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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我们台湾这些年-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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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的原唱叶启田,在更早期就已经是台湾的知名歌星,早期的一些歌曲如《内山姑娘》、《墓仔埔也敢去》后来也不断被翻唱及重制。但他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因故犯罪入狱,人生顿时跌到最低点,出狱后却又以一首《爱拼才会赢》咸鱼大翻身。

因为这首歌太火爆了,在当时不管走到哪一条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公园里跳土风舞的在放,殡葬队伍在放,运动会在放,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选举时候选人的宣传车也都会放这首歌。

叶启田后来也拍了一部同名的电影《爱拼才会赢》,有点儿他的自传性质,但稍显胡闹了一点儿。而他后来的一些歌,如《浪子的心声》、《故乡》等,也一样脍炙人口,不愧是宝岛歌王。

在台湾,似乎每个时代都有那么几首代表当时的歌,这些流行歌曲如同串起了台湾的历史。

比如说战后的台湾,经济不发达,生活也比较艰苦,有些人为了生计,只能从事一些低下的工作,如沿街卖零食、收破铜烂铁之类的。有许多人为了家计,只好放弃学业出来工作。当时就有一首歌叫《烧肉粽》,是这么唱的:

“自悲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痛(疼爱),让阮读书几年冬,出业头路(工作)无半项,暂时来卖烧肉粽……”

其实这是一首非常心酸的歌,那个时代许多孩子因为家境清苦无法继续升学,只能在半夜街头大喊烧肉粽叫卖。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经济开始发展,大家都为了改善生活环境而努力,为了赚更多的钱,可以没日没夜地加班做工。当时,台湾第一个电视台台视开播了,很快就有了综艺节目“群星会”。那操劳的工作之后,身心自然需要松弛,大家挤在电视前观看综艺节目里歌星的演唱便成为通俗的娱乐。于是,群星会的主题曲,就成为当时的流行歌:

“群星在天空闪亮,百花在地上开放。我们有美丽幻想,为什么不来齐欢唱……”

“群星会”算是通俗娱乐节目的代表,但年轻人或知识分子总是相对叛逆一点儿,总觉得这些是“靡靡之音”,所以,上世纪60年代也是西洋音乐流行的年代。因为那时美军驻台仍有美军电台,因此许多年轻人也喜欢收听美军电台的音乐节目。在杨德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就可以看出当时西洋歌曲在学生中的流行。

另一方面,在海外,许多异议人士因为流亡而有家归不得,他们最喜欢唱的歌就是《黄昏的故乡》:

“叫着我叫着我,黄昏的故乡不时地叫我,叫我这个苦命的身躯。流浪的人无厝的渡鸟,孤单若来到异乡,有时也会念家乡。今日又是听见着喂,亲像在叫我的……”

这是当时海外的台湾人在聚会时最常唱的歌,以解思乡之情,结果这首歌也因为这样被禁。

20世纪70年代初的台湾,可说在“外交”上节节败退,但另一方面,因为如“保钓运动”等因素,民族主义也被激起。随后“唱自己的歌”的民歌运动开始了,舍弃了西洋流行歌,开始自己作词作曲,比如说三毛的词,李泰祥的曲,齐豫的歌,细腻又清新的歌词,触动了年轻人的心。另一方面,当局因为政策需要,推行“净化歌曲”,所以靡靡之音如“群星会”,也在此时被迫停播。

1979年,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气氛紧张又风雨飘摇,有办法的当然都到外国去了,但留在这里的,就更需要团结一心。那几年,最流行的不是讲情唱爱的流行歌,反而是像《梅花》这样的歌曲:

“梅花梅花满天下,越冷它越开花,梅花坚韧象征我们巍巍的大中华……”

另一首当时很红的歌就是《龙的传人》,这首歌在官方授意下一再宣传,令歌曲变得家喻户晓。

进入台湾经济起飞的20世纪80年代,人是有钱起来了,但是精神却慢慢空虚。这时,罗大佑的歌曲又丢下一颗“震撼弹”,歌词流露出对社会现象及环境的不满和批判,如当时流行的《鹿港小镇》: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

台湾许多年轻人都是从中南部乡下到台北工作的,在台北赚到钱稳定下来后,却又发现心里好像缺少了些什么。这首《鹿港小镇》在当时引起广大共鸣,成为流行金曲之一。罗大佑的《童年》也唱出了许多台湾“60后”的回忆:

“福利社里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

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更开放,经济飞快发展,赚钱机会更多时,《爱拼才会赢》刚好唱出了当时台湾人的所想。这首歌除了本身就跟叶启田的际遇起起落落有呼应的效果外,也更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这可能跟台湾长期是一个移民社会有关。台湾是一个资源缺乏的海岛,对外依存性较高,为了生存下来,商业不得不发达。在重商的精神下,只有努力找机会拼搏开拓才不会被淘汰,所以这首歌真的贴切地描述了许多台湾人的心声。

时代造就了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又勾起时代的回忆,让人不禁觉得,没有歌的时代是多么的寂寞。

汉城奥运

这一年汉城奥运,主题曲Hand in Hand(心手相连)简直就是火翻天。这是奥运会第一次有主题歌,而当时也被谭咏麟翻唱成国语及粤语版本,连一向在打扫时间只放儿歌的学校,也一直放着这首歌。的确,这首歌歌词简单易懂,大家都能唱,老师们领唱时也特别喜欢选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在汉城奥运前一年就在大力宣传了,所以到奥运前,大家都已经能朗朗上口。

大概是韩国离台湾近,不但台湾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大家也都很关注这次奥运会。这一年奥运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男子奥运百米,卡尔·刘易斯和本·约翰逊的终极对决,媒体把这场比赛形容为夙敌间的最终决战。枪声一响,两人如猛虎出笼般冲出,最后本·约翰逊以9秒多破了世界纪录,但一天后,他被查出使用禁药而被判出局。本来用禁药的人也不少,但大概是他这场比赛太受人瞩目了,所以当他被查出用药时,大家纷纷为之愕然。

在女子田径方面,“花蝴蝶”乔伊娜拿到三面金牌,成为焦点人物,而她努力的过程,也常被老师拿来当样板。

中国代表队在这年奥运的乒乓球项目有杰出的表现,陈静拿到了女单金牌,被比较多的人拿来当八卦说事的就是这场比赛的让球风波。当时争冠的都是中国队选手,同为队友,据当时流行的传闻是说陈静接到指令,要让球给另一位较资深的选手,但陈静很有个性,硬是把队友打败拿到金牌,自己从此也被冷冻起来。当然,后来当事人否认了。这场比赛太过精彩,两人都是杀气腾腾,我跟着喜爱乒乓球的爸爸看了好几遍,到现在都还觉得这是我看过最精彩的乒乓球赛之一。过了三年,陈静来到台湾,改披中华台北队战袍。

“5·20事件”

中国历朝历代总是在上演着“官逼民反”的戏码,而农民起义就是这历史剧场中的最高潮,也是农民利益和统治者利益矛盾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中国的农民总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大部分时间都是默默承受着苦难和牺牲,这种情况过了几千年还是没有改变。

1988年4月,台湾当局与美国谈判美国进口农产品问题,牵涉到进口大宗谷物。这不但影响台湾本地稻米的产销,更剥夺农民兼种杂粮的收益。时代像是进步、全球化了,但农业又成为对外贸易的筹码,农民利益又再度被牺牲。

每隔四年的5月20日,是台湾当局领导人就职的日子。但当年因为这进口农产品的问题,南部农民北上抗议,要向甫上任的农经博士李登辉请命。本来是单纯的抗议事件,结果没想到大暴走,变成台湾史上最大的警民大混战。

在刚解严的台湾,出现这样的壮烈与混乱并存的场面是非常惊世骇俗的。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整个街头,一边是密密麻麻的抗议者,另一边是更密更麻的镇暴部队与宪兵。当时台北市的铁路还没有地下化,街上的人多到连火车也被迫停在铁道上,进退不得。

在电视新闻及地下录影带里看到的内容,是说这次事件的冲突有两波,第一波是在“立法院”前面,此景我只能以“震撼”来形容。那种场面有如在玩《三国无双》,一堆农民为了抗议当局,把整篮整篮的菜丢向镇暴军警,造成当时路上到处是菜,蔚为奇观。这次警方大败,“立法院”的招牌被硬生生拆下来丢在地上践踏。

第二波是入夜后群众与镇暴部队展开的“都市游击战”。整个冲突中心中华路附近的街道就有如战场一样,棍棒、石块飞舞,高丽菜、鸡蛋到处乱飞,抗议群众及镇暴部队不断地互相大放无双,不断冲击及反冲击。虽然当晚电视及广播一直叫大家不要到现场去,会有危险,但还是有一堆好事者挤在天桥上看热闹。那天夜里,也看到不少卖民主香肠的骑着车,一起跟群众向前冲,也一起逃命。

当然,在早上是比较单纯的农民请愿啦!但到了夜里就几乎没有农民了,变成热血过头的群众在那边摇旗呐喊,大概是台湾刚开放,大家都想那么去热血喊一下,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有认识的人刚好那时候在当“宪兵”参加镇暴,据他说一开始的确是打不还手,但是大家被要求留守战备而取消休假已经极度不爽了(对台湾义务役男来说,假就跟性命一样重要),因此一等到正式驱离的命令下来,大家简直就是杀红了眼:谁叫你们害我们不能放假!

“5·20事件”在当时,媒体一律以“暴民”及“乱源”称之,但是,看到那些震撼的画面,我开始思考,这是我所熟知的那些“淳朴”的农民吗?为什么他们会变得如此“暴力”?那时候我心里不禁产生了疑惑。

附带一提,现在台湾的“二把手”萧万长,大家都叫他“微笑老萧”,大概就是这时候被媒体封的。当时他任“国贸局长”,负责和美国谈判农产品进口问题。发生冲突时,他出面缓解,结果遭蛋洗后还笑眯眯,从此“微笑老萧”之名不胫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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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

电视荧幕上播出柏林围墙倒了。从东柏林那边冲来一群做拥抱状的人,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跑过来。画面一带,一群人站在墙上挥舞着旗帜,下面辣妹与猛男HIGH得脱光衣服拥抱接吻,整个布兰登堡门广场挤满了欢欣鼓舞的人群。东欧解体的风潮,在这一年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解严以后到1993年,这是台湾剧烈变化的几年,对于小孩子来说,每年都有新奇的事发生,整个社会热闹无比。老师在台上讲得咬牙切齿,小朋友还是嘻嘻哈哈;大人们开始敢畅所欲言,但是一有小孩在旁边又闭口不提;各个阶层纷纷走上街头,这个举动仿佛成为全民运动。

20世纪80代末的街头运动不断,令人眼花缭乱。这段时间当局刚从威权转型,重新学习如何执政。而习惯当顺民的民众,也开始懂得争取自己该有的权益,但又常常有点儿过火。总之,这段时间是一个磨合期。不过,这几年间,大家体会到原来当局对待抗议事件还是很宽松的。

这一连串的街头运动可能到现在大家都记不起来有哪些,但这年的“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一定让人印象深刻。

那一夜,全家至忠孝东路逛街,只见整个忠孝东路及附近几条街道已经全部被封闭了,密密麻麻的人或躺或坐,占据了整条路面,前面的舞台上唱着歌,演着舞台剧,放着烟火,还有一些高高的人也在一边舞动着。整个现场不像是在抗议,反倒弥漫着一种嘉年华的气氛。

抗议地点所在的忠孝东路,就是动力火车那首《忠孝东路走九遍》里的忠孝东路,台北人习惯叫这一带“东区”。“东区”一直都算是台北市高档百货与精品店的所在地,因此选在这里办活动可说是非常有代表性。

有别于那阵子杀气腾腾的抗议活动,这场“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是非常软性且带着一点儿幽默及讽刺气氛的。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台湾的房价突然开始狂飙,前一年可能还买得起房子,隔一年可能只买得起厕所了,财团及炒家疯狂炒房,导致许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成为“无壳蜗牛”。在这场活动之初,他们本来只是找一块地方作为抗议地点,没想到越来越多的民众自发地加入,结果整个忠孝东路都被占满了,最后那一夜,几万民众夜宿在全台地价最高的忠孝东路上。大家很平静地唱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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