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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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

戴震写《原善》，也是由于“习所见闻，积非我是”，是针对当时社会思想的痼疾而发的。和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一样，也是他观察世态的总结。戴震写成《疏证》，自觉“乐不可言，吃饭也别有甘味”。。电子书下载因为他体会到自己使命的完成。曹雪芹则用诗人的笔法写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也是希望世人能够理解他写书的真正目的所在。他们生存的意义，何等相似！

戴震死后，他的同乡姚鼐骂他说：“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锦庄、戴东原（震），卒皆身灭祠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

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中也曾诅咒曹雪芹说：“唯属笔之曹雪芹实有其人，然以老贡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后萧条，更无人稍为怜恤，则未必非编造淫书之显报矣。”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里说：“此书乃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楝亭之子曹雪芹所撰，……至嘉庆年间，其曾孙曹勋以贫故，入林清天理教，林为逆，勋被诛，覆其宗。世以为是书撰之果报矣。”

这些人都以戴震和曹雪芹绝祠而高兴得忘乎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可见他俩触动封建社会何等深广，使卫道之士对他俩发出了同样的诅咒声音来！仇者的可笑可怜，只能证明：曹雪芹和戴震有同等的伟大这一历史事实。

他们死后受到如此诅咒，生前当然也不会不受到冷遇。

秦蕙田提议起用戴震和钱大昕负责刊正韵书，都被乾隆驳回。乾隆还下谕禁止戴震讲学。他的《原善》，也不得不“藏之家塾，以待能者发之”！

戴震的友人钱大昕说：“休宁戴震少不誉于乡曲”，“性介特，多与物忤，落落不自得”。汪中也说，戴震“自奋于末流，常为乡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

《八旗文志》里面居然没有曹雪芹的名字，可是曹雪芹的光辉，正与时俱增。

至于在思想方面，单就“性才一本”这一点略加考查，就可以看到，曹雪芹与戴震都是相近的。这里就不作具体分析了。

戴震青年时，曾就学于大商人汪梧风的“不速园”，幼年随父做过小商贩，平生足迹都在一些大商埠活动，出入于徽州、南京、宁波、扬州、太原、北京一带。他的游踪几乎也有和曹雪芹游踪相比拟的地方。

因此，他们两人揭出的某些根本观点，和那时代兴起的市民阶层适应，也是毫不足奇了。

综上所述，曹雪芹和戴震虽然出身截然不同，但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走到成熟期的时候，却表现出某种相同的思想特征来。

曹雪芹和戴震呼吸同时代空气，有着相应的时代振幅。这一点，是值得探讨的。

曹雪芹是位伟大的艺术家，对于他的思想脉络，在向纵深探求的同时，向横阔的方面作些考察，也是必要的。正如我们读《十日谈》或《源氏物语》时，如果能探求一些薄伽丘和但丁的关系，紫式部和白居易的关系，在这些方面作些发掘，就会使薄伽丘和紫式部这些人的面貌，更清楚地呈现出来。

1982年6月于北京

（原载《江淮学刊》，1982年第4期，1982年7月）

曹雪芹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曹雪芹生活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时代，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发展，正在冲击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斗争因之也非常激烈。康熙开创博学鸿词科，雍正颁布《大义觉迷录》，大兴“文字狱”，对凡有“华夷之辨”的思想的人都要加以镇压。“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1到了乾隆时代，一批御用文人，大肆吹嘘什么圣朝盛世，也掩盖不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在统治阶级竭力提倡孔孟之道，推崇程朱理学来镇压束缚人民思想的同时，反映新兴社会力量的思想家戴震等人，猛烈批判程朱的反动理学，光辉地发展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和戴震同时代的曹雪芹，以自己的独特方式，用假语村言来创作小说，对程朱理学进行抨击，表达了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个问题过去很少被人触及。因为，研究曹雪芹思想的人，都感到他留下的东西太少了。这样一位艺术大师、思想家、世界文豪，只给我们留下一部未写完的《红楼梦》，再就是一点儿零星的东西了。

曹雪芹是个作家，不能像哲学家那样用哲学术语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的思想只能是用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来表达，而其他如书信论文一类的作品，我们又无从获得了。因此，在贾雨村和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贾雨村发的一通议论，比较明显地涉及到哲学内容，就更容易惹人注意。一则认为他是假语村言，二则认为他是替宝玉说话。因之，企图在他的这通议论中寻找曹雪芹哲学思想的根源，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贾雨村在曹雪芹的笔下是个下流人物，是个儒子和黠吏的典型。《红楼梦》里罪恶重大的情节几乎都与他牵挂着。

贾雨村通体发散着封建时代的腐朽臭气，对贾家的事，他以为“若非读书识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禅之力者，不能知也”。曹雪芹反对孔孟之书，反对致良知之功，不信仙释，怎么会容许用这把烂钥匙来开他的思想之门呢！

《红楼梦》（第一回），回目是“贾雨村风尘怀闺秀”，贾雨村是主词，各种版本都如此，独甲戌本无“贾雨村”三字。有人认为是“漏抄”，我则认为未写“贾雨村”三字，正可证明甲戌本更接近原稿，因彼时曹雪芹对主词还在斟酌，没有定稿呢。

曹雪芹的哲学思想应该说是表现在第三十一回“侍儿论阴阳”，湘云和翠缕的对话中。一般都把回目写为“伏白首双星”，而《乾隆抄本百甘回〈红楼梦〉稿》2，则作“侍儿论阴阳”（本文引文以此本底稿为准）。这个回目没有宿命论的味道。《红楼梦》对翠缕着墨不多，未给她独特的情节，她给读者的印象不深。如果没有这段论阴阳的对话，对全书似乎也无甚影响。其实不然，这才是作者的题眼所在。因为，这里提出的观点是和贾雨村的论点针锋相对的。

现在，试从以下的探讨中来寻取印证。

先证元气一元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3

每当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的历史转折点的时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就特别尖锐。乾隆尽力推崇朱熹用理学来束缚人民的功绩。代表进步力量的戴震起来，则痛斥程朱“以理杀人”。他说：“欲，其物；理，其则也。”针对朱熹的理在气先的谬论，提出气在理先的理论。认为天地是物质生生不息地运动着；道的实质是气化状态的阴阳相互作用；理是物质运动的法则。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同时，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元气一元论的观点。

曹雪芹和戴震同时，两人相互辉映，一个是伟大的文学家，一个是伟大的哲学家。产生他们时代思想的动力则是相同的。

曹雪芹借湘云口中说出：“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个字。阳尽了就是阴，阴尽了就是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湘云是个识字的，怎么会说出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个字呢！这就表明曹雪芹认为阴阳是一个气的两个方面。和呼吸一样，和雷电一样，没有呼也没有吸，没有电也没有雷。

缕儿又问阴阳是什么样儿，湘云告她这阴阳可有什么样儿，不过是个气罢了。

这才是曹雪芹的根本思想，他是元气一元论者，是元气本体论者。这是曹雪芹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表现。认为阴阳实质上是一个气，是物质相互运动的关系的表象。

湘云口无遮拦，又不大受旧理教的束缚，翠缕是个不懂世故的孩子，曹雪芹选择她俩来论阴阳是最合适不过的。正如老子好以婴儿来打比一般。在这元气一元论上，就确立了曹雪芹的唯物主义思想和理学家朱熹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根本分歧。

在两千年前，孔丘说唯上智下愚不能改，可以说是气禀论的发端。韩愈首倡品类不齐论，把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说是与生俱生的。周敦颐认为无极生太极，五行之生，各主一性，人得其秀最灵，五行感动而分善恶。程颢给他作注解，说，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气禀论从此就有了规模了。程颐又加以发挥，论气有清浊，禀清气者为贤，禀浊气者为愚。在这方面张载也陷入了唯心主义，认为气禀赋于人，有昏明清浊之分。朱熹则集其大成，把它系统化了。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个理。有了这个理，而后有这个气。禀清气者为圣贤，禀浊气者为愚为不肖。而气质的禀，又不能齐：禀得清高的，便贵。禀得丰厚的，便富。禀得久长的，便寿。禀得衰颓薄浊的，便为愚、为不肖、为贫、为贱、为夭。天地元气，生出一个人来，便会有许多物随他来。到气禀处，便有不齐。看其禀得来如何，有得木气重的，则恻隐之心常多，而羞恶、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有得金气重者，则羞恶之心常多，而恻隐、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水火亦然。朱熹从气禀论到先天品类不齐论，完成了一部完整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反动的神相术来。看！他是多么懂得用理学来维护封建统治！当然，封建统治者对他也特别恩赐有加，钦定他是禀清气而生的，在他头顶上画个圆环，明令封他为“圣贤”。

可是他的这番大道理，被王夫之一句话就给戳穿了。王夫之说：“圣人不能做到的，而匹夫匹妇能做到！”李贽认为尧舜和路行人一样，圣人和普通人一样。汤显祖认为：“世人如鳌山灯，裁有暖气，手足便动。”都是说客观条件影响着人。曹雪芹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富儿永远不以搜刮为满足，不是生下来，便有许多“物随他来”4。

贾雨村是程朱的吹鼓手，他的思想怎么会代表曹雪芹的思想呢！当然，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逻辑严密的哲学论文，透露作者思想是通过许多种人物来传达的，不区分二者之间的差别，会闹笑话的。因为曹雪芹绝不会像演文明戏那样，满足于要自己的角色登台大演一套“大实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但我有理由说，他的小说的根本思想在贾雨村的话里是不足为据的，而是相反。

现在让我们再谈一下曹雪芹的阴阳论。

屈原在《天问》里提出一个疑问：昼夜未分，浑沌一片，充满大气这种无形的象，何从认识？

柳宗元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本来浑沌不分，没什么可说的。后来分为明暗，流动变化，这都是元气存在的结果。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引用黑格尔的话：“把物质当作本来就存在着的并且它自身是没有形式的这个观点，是在很古时候就有了的，并且在希腊人那里，首先在浑沌的神话样式中，我们就看到过了，因为浑沌是当作存在着的世界的没有形式的基础。”5虽然黑格尔不知道或未引用中国古代也有的这个观点，但他毕竟回答了屈原的疑问。

柳宗元的明暗交错，曹雪芹的一气阴阳，都是形容世界的没有形式的物质基础的运动状态的。这一点是很容易看到的。

曹雪芹认为“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李贽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汤显祖认为“一气混成，三才互吞，以成宇宙，以生万物”。王夫之认为“故无有天则无地，无有天地而无人”6。他们的认识都有着共同点。曹雪芹认为从天地日月到男女以及蚊子、虼蚤、蠓虫、花儿、草儿、瓦片儿、砖头儿都是物质的，都有阴阳。这些东西的千变万化都是由于条件的顺逆和量的多少而形成的。至于奇的、怪的，是由于人的认识来决定的，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蜀犬见雪而吠，雪本常见而犬见不常，所以觉得奇。同样的道理，曹雪芹认为邪正的区分也是这样。合乎社会风俗习惯的就叫做正，反之就叫做邪。但社会的标准是有偏的，而且是需要改的。当然，曹雪芹还不能用阶级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但他早已发现，所谓邪正不是按照客观标准划分的，而是按照统治集团的利害来划分的。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曹雪芹提出了物体的大小是由物质的多少所决定的，物体所处的条件的顺逆是对他们固定的久些或消散得快些起决定性的作用的。这一点尤其重要。

“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7

而这幅画面，一直到曹雪芹这儿，中国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们，都是用阴阳消长来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