾十分有名的亲戚闵湘帆先生,就是闵锡庆的父亲,我们小时候跟着闵锡庆到他家里玩过,但是闵伯伯只字未提跟我们的关系,也许真的是我们太小,提了也说不清楚。

母亲回到家,想了又想,要是不把握这一次的机会,跟失散的一对儿女,恐怕真的就永远无缘相见。也许写封信比较好,不会有许多不方便,有没有回应,就看对方好了。一切委诸命运。

母亲写了一封信,请智德北巷的亲戚帮她转交。这就是后来我收到的李本明从美国转来的信。母亲跟李本明不该是马路上相遇的,她没说真话,真话不好说。

地球那么大,时代的变动那么诡谲,又有十好几亿的中国人,我们在人海中星流云散,大家都无依无靠无头无绪,却让母亲两度从李本明姐姐手中重逢自己失散了的儿子。不仅这个重逢充满了戏剧性,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成了亲人。

后来从上海到南汇,在县府所在地的惠南镇,又遇到了好多姓闵的亲人。原来母亲的姐姐在哥哥娶了闵家女儿之后,又嫁给了闵家另一位兄弟闵楚怡,亲上加亲,闵氏亲人当然也就特别的多了。李本明变成了闵太太,应该可以说是亲上加亲又加亲。但这最后一亲,把昔日抵死也不肯把小男孩儿交给母亲的少女,变成母亲的外甥媳妇,居然是十几亿分之一几率的巧合。

命运啊命运,我无言以对。母子重逢,莫非是必然中的偶然?

第三章 重庆 北碚 合川

北碚

李捷先生是周口店北京猿人发掘工作的主持人。我从半岁起在合川李府成长,到五岁。

在台湾报户口的时候,我的生日不详,而母亲已经离开了,也无从问起。一九八八年我回到大陆与母亲见面,连她也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生的。还写信到重庆去查问,可惜连当年接生我的医院都无踪无影。二○○七年跟大陆的中国工程院李泽椿院士在一起待了好几天,也有一些奇遇。

李院士有位姐姐住在成都,名字是李泽渝,我们到成都的时候,他们夫妇也来与我们相会。在成都就听说有我这么一位客人,她便十分兴奋。在电话中就告诉我们,她曾经参加了我父亲与母亲的婚礼。

李大姐年近八十,依然细细白白,连老人斑都没有一点,在当年必然是个美人,她的先生年纪比她还小一两岁。

我的父亲与母亲结婚典礼十分简单,就在北碚兼善中学的大礼堂,校长是当时企业家卢作孚先生。

“招待我们的点心我都记得。”她说。

原来父母亲很穷,那个时候大家都穷。他们就以茶会作为结婚典礼,证婚人是谁?李泽渝当时只有十二岁,不会知道,而父亲辞世已经三十年了,母亲已经百岁,问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得到答案。茶会的点心,只要参加的人都不会忘记,简单得很,花生瓜子糖果而已。那样节俭的婚姻在当时可能也很平常。杨家骆教授伉俪的婚礼,就是在北温泉公园的一处草坪上完成的,想来他们也应该是茶会,招待客人的点心当然也差不多。

说到此处,便要简单带几笔说到曾主持北碚乡村建设的卢作孚,因他就是兼善中学的创办人。

两岸阻隔了四十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敌对的,许多我们该知道的事,却都不知,而且,老人家不是忙于衣食,便是慑于专制,很少谈到过去,应该也有太多的不堪回首吧?

毛泽东曾经说过,在中国现代有四位实业家,对国家有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一位是重工业的张之洞,一位是纺织工业的张謇,一位是化学工业的范旭东,还有一位便是运输业的卢作孚。

卢作孚连小学都没上过,但他的事业却经营得非常大,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他拒绝了国民政府邀他担任台湾“交通部长”的要求,从香港把自己企业中的十八艘轮船开往大陆。抗战期间,他的民生公司的货轮客轮有一百多艘日夜行驶在长江江面上。他的事业兼及矿业、铁路、纺织、新闻事业、食品业、水利工程、医院、学校、博物馆、科学院、图书馆、体育场,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温泉公园,附有全方位的健康、体育、游乐设备。今天的北碚城区几乎是他一人之力兴建规划完成,烽火漫天之际,大家称此地为“仅有的世外桃源”。

然而他自奉极简,公司股利从未进入私人口袋,全家只花用自己的一份薪资。有一次,他生了病,家人想让他吃一只鸡来补补,居然买都买不起。他早岁参加同盟会,而其公司又以“民生”为名,所办的学校取名“兼善”,附有农场、公寓、石灰厂。他又主张计划经济,那么应该是“国父”的忠实信徒。但是在五○年代反右的时候,遭到批判,他的轮船一再地被人破坏沉于江底,在极度困难、无法维持之际,又被他最信任的人陷害,更因他的副总经理有意隐瞒政府已经打算纾困的消息,在绝望中,他竟以自杀身死。

四川、重庆的朋友跟我说,困难打不倒卢作孚,他是对于人性失去信心而死的,得年仅仅五十八岁。身后没有一文钱留给子女,遗言只交代妻子以后要依靠子女生活。林语堂曾经公开建议请他担任行政院长,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赞他是完人,而国民党老“蒋总统”身边最重要的智囊张群先生的说法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学者,一个不追求享受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他应该是共产党最高理想的象征,却死于斗争里,但今天的中共已经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且成立了专门研究其思想事业的常设机构,全四川都以他为荣,但是已经六十年过去了。

二○○七年,我到北碚,看到了当年我的出生地。更早的时候是个盗匪出没之地,却因为卢作孚的理想主义,而建设成为一个井然有序、花园一般的城市,我很为自己的出生地而自豪。父亲的婚礼在他办的中学礼堂举行,而他与父亲是好友,由他出面为父母亲安排了婚礼。我更庆幸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长辈,虽然如今我已年近古稀,依然私下愿以他为最高的榜样。

我的身份证上写着我的出生地是北碚“设治局”,到了当地,承蒙李院士见告,应为“设制局”,制造国家要使用的器材的所在。北碚有个三花市,今天也没了。当年三花市有一家公家单位的医院,里面有一位德国大夫,常常为中大的员工看诊,我,据李泽椿院士说,应该就是他接生的,可惜不知这位德国大夫的姓名。

母亲一开始就不想生下这个男孩,在八八年之前,她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居然重逢。她一开始没有记下我的生日,该是生我的那一天便很不痛快。父亲当时远在天边,母亲生下我没有几个月,她就打算撂下姐姐跟我了。母亲离开我的时候,我还不满周岁。

我一生用不着算命,因为没有八字可言。据相关文件记载,我的父母不和是在一九四一年,那么,我身份证上的年纪就比我实际年纪要小一岁了。后来问母亲,她约莫想起“应该是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珍珠港事变为一九四一年,果真如此,我就真的要再加一岁。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更没干过什么大事,大一岁小一岁很不打紧。没有八字,少了许多无谓的烦恼。

为什么最早的记忆中没有姐姐?此事一直到了前几年去美国,会合了姐姐,从已经八十二岁的李本明姐姐处得知一点梗概。

原来父母是有过谈判的,在一个餐馆里。

母亲表示两个孩子她都不要带,父亲只好接受,但是,那个时候姐姐一直哭,父亲就说,你一直哭,舍不得妈妈,那你就跟妈妈好了。就这样,父亲只是把我给带了回家。

我在父亲家里待了多久?不得而知,齐邦媛姐姐亲眼见到过父亲抱着我写论文,想起此事,我依然心酸,因为父亲是个学术狂,当年,带着流亡并且也会打仗的学生到了湖南,遇上土匪,学生与土匪你来我往地枪战,烟硝弹雨中,他居然还在从从容容地打字写论文。这样的学者,被逼迫到要给娃娃喂奶换尿布,真是情何以堪。难怪他一生都羡慕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先生有那么好的一个太太。

那个一直哭的小女娃娃,我的姐姐,后来又去了哪儿?据她说,她记忆里就是在育幼院里,过着有纪律的生活。姐姐一生都能守纪律,小学中学大学从未迟到早退,从来没有考试不及格,由一女中而台大,一路顺利,毕业之前还当班长,无非就是特别地能够承受压力之故。她的任何一封手写的信,从第一字到最后一个字,稳稳的从不松弛,也许就是在幼年就养成的习惯。至于是否真的在什么育幼院,后来特地邀了姐姐一起去北京看看母亲,对于过去,母亲一个字也没说,我就特地安排,让姐姐在某一天可以与母亲单独相处,找了一家大饭店,让她们一起住一夜,但母亲依然什么也没提,姐姐从此也不问了。

在北碚生活的稚年中,与杨家骆教授府上有一段渊源。

母亲出走,有时由杨府照应着我,杨家骆夫人在那一年怀了头胎,就是杨思永,太夫人开心得很,说是我把他们家的长孙给接来了!我自然在杨府也受到了宠爱。杨府有一阵子住在北温泉公园里缙云寺的右厢房,母亲上山下山必然经过他们家,来往自是频繁。缙云寺方丈为当时三大名僧之一的太虚法师住持,我的记忆中没有跟什么老和尚来往,然而遇见他的机会总是有的。我的老友王士弘教授,当年已经是中大的学生,他曾经一个人到缙云寺玩耍,口渴难耐,居然把供佛的茶水一杯杯喝个精光,小和尚见到直呼不可,年轻的王士弘赶紧跑,却迷了方向,跑到了太虚法师的小院子里,惊动了老和尚。老和尚十分慈祥,只说让他喝吧,还命追赶他的小沙弥好好带他出山门。

与罗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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