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与哲学家-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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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厄——在西藏，一个僧人就是那个放弃了俗世和家庭生话的人。而寺院则是一些开放的团体。许许多多的俗人来到这里会见精神师傅并听他们的教导。相反，一个隐修士则彻底献身于静观生活，并单独地或是与一小群隐居者一起生活在最为隐蔽的地方，在山中或在森林里。隐修士不论是不是僧人，通常都要发誓在隐居中生活三年、五年或者更长时间，除了与他一同隐居的人，不会见任何人。还有一些隐修士，他们从一所隐修院去到另一所隐修院，而不固定住在任何地方。
让—弗朗索瓦——那么，不管是修道生活还是隐修生活，在我所知道的很少的佛教经典中，并且通过我在旅行中——包括在你的帮助下所作的在大吉岭、不丹或是此地、尼泊尔的旅行，还有我自己在日本作的那些旅行——所见的，似乎修道生活和隐修生活归根到底都是佛教智慧的理想。这是不是限制了它将自己融入一种文明的各个方面的能力？比方我们这种文明，就本质而言，是世俗的文明。这会不会在这里使佛教成为一种出于次要志愿的现象？
马蒂厄——选择修道生活或者隐修生活乃是表示我们的整个精神都转向了精神实践。当我接受修道入教仪式时，我感到一种巨大的自由感：我终于能够将生存的每一个时刻都用于做我希望做的事情了。但是，在弃绝俗世的克己生活与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各种可能的渐变。佛教的思想完全可以强烈地影响我们的精神并带给我们一些巨大的益处，而我们并不要放弃我们的活动。在西藏，修道生活非常发达，有百分之二十之多的人口是在修会里。我同意，人们难以料想这种情况在西方会是什么样！然而，我不认为这一表象在我们西方国家就构成了理解佛教的障碍。人们完全可以通过每天只用几分钟或一个小时进行静观实践，而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精神生活。
让—弗朗索瓦——怎么将这个与每天的日常活动协调起来呢？
马蒂厄——我们将“沉思”与“沉思后”区分开来。沉思不是仅仅坐一些时刻以获得一种幸福的安静，而是一种分析和静观的步骤，它有助于人们理解精神的功能和本质，把握事物的存在的模式。人们所称的沉思后，乃是避免重新采取完全和先前一样的各种习惯；就是要懂得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在沉思中获得的理解，以获得一种更大的精神开放，更多的善良与忍耐；总之，为的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也正是在西藏的世俗社团中发生的一切。世俗社团与修道社团、精神师傅们相依为命。它以这种启发滋养自己，以过好每天的生活。
让—弗朗索瓦——可是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在原则上，也提供了一种在投身于行动和时代中的同时，又按照自己选择的哲学或宗教而生活的可能性。有许多宗教人士在他们的宗教之外，又是国务活动者、作家、艺术家、哲学家、研究家。柏拉图的梦想是哲学家国王，在他看来这是良好的城邦统治的保障。如果正如佛教所肯定的，世界只是一个幻象、一连串没有实在性的图像，自我也是一样，则做一个企业的领导、政治领袖、科学研究者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毫无用处！这样做是使自己成为一个骗人的幻象的帮凶。
马蒂厄——在一个隐修士看来，说实话，俗世的各种活动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想在此明确解释“幻象”一词在佛教中的意义，这在西方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对于靠这个幻象而生活的我们来说，世界是能够有多实在就有多实在的。正如冰只不过是固体化了的水一样，我们赋予这个世界的牢固性并不是它的最终实在性。世界的这种虚幻的本质并不能使因果规律变得可抗拒。物理学家们也许会说电子不是一些小炮弹，而是能量的集中化。这种肯定丝毫也没有减少发展医学、缓解痛苦和解决日常困难的必要性！即使自我只是一场骗局，即使外部世界并不是由具备本身存在的实体所构成，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以医治痛苦，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以增大幸福，这也是完全合理的！同样，那个认为我们不过是由一些最终会还原为能量的微粒构成的学者，不会因此就对幸福和痛苦无所谓。
让—弗朗索瓦——再说一遍，我对这种理论与康德学说的相同感到惊讶：现象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的实在性。你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我要向你提最后一个问题，我承认，它有点似是而非，但是，我在佛教的注释家和历史家的著作中注意到，这最终还是个经典性的问题。如果积极的自我、自我对于现实所能有的影响都只是一个幻象，则道德责任会怎么样？我什么都不是，所以我就不负责任。我认为，这样就在作为伦理、作为道德的佛教与作为形而上学的佛教之间出现了一个矛盾，我希望这个矛盾仅仅是表面性的。
马蒂厄——佛教实践包括三个互补的方面：观看、沉思和行动。“观看”，这对应着对于各种事物的、现象世界的和精神的最终本质的形而上学透视和研究。一旦这种观看确立了，“沉思”就是要习惯于这种观看，并通过精神实践将它纳入我们的意识之流，以使这个观看变为一种第二本性。“行动”，则是通过观看和沉思获得的内在认识在外部世界中的表达。关键是要将这种认识运用和贯彻在所有场合。就是在这个时刻，伦理或者道德受到重视。当人们明白世界的虚幻本质时，这个伦理没有变得失效过时。认识的眼睛已经睁开的人更加清楚更加细致地感知因果机制，并且知道应当采取什么或是避免什么，以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进步并给他人带来幸福。
让—弗朗索瓦——对不起！如果我作为“我”什么也不是，我就不是个有道德的施动者。如果我不是个有道德的施动者，我又怎么能为我给他人造成的伤害负责呢？
马蒂厄——如果将你引述的康德的思想倒装过来，人们可以说：“自我本身没有任何存在，这就是我们的实在性。”我们在前面将无“我”的意识之流比作一条没有船的河流。根本没有牢固的持久的自我在这条河流中像船一样地航行。但这并不阻止这条河的水能被氰化物毒化，或是依旧像山中的瀑布一样纯洁、透明、令人解渴。所以说，没有个人的本体（identite）这一事实，丝毫也不阻止每个行动都有一个结果。
让—弗朗索瓦——是的，可是请注意！道德责任并不来自一条不可避免的因果联系。恰恰相反，当一个行为者与他的行为后果之间存在一种关系，而他的行为又不是什么不能够避免的东西时，道德责任的观念便出现了。在这个时刻，施动者在行动的许多可能性之间有着选择。
马蒂厄——这正是羯磨的理论所说的：在种种行为中和引发这些行为的种种动机中有一个选择，而一旦行为完成，因果律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印度教哲学以一种相似的论据反驳佛教说：如果没有自我，则那个承受行为后果的人便不再是同一个人。那么，避开坏事完成好事又有什么意义？而对此，佛教以一个寓言回答说：有一个人正在凉台上用餐，由于不小心，他让一支火把落下。火烧着了他家的茅草屋顶，并且渐渐地，大火吞没了整个村子。他被起诉，他回答法官们说：“我没有责任：我就着光用餐的那火不是烧毁村庄的那同一个火。”但他恰恰是纵火者。所以，即使没有了被理解为独立实体的个体自我（moi individuel），我们现在的存在依然来自我们的过去，因此就有一个对行为的报偿。最重要之点是连续性，而不是本体。一个消极行为不会带来幸福，正如一颗毒芹的种子会长出毒芹，而不是椴树。所以，一个积极的或消极的行动必有一个相应的结果，最终导致幸福或不幸，这一事实就为人们是完成这一行动还是避开它进行辩护，哪怕进行这番体验的人并不拥有一个持久的自我。
佛教与西方
让—弗朗索瓦——我们提到过的所有问题，关于佛教形而上学、认识理论、宇宙观、这些重大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结构在人类生存的指导方面的影响，你所摆出的一切，在当今的佛教徒中引起了一些激烈活跃的争论。对于他们来说，当前被体验到的不是哲学的历史，不是思想的历史，而是哲学和形而上学，完全像耶稣基督纪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弟子们在雅典体验它们一样。关于这类主题的如此大型的公共讨论很久以前就在西方消失了。哲学依然存在，但不再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虽然近来在巴黎出现了“咖啡馆哲学家”，他们举行自由参与的公开会议；但是他们所激起的争论的水平几乎不超过柜台的水平。尽管西方有着在一些别的领域、别的范围的不可辩驳的成功，近来在西方表现出来的对于佛教的惊人的好奇心，是不是由于这一空白，由于没有值得人们感兴趣的争论？这使我想到英国历史学家阿尔诺德·汤因比的一句话，他说：“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也许是佛教到达西方。”
马蒂厄——这种对于佛教的兴趣出于多种因素。首先，它向那些想要投身于一种精神生活并使这一生活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要成分的人，不仅提供了一种活生生的形而上学和智慧，而且还提供了将这种智慧纳入他们存在的方法。其次，而且这也许是佛教能给西方带来最大益处的一点，即佛教给所有的人，不论是信教者还是不信教者，都提供了一种宽容、精神开放、利他主义、坦诚信任的景象，一种精神科学，这种精神科学帮助我们建设我们自己的内心和平并使他人的内心和平得以充分实现。此外，佛教呈现它的思想，但并不企图将它们强加于人，更不想使任何人归依；它只打算和那些希望分享的人分享一种体验。
让—弗朗索瓦——没有劝人改信佛教的狂热，更没有强行的归依？
马蒂厄——有位喇嘛说：“我到西方来不是为了再发展一两个佛教徒，而仅仅是来分发我对佛教在许多世纪里开发起来的一种智慧的体验。”而且在他谈话的结束时他总是补充说：“如果你们在我对你们说的话中发现某种有用的东西，那就利用它，否则，就任它落下去！”他甚至向那些旅行的其他西藏喇嘛建议：“不要强调佛教的教导，要向每一个人呈现你们的体验。”再说，如果人们试图使什么人改宗，则不仅有可能会失败，还有可能不自觉地削弱那个人对他自己宗教的信仰。这样的做法是应当避免的。应该鼓励信教者深入研究他们自己的宗教。简而言之，不是要使人改宗，而是要对他人的幸福有所帮助。
这并不阻止任何一个愿意投身于佛教中的人自由地投身佛教，如果他们对于这种精神道路感到一种特殊的亲近的话。这时候他就应该认真地学习和实践了，将他的努力进行到底，就像一个挖井的人，坚持不懈，直到挖出水来一样。在对其他的精神性保持一种开放和宽容的精神的同时，应当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所选定的那一种精神性。如果有十口井，只挖一半，而从来不达到人们所希求的水，终归是徒劳的。
有数百西方人都完成了三年三月又三天的传统性隐居，在西藏，静观佛教的实践者们都要度过这段隐居的时间。以小群体的形式隐居三年，在这段时间里，那些渴望入教者与世隔绝，紧张地专心于实践中。在这三年中，他们每天学习一两个小时哲学、有关沉思生活的文献，有时还学习藏语。其余的时间，从清晨到傍晚，他们都在努力将他们所学的东西纳入他们内部的存在（eire intime），也就是他们的内心之中。
让—弗朗索瓦——在他们的存在中。哪一种存在呢？
马蒂厄——可以说，在他们思想的流之中。问题在于注意使哲学不依然只是一纸空文、一种纯粹的理论。我们已经提到过那些技术，它们的目的是当思想出现时，“解放”思想，以使各种思想不要相互牵连，不要激增以至侵入精神。
让—弗朗索瓦——解放思想？不如说是训练思想。
马蒂厄——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如何能够通过对于消极情绪施用一些特定的反毒剂，而训练思想；人们还能够通过在一个思想出现时“注视”它，通过上溯到它的源头，通过确证它没有任何的牢固性，来解放它，而这正是一个更为基本的方法。当人们这样注视着它时，它解散了，就像彩虹在空中消失一样。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在使思想不再引发连锁反应的意义上，“解放”或“松开”思想。各种思想不留任何痕迹地离去，不再通过言语或行动表现出来——这些都是一种情绪如愤怒、欲求等等惯常的外在表达。不论环境如何，人们都再也不会落入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