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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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醉了——保全他的性命、给他自由。由于他是已被推翻的制度的引人注目的受害者，他们对他表现了慷慨而疯狂的欢迎，而且同意立即把查尔斯·达尔内带到这个无法无天的法庭审讯。达尔内差不多快被释放时，有利于他的潮流似乎受到了某种没有解释的阻挡（医生没弄明白），于是秘密开了个小会，交换了几句话。然后坐在主席座位的人便通知曼内特医生，囚犯还须扣押，但因为医生的缘故，要作安全扣押，不受侵犯。随即一声令下，囚犯又被带走，关进了监牢。医生于是强烈要求批准他留下，以便保证他的女婿不至因恶意或偶然被交给暴民。（暴民们在大门外要求杀人的叫嚣曾多次淹没了审判的发言）他得到了批准，便留在了流血的大厅里，直到危险过去。
他决定对他在那儿所见到的景象，包括仓促进餐和睡眠在内，只字不提。囚徒们被砍成几块时人们那疯狂的残忍令他吃惊，可同样令他吃惊的还有囚犯得救时人们那疯狂的快乐。他说有一个囚犯获得释放，来到了街上，却叫一个野蛮人误伤，挨了一长矛。有人求医生去给那人裹伤，医生从同一道大门走了出去，却发现伤者躺在一群撒马利亚人手臂上，而撒马利亚人却坐在被他们杀死了的人的尸堆上。在这场恶梦里这群人以光怪陆离的前后矛盾的态度帮助了医生，以最和善温柔的关心照顾了伤号，为伤号做了一个担架，而且小心翼翼地把他抬离了现场，然后又抓起武器投入了一场屠杀。那屠杀非常可怕，医生甩双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却还是在中途昏了过去。
罗瑞先生听着推心置腹的密谈，望着现已六十二岁的朋友的脸，不禁担心起来，害怕这种恐怖的经历会引发往日那危险的疾病。可是，他却从来没见过他的老朋友像现在这个样子，有现在这样的性格。医生第一次感到了他经历过的苦难原来是一种力量和权威。他第一次感到他已在那熊熊的烈火里锻炼成了钢铁，现在可以打破他女婿的牢门，把他救出来了。“往日的一切都通向一个好的结果，我的朋友，并不完全是浪费和破坏。当初我心爱的女儿帮助我恢复了健康，现在我也要帮助她恢复跟她一体的最亲爱的那个部分。我要靠上天的帮助完成这一工作！”这就是曼内特医生此时的情况。贾维斯·罗瑞看到了他那燃烧的目光、坚定的面容、沉着有力的表情和态度。当他心目中医生过去的生活似乎永远像一座多年停摆的时钟，可现在他确信他又以被废弃后所积蓄的沉睡的精力嗒嗒地走了起来。
即使当时医生要克服的困难比现在还要大得多，在他那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困难也是会退让的。当他坚持在内科医生岗位上时，他的任务是为各种层次的人治病：自由人和不自由的人、有钱人和穷人、坏人和好人。他聪明地运用了他的影响，不久便成了三个监狱的狱医，包括拉福斯监狱。他现在可以安慰露西说，她的丈夫没有再受到单独监禁，而是跟其他囚犯监禁在一起；他每周都要跟他见面，并从他的唇边直接带给她甜蜜的消息；有时她的丈夫自己还给她一封亲笔信（虽然从不由医生转交），但却不准她给他写信，因为在有关监狱的种种想入非非的怀疑之中，最想入非非的怀疑是指向有海外亲友或跟海外有长期联系的外逃犯的。
医生的这种新生活无疑是坐卧不宁的，然而精明的罗瑞先生却看出有一种新的自豪感支撑着他。那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高尚的自豪，不曾沾染不当的色彩。但是他却像观察珍奇事物一样观察着他。医生知道，在那以前在他女儿和朋友的心目中，他过去的牢狱生活都跟他的苦难、困顿和弱点相联系。现在不同了，他知道那过去的考验已给了他力量，而女儿和朋友正把查尔斯最终安全获释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力量上。他为这一变化而欣喜。他领着头前进，让那两人像弱者依赖强者一样依赖着他。他跟露西往日的关系现在颠倒了过来。颠倒那关系的是他切身体会到的感激，挚爱之情。她为他做过那么多事，现在他能为她做一点事，他为此自豪，此外别无理由。“看起来很希罕，其实很自然，也很正常，”罗瑞先生友好而精明地想道，“领头前进吧，亲爱的朋友，继续前进吧，你是最合适的人。”
尽管医生努力奋斗，从不松懈，想让查尔斯·达尔内获释，或至少得到审讯，但是，当时的社会潮流却太迅猛激烈，使他无法抵挡。新的时期开始了，国王受到了审判、判了死刑、砍掉了脑袋，那“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向武装进攻的世界宣布了“若不胜利宁可死亡”。巴黎圣母院巨大的塔楼顶上黑色的旗帜日夜招展。三十万人的大军为抗击全世界的暴君响应号召从法兰西各地猛然崛起，仿佛田野上遍撒了龙齿，结满了果实：从山上也从平原上；从岩石上，也从碎石上和冲积土壤上；在南方明朗的天空之下，也在北方积云的天空之下；从丘陵里，也从森林里；从葡萄园，也从橄榄地；在剪过的草地上，也在气过的庄稼地上；沿着广阔的河流的结着果实的河岸，也沿着海岸的沙滩，到处都结出了龙齿的果实。有什么个人的忧患能抗衡“自由元年”的滚滚洪流呢—一那洪水是从下面涌起的，而不是从天上落下的，天上的窗户紧闭着，而不是敞开着！
没有休止，没有怜悯，没有和平，没有宽松的休息，也不计算时间。虽然昼与夜总按创世的第一个昼夜便存在的常规循环不已，其它的计算却已不复存在。一个民族像高烧病人一样发出了狂热，时间是无从把握的。一时刽子手举起国王的首级让人民观看，打破了整个城市不自然的沉默；又一时，几乎像在转瞬之间，他那面目姣好的妻子的首级又捧了出来。牢狱中八个月凄惨的寡妇生活与苦难已让她花白了头。
按照在这种情况下流行的奇怪的矛盾法则，时间是漫长的，虽然它火烧火燎地飞逝着。京城里的革命法庭，全国的四五万个革命委员会，还有那剥夺了自由或生命的一切安全并把善良无辜者交到邪恶的罪犯手里的嫌疑犯法，沾满了无处申诉的无辜者鲜血的监狱，这些新东西刚建立不久便已形成了固定的秩序和性质，几周之间已仿佛成了历史悠久的成规。其中的佼佼者则是一个仿佛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世界的地基里冒出来的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的狰狞形象．——那位犀利的小姐，芳名断头台。
它是俏皮话的主题：“治疗头痛的最佳良药”；“药到病除，使你头发永不花白”；“它让你的皮肤特别娇嫩，顷刻苍白”；“国家级剃头刀，一切脑袋保证剃光”；“谁要亲吻断小姐，往小窗户瞧一眼，一个喷嚏就栽进她口袋里。”它是人类复兴的象征，取代了十字架的地位。它的模型被佩带在扔开了十字架的胸口上。凡是十字架叫人否定的地方，它就受到膜拜和信仰。
它剃掉的脑袋太多，它污染的土地和它自己都成了红糊糊臭烘烘的一片。它可以像个拆卸玩具一样分成零件给年轻的魔鬼玩，而到形势需要时又可以重新装配使用。它让雄辩者说不出话来，让强有力者跌倒在地，让美与善遭到废弃。二十二个声名显赫的朋友，二十一个活的，一个死的，它在一个早上把他们全砍掉了脑袋，只费掉了二十一分钟。《圣经·旧约》中的那个大力士的名字落到了使用那东西的官员头上，但是那位官员有了这个武器却比他的同名人还要强有力，眼睛也更瞎，每天都在拆除着上帝的殿堂。
医生在这样的恐怖行为和恐怖人物之中昂首阔步地行走。他深信自己的力量，谨慎地坚定自己的目标，从不怀疑自己最终能救出露西的丈夫。然而强大而深沉的时代潮流匆匆地流过，猛烈地卷走了时光。医生虽仍照样坚定自信，查尔斯却已在狱中度过了一年零三个月之久。那年的十二月，革命越来越凶残疯狂。南部的条条河流堆满了夜间被暴力淹死了的尸体；南部的冬季的太阳下囚徒被成排成排成片成片地枪杀。医生仍然在恐怖中昂首阔步地行走。那时的巴黎城没有人的名气比他更高，也没有人的处境比他更奇特。在医院里和监狱里他沉默寡言，温和亲切，是个少不了的人；他用他的医术为杀人者和受害者同等地服务，但却是个局外人。在他救死扶伤之际，当年巴士底囚徒的外表和故事使他远离众人。他从没受到过怀疑，也从没受到过传讯，仿佛他的确是大约在十八年前就已死去、现在才复活的，或者索性是一个行动于活人中间的孤魂野鬼。
第五章 锯木工
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露西无时无刻不感到断头台明天就会砍掉她丈夫的头。囚车每天都载满了死刑犯，颠簸着沉重地驰过街道。可爱的姑娘，漂亮的妇女；棕色头发的，黑色头发的，花白头发的；年轻的人，壮实的人，衰老的人；贵族出身的，农民出身的，都是断头台小姐的一杯杯红色的美酒，都是每天从监狱可憎的黑暗地窖里取出、来到阳光下、通过街道给小姐送去消解她的馋渴的美酒。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最后一项可要容易办到得多：啊，断头台！
若是那突然的横祸和时间的飞轮把医生的女儿吓了个目瞪口呆，使她只好怀着失望静待结果到来的话，她的遭遇也不过是和千百万人的遭遇相同。但是，自从她在圣安托万区阁楼里把那白发的头搂到自己青春的胸前以来，她一向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在受到考验的时候尤其如此，正如一切沉默忠诚善良的人一样。
在她们搬进了新居、父亲开始了常规医疗工作之后，她就把她那小小的家庭安排得井井有条，仿佛她丈夫就在身边。一切都有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时间。她跟在英国家里全家团聚时一样按时给小露西上课。她用一些小花样来欺骗自己，装出相信全家即将团聚的样子——她为丈夫早日回家做些小准备，给他准备了专用的椅子，把它跟他的书放在一边。除此之外，她还专为一个亲爱的囚徒庄严祷告，那人跟许多不幸的人一起生活在监牢里死亡的阴影之下。那几乎是她所能用言语倾诉、宣泄自己沉重的心曲的唯一的途径。
她的外表变化不大。她跟孩子都穿类似丧服的朴素的深色服装，却全都跟欢乐日子里的彩色服装一样，收拾得整整齐齐。她鲜活的脸色没有了，以前那专注的神情经常出现而不再是偶然一现了。除此之外，她仍然很漂亮，很美丽。有时她在晚上亲吻她父亲时会哭出声来，泛溢出全天压抑的忧伤，而且说她在上天之下唯一的依靠就是他了。他总是坚定地说：“他遭到的变化没有不让我知道的，我知道我能救他，露西。”
他们的生活改变了，几个礼拜后的一天晚上，父亲一回家就告诉她：
“我亲爱的，监狱里有一个高层的窗户，下午三点钟查尔斯有时可能到那儿去。若是你站在街上我告诉你的那个地方，而他又到了窗口，他认为他有可能看见你——但他能否到窗口，却得由许多偶然因素决定。不过你是看不见他的，可怜的孩子，即使看见了，也不能有所表示，因为那对你不安全。”
“啊，告评我地点吧，父亲，我每天都去。”
从此以后，不论什么天气，她总要到那儿去等两个钟头。时钟一敲两点她已站在那儿了，到了四点才断了念头离开。若是天气不太潮湿或不太恶劣，能带孩子，她便带了孩子去。平时她一个人去，但是从没有错过一天。
那是一条弯曲小街的一个黑暗肮脏的角落。那里唯一的房屋是一个把柴锯成短段便于烧壁炉的工人的小棚屋，此外便只有墙壁。她去的第三天，那人便注意到了她。
“日安，女公民。”
“日安，公民。”
这在那时是法定的招呼形式。不久前在较为彻底的爱国者之间不自觉形成的这种模式，现在已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
“又在这儿散步了么，女公民？”
“你看见的，公民！”
锯木工是个小个子，手势特别多（他以前干过补路工）。他望了望监狱，用手指了指，叉开十个指头放到脸前，代表铁栏杆，装出窥看的滑稽样子。
“可这跟我没有关系，”他说。他又去锯木柴了。
第二天，他探出头来找她，见她一出现就跟她打招呼。
“怎么、又到这儿来散步了么，女公民？”
“是的，公民。”
“啊！还有个孩子！她是你妈妈么，小女公民？”
“我要回答是的么，妈妈？”小露西靠近她，低声问。
“回答是的，乖乖。”
“是的，公民。”
“啊！不过，这可没有我的事。我的事是锯木头。看见我的锯子了么？我把它叫作我的断头台。啦，啦，啦；啦，啦，啦！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