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台湾这些年-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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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几年、“成熟又多金”的魅力男，自然不是原男朋友可比的，再加上男朋友无法时时照顾的寂寞，在“前辈”适当的关心下，很自然地就“兵变”了。所以当初康康那首《兵变》，不知道唱出了多少台湾男生的心声，许多人唱着唱着就哭了。

结果，等这些男生退伍后进入职场，过了几年也成为魅力男后，又去泡那些寂寞的职场新鲜人，一代又一代，又是恶性循环。

那几年，网络成为大学生的新玩意儿，网恋自然也成为交往的新形式。在我的同学及认识的人当中，产生了许多凄美而又愚蠢的爱情故事。1999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推出，不知让多少纯情男女流下“时代的眼泪”，更把网恋的流行推向第一次的高峰。不过，大部分的网恋通常是无疾而终，少部分修成正果的也常被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毕竟，那时候网恋就好像更早以前的电话交友一样，是不正经的小孩才会做的事。

台北市长的世纪之战：马英九击败陈水扁

1998年末的台北市长选举，被认为是“世纪对决”。国民党及民进党中生代的超级精英马英九及陈水扁，终于正面交锋。双方可说是旗鼓相当，战情紧凑。陈水扁挟着四年市长任内高达七成的高支持率寻求连任，而马英九又以一贯清廉、形象佳，再加上泛国民党大团结特点，可以说是来势汹汹。

马英九在1997年白晓燕案后就因表示对政局失望，请辞“政务委员”的工作，回到大学里教书。当时面对陈水扁的势在必得，1998年的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可是一点儿信心都没有，几个被点名的人都认为是去当炮灰的。唯一有实力的宋楚瑜，那时候却因冻省问题已经与国民党中央闹翻了，摆明就是不出来参选。而马英九，也好几次表明绝对不会参选，国民党简直就是陷入了窘境。

但是，除了马英九，谁还有能力跟陈水扁一搏呢？虽然马英九已经表明态度，但大家都知道，他最后一定会参选的。果然，他在最后一刻决定接受征召，参选台北市长，并且，宣布竞选那一天，支持率马上超越陈水扁。国民党可说是起死回生，士气突然大涨。

而当时的陈水扁可说是声望如日中天，在市政上的政绩做得有目共睹，领导能力又强，很快成为民进党内掌握资源最多的人。1997年县、市长的选举，他以个人名义成立的助选团为各县、市民进党候选人助选，所到之处皆引起轰动，全台掀起一阵陈水扁热潮，也让民进党的县、市长席位首次超越国民党。

反正，这一年的台北市长选举是双雄对决。其实，还有一个新党的王建瑄。这时王建瑄的角色就相当微妙了。因为陈、马两人的支持率几乎一样，虽然一般都认为陈水扁会当选，他所到之处的确人人为之疯狂，尤其是年轻族群。但实际上马英九一直领先陈水扁些微的票数，所以王建瑄能得到多少选票，就关系着这场选战谁能胜利。

陈水扁在这场选战中简直将行销策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次选战中，陈水扁除了本身的竞选总部外，另外成立了一个名为“扁帽工厂”的另类竞选总部。那是一整栋充满了后现代气氛、像PUB一样的建筑，里面有咖啡吧、演讲厅、视听间等。而所谓“扁帽”，那是一顶墨绿色的毛线帽，本来只是筹备选举经费而做的义卖品，没想到这个玩意儿的推出却意外地造成全台的大抢购，成为当年的时尚流行商品，全台湾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戴着扁帽。于是，陈水扁方面索性将“扁帽工厂”作为一个创意性品牌，继续推出一些周边商品，如个性笔记本、鼠标垫、马克杯等，也造成一股收集及流行的热潮。一件由政治人物产生的附属产品，竟变成商场上供不应求的热卖商品，我看世界上也只有把选举当成全民运动的台湾会创造这样的奇迹。

但这次选战，陈水扁却犯了一个错误：越到选战后面，越来越挑起省籍情结，又有民进党内人士说马英九是“新卖台集团”的一分子，结果，选战越打越悲情，反而不如四年前那充满了“快乐、希望”的气氛。虽然这次选战，省籍因素也没有全面发酵，但陈阵营的某些言论的确刺激着外省族群。

反观马英九阵营，选战越到后面越欢乐，泛国民党阵营算是团结了起来。所以在他的场子里，不只可以看到国民党党旗，还会有新党党旗。

马英九这场选战越打越欢乐，陈水扁则是越打越悲愤。这种情况在选前一夜两方的造势大会上特别明显。陈这边，不断地重复以往民进党一贯的台湾人悲情诉求。反观马这边，现场越来越HIGH。“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快来现场跟我们一起欢呼！”镜头里的马英九这样热情地说，让当时很多支持陈水扁的年轻人也忍不住心动。

结果隔天，马英九以6％的优势击败陈水扁。这次选战是国民党分裂后的首次大团结，但同时也造成了新党的泡沫化。陈水扁落选致词时也算够有风度的。过不久，陈水扁将市长交接给马英九。谁知道10年后他们两个又交接了一次。

陈水扁拥有大批的年轻支持者，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投票权，只是跟着喊爽而已。但两年后的大选，他们都已经可以投票了，成为一股有力的票源。

同时间的高雄市长选举，一样翻盘，民进党的市长候选人谢长廷，南下远征，击败了时任的市长吴敦义。到此，台湾北蓝南绿的局面基本上已经形成。

“冻省”让宋楚瑜和李登辉结下梁子

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省长选举及台湾地区“大选”，要是省长拿到的票比“大选”候选人的票还多怎么办？是不是代表省长更有统治的正当性？会不会引起所谓的“叶尔辛（叶利钦）效应”？还好后来1996的“大选”，李登辉总得票数还是比1994的省长宋楚瑜票数高。

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后，一个台湾岛就有“中央”、省、县市、乡镇四级“政府”。1998年，李登辉为了斗掉宋楚瑜，干脆把省给“冻结”起来了。这一“冻”，也“冻”掉了李登辉及宋楚瑜的关系，导致后来国民党的再次分裂。

当1993年连战从省政府主席转任“行政院长”后，也许是感念宋楚瑜“护驾有功”，李登辉委任最后一任官派台湾省主席时就想到了宋楚瑜。宋楚瑜在省主席短短一年的任内也干得有声有色。1994年，挟着高民望，宋楚瑜以四百七十多万票，赢了民进党一百多万票，成功问鼎首任民选台湾省省长，政治生涯可谓达到顶峰。

宋楚瑜在省长任内，不仅长袖善舞、八面玲珑、领导能力强，事事处理得妥妥当当，又深得蒋经国的真传，勤走民间，所以可说是具有高亲民度。而他的“省府团队”，风靡全台，在当时几乎成了“高效”、“亲民”、“清廉”的同义词。并且，宋楚瑜除了经营自己的省府团队外，更将自己的人脉系统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当初谁都不难看出他有更上一层楼的野心。

＇1＇在台湾，根据各军种的人力需求、入伍时间不同，按照梯次划分，每一梯之间通常隔半个月到一个月。简称T。

1999

第一次到大陆

1999年，升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

起因是认识了在美国某大学的郑教授，刚好他要带一批美国学生到北京大学做参访，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心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决定跟着去了。

那一天，从澳门转机后一路往北，我看到了过去只有在课本上及电视上才看得到的大陆土地，飞过了长江黄河，那种心情真是激动得无法表达。

飞机顺利地降落在北京机场，当时还是20世纪80年代建的那栋旧机场。停妥后，空桥接上，机门打开。因为我坐在最前面，当机门打开的那一刹那，外面地勤人员浓厚的京腔对话顿时传到耳朵里，虽然他们讲的我都听得懂，可又跟我们说的不同，平常只能在电视上看到听到的，现在突然亲眼所见并亲耳所闻。那时候他们讲的几句话我已经忘了，但那种震撼与冲击却一直忘不了。

北京旧机场从航站到海关间的通道有个瓷砖壁贴让人印象深刻。到了海关闸口前：“咦？怎么没人？”旁边一位大叔说是在换岗，要等会儿。过了大概5分钟，工作人员拿着钢杯各自上岗。终于开始进关。

我带着稍微忐忑不安和有点儿怕被刁难的心情走了过去。毕竟，过去听得太多，但又几乎是陌生的。

“台湾同胞啊！呵呵呵……”海关大叔看了看台胞证，然后还给我，我心里才轻松下来。现在看来，这么平常的一件事，那时候居然那么紧张。

驱车前往北京大学，一路上也挺震撼。天啊！北京的路居然那么宽而且直，高楼大厦居然那么多（走的是机场高速接北三环，当时四环还没完全建好），跟我以前的印象完全不同。我的妈呀！自行车还真多！种种的惊叹，简直就是文化冲击，就像没见过世面的老土。车子最后从旧的北大东门进去，穿过校园，最后到达招待所住下。

先来说说我对那时候北大的印象好了。第一印象就是大，完全符合我对大学的印象：有湖，有森林小径，而且因为大，所以可以骑脚踏车载女孩呢！这是我多么羡慕的大学生活呀！哪像我读的学校，骑车从前门进，一不小心就发现到后门了；而且，校内到处都有烧烤摊和餐厅，简直就是一团糟，但生活很方便。北大南墙那时还都是店铺，早期有名的飞宇网吧在那时只有一小间阴暗的店面而已，没想到后来生意越来越大。而东门外，则是旧胡同区。

那几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上课，不过我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到处乱逛，把校园的大道小径都摸熟了，又骑到隔壁的清华大学去玩。那时候就深深感到两所学校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北大总是一些弯弯曲曲的小径，而清华可能有讲求实证的理工科精神，所以校园里的马路也都是方方正正的。再远一点儿就是五道口，那时候有“火爆五道口”之说，晚上都是大排档，乱成一团，但很热闹。反正，我在这一带玩了一个礼拜。

当初说要买书，朋友们说可以到南门商店墙的“风入松”书店及走出东门的“万圣”书店买。两间我都去过了，尤其是万圣书店，隐藏在出东门后的那条破烂的成府路之中，一走进去，小小的店面四面墙都摆满书，中间有桌椅供人坐下，真是慢慢挑人文类书籍的好地方。

离开万圣书店要回东门，眼尖地发现旁边咖啡馆里沿窗坐了个大美女，心花怒放之下也走了进去，正准备搭讪，没想到她就离开了，留下我懊悔的泪水。这家咖啡店就是最早的雕刻时光咖啡馆，我也因此认识了老板庄仔。后来几年，这条巷的怪店越开越多，也吸引了不少附近学校的怪人异士聚集，整条小路却又充满了浓浓的人文气息。

在1999年到2001年的暑假，我几乎每年都会去一次北京，但第一次到大陆的经历，我一直都忘不了。当初随口的答应，居然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

金援科索沃

过去几十年来，台湾当局在欧洲的“邦交国”也只有教廷一个，所以与马其顿的“建交”，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结果李登辉一爽，马上开口说要捐3亿美元作为科索沃战后复兴之用，这一说，果然震惊四方，隔天就登上世界各大报的重要新闻头条。

3亿美元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以当时巴尔干半岛的情势，以及各方交错的势力，这是说捐就捐得成的吗？所以，一开始这件事就让北约及欧洲国家很不爽了，因为这一举动无疑又是为巴尔干半岛增加更多不确定的因素。另一方面，在台湾内部，抗议的声浪也四处响起，觉得那么一大笔数目，在台湾还有许多人需要的情况之下，居然就这样撒了出去。再加上过去当局一直给人“金钱外交”的印象，所以一听到又要捐钱，就有先入为主的不良印象，反对声浪不断。

跟马其顿“建交”后，台湾浩浩荡荡派了各种代表团及医疗团去参与援助，甚至还有传言说台湾应该把研发的新武器拿去那里作实战测试之用。马其顿在那个时候刚脱离南斯拉夫不久，内外问题也很多，不仅有北方科索沃难民的问题，东北方保加利亚也对马其顿虎视眈眈。而它又跟南方的希腊，在民族及历史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而交恶，唯一较友善的，是西边的阿尔巴尼亚。所以，当局当初本来就有意以马其顿为滩头堡，继续寻求建立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不过，这个“建交”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没好下场。首先，这是“秘密外交”，是总理决定的而总统不知情，虽然外交权是在总理手上，但此举也造成他们的政治风暴。再来，马其顿大选后，台湾压宝的政党又选输了，换了一个有不同外交倾向的政党上来。所以，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