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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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那县长的确不坏。
工程进展缓慢，眼看就要完不成任务，大家都很着急。
早上，孙洪才催大家起炕，看着邵子昂还睡意矇眬糊里糊涂的样子，大家把他取笑了一通。
邵子昂出门小解，孙洪才背后就“***”什么的就乱骂了起来。
我对孙洪才说：“你对他有意见可以当面说，背后骂有什么意思？”
他像发连珠炮似地反问我：“你知道我当面没提吗？你知道……”
我回击他：“我怎么知道？你们都是团支部委员，你们能在会上说，又何必到我们群众中来骂呢？”
他愣了一会儿，用恍然大悟的神态大叫大嚷起来：“噢，你们是战友嘛！”
我再次回击：“那你和他是敌人啦？那你们都是武装民兵，手中都拿着枪，这太危险了！”
见所有人都看着他，他说不下去了，恨恨地对我说：“你那眼睛干嘛老盯着我，这是仇恨的眼光，嗨，我迟早有一天要死在你手里。”
他这句话半真半假，说得让人心里发碜，我对他说：“不至于如此吧，说不定哪天我会在你最困难时帮你的。”
自从工作组在队里整顿了团支部后，队里矛盾尖锐化，他爸一直劝孙洪才别再当队长了。他也开始害怕，多次表示要打退堂鼓，后来从队长调换到当车马队长，避开了矛盾的焦点。
但不知为什么，从此对当时支持他工作的知青，在态度上也有了180度的大转变。难道是为了做给那帮人看：自己与知青不是一伙的？
实际上他这样却得罪了更多的人。
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决定采用爆破作业。
爆破组主要由当地青年组成，他们以前都上山采过石头，有爆破经验。另外也算上我一个，说我参加过武装民兵的爆破训练，正好派上用处。
爆破组5个人，每人一次点二个炮眼。
前些日子训练爆破时，只是模拟训练，没真的点过火。
听到“放炮”的口令后，我有点紧张，忘了脱棉手套，就点火。点完一个炮眼，等我跑到第二个炮眼时，发觉刚才点火时烧着了手套。我赶紧脱那只着火的手套，弄得更加手忙脚乱，人一紧张，就容易发懵，别人已经点完了两个炮眼，我还没点上。
如果再晚一点，前面点着的炮就会炸响，就会出伤亡事故。
这时，只见已经点完两个炮眼的杜义田飞奔而来，掰开我那个还没点的炮的导火线，用火柴点着后，拉着我就向山上跑去。
“轰隆轰隆”，一阵排炮，在我们身后响起，升起一个个迅速膨胀的蘑菇黑云，抛出无数的碎土块，像雨点一般，在厚厚的雪地里溅起一股股白色的花，其中还有一顶飞上天的貉克皮帽。
俗话说，东北三大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貂皮，只是一种传说了。明末清初，瑗珲一带向以产貂闻名。《中国地理大词典县邑调查表》是这样记载的：“爱辉二字系满语母貂之义，因本邑昔时产貂甚伙故名。” 貂皮具有“风吹皮毛毛更暖，雪落皮毛雪自消，雨落皮毛毛不湿”的三大特点，但我们那时在爱辉没看见过有人戴貂皮帽。
而貉克这种动物倒是见过，体形似狐，较肥胖短粗，尾短，四肢亦短小。这种皮毛长而蓬松，底绒丰厚，通常为青灰色或青黄色，针毛多具黑色毛尖，程度不同地形成一条界线不清的黑色纵纹。当地人在冬天专门有去捕猎貉克的，用它的皮毛做帽子，从暖和的角度上来说，比貂皮还好。这种皮帽，在当时是最上等的，戴的人也不多。
与土块一起飞上天的皮帽，是杜义田的。他极其爱护这顶帽子，点炮眼时，怕火星碰到，特地摘下放在一边。但看到我正处在危险中，竟忘了捡帽子就奔了过来。
炮声响过，我们赶紧奔过去，拿起帽子一看，没坏，抖落碎土和冰雪后，貉克帽还好好的。
我对杜义田说：“刚才多亏你，要不……”
杜义田淡淡地笑了一下，打断我的话：“人命关天，谁都会这么做的。”说完就走了。
我突然觉得，他们傲气，但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他们倔犟，但关键时刻会奋不顾身救人。
我想去重新了解当地青年，想去重新认识当地青年。我想知道，假如换一种方式，而不是斗争的方式，坏人会不会变成好人？不，应该说，好人是不是就不会变成坏人了？
我甚至对孙洪才避开矛盾，打退堂鼓的做法，也不那么反感了。
爆破作业确实带劲！施工进度大大加快，水库工程不日就可以全部完工了。
正文 39、狗吃冻饺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31 本章字数：1838
从水库归来后，张庆明凭着他的身高马大，参军了。
走前，他得意洋洋地穿着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到处告别，引得好多知青都十分羡慕。
我们则在家休整，洗衣服、补裤子，写家信。
1970年的最后一个晚上，贫协妇女委员宝兰姐领着好多老乡到知青点，和知青一起在食堂里包饺子。
我也算是会包饺子的，馅装好后，把饺子皮一个摺子一个摺子捏紧。可这些东北妇女装好馅，两手一捏就妥，速度快，包得紧。
包好了一盖帘就拿出屋去冻，冻得像一块块小石头蛋似的，倒进**袋里。来来回回的，已经装了一麻袋，抬到食堂的偏房里放着。
东北农村的正房，只要有透风的地方，都会在入冬前用泥漫上；窗户上凡有缝的地方都在外面糊上纸条密封，堵得严严实实的。所以冬天屋子里烧起火墙、热炕，任凭你外面零下四十多度，一进屋，必须脱去棉袄，放掉身上的寒气，只要穿着一件薄毛衣就行了。
但人们也许不太注意，东北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个偏房，平时放些农具、种子、粮食及一切杂乱的东西，冬天，却是一个极好的天然冰库。
农村里每到下雪天就开始轮番杀年猪，今天这家，明天那家，无论谁家杀猪了，都会叫上各家的户主，一起去吃猪下水，像什么猪肚、猪心、猪头、猪爪；特别要提一下的是东北人喜欢吃血肠，就是在猪肠里灌上猪血，蒸出来很嫩很香；但奇怪的是东北人不喜欢吃猪肺，杀猪时，谁要就随手扔给谁了。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天天吃大碗肉，喝大碗酒，等各家年猪杀得差不多了，春节也快到了。然后又是家家请客，这一请要请到阴历二月二“龙抬头”。
你想想看，从11月中旬下雪杀年猪，到来年“龙抬头”，吃呀喝的，差不多要三四个月，天天泡在酒肉里了。
好了，别说这吃喝了，还是回到那偏房上吧。
老乡杀猪后，把整片的猪肉挂在偏房里，一直可以挂到第二年的四月。什么时候想吃肉，只要拿把斧子去偏房里砍一块就行了。
同样，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包饺子，冻好了装进麻袋，也堆在偏房里。什么时候高兴了，就去掰一些拿来下锅。
还有，牛奶也可以冻成奶砣放在偏房里，每天早上用斧子砍一片下来，放在热锅里一搅拌，满屋子都弥漫着浓郁的奶香。
特别是冻豆腐，上豆腐房买回热乎乎的豆腐，在院子里冻成硬块放在偏房里。要吃时去拿一些到屋里化开，豆腐变得就像南方的拷腐一样，有一个个小孔，很有弹性，吃起来却有一股豆腐香。
直到第二年四月大地化冻时，农民把偏房里的存货都吃完了。那时，大地里的野菜冒出了嫩芽，新鲜的好吃东西也接上碴了。
妇女老乡那晚一边帮知青包饺子，一边聊着自家那“天然冰库”的好处，知青也听得来劲，谁知那边正在油氽黄豆的蔡景行一下子把锅里的油溢了出来，“轰”的一下，火光直冲屋顶，油烟呛人！
施卫疆冲上前搬下了炉子上的油锅，我则一下子推开被地上火苗舔着的门，又拿起煤锹，弄了一下子灰盖在火上，这才避免了一场火灾。
大家忙着把屋里烟放出去，却忘了屋外还有一个装了一多半冻饺的麻袋，直到肖明跑进来大叫：“狗吃饺子啦！”大家才冲出去看。不知谁家的狗，把那麻袋咬了一个大洞，吃了有100多只冻饺。
宝兰姐忙说：“没关系，咱再多包一点，也好多唠会儿磕。”
那夜，大家睡得很晚。
第二天，元旦。一个雪晴后的清晨，我和国明跟着马车上山砍杆。
月亮还没落下，在新雪覆盖的道路上，我们第一个留下了两条车轮印子，马蹄翻起的泥土，像花一样，开在洁白的雪地上。
没有重复，一切都是新的。
我坐在马车后面，凝望着那不断生出的清晰印迹，觉得这是多么整齐美丽的图案啊！
轮印，笔直、坚定，深刻、清楚；就像两条划痕，永不错乱。
蹄印，怒开、奔放、整齐、规律。就像点点梅花，活力无限。
随着马老板一声响鞭，我转过头向前看，只见东方的晨曦才刚刚问世，微弱的红光，像带子一样围了地球半圈。
慢慢地，群山上升起了太阳，把半边天烧红，连着地上的雪都铺上了暖色的光芒。马高昂着头，在阳光的渲染下，棕色的马鬃，在寒风中撒开，一片金色。
正文 40、男唱女哭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32 本章字数：1740
马车进入了小兴安岭深处。
群山覆盖着雪，就像白色的大海，波浪相连，秃秃的树梢，如针尖般地扎在白色的波浪之上。
零下30多度，我只穿了三件衣服：汗衫、衬衣、球衣，抡起大斧干得大汗淋漓。
砍完后，我扛着一根根碗口般粗的树杆，扒开灌林，在没膝的雪地中趟开一条路。
没用多少时间，我们就装满了一车，开始往回返。
这时我们才觉得饿，拿出口袋中揣着的大饼子。
由于今天早上是临时通知我和国明上山砍杆的，又是节日，所有的知青都在睡懒觉，连食堂炊事员也没起来。我和国明到食堂找不到新鲜的干粮，只好把四五天前已经蒙上一层灰的大饼子各揣了一个。这些大饼子已经风得干干的，像块石头。
现在，在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下，这些大饼子已经不是石块，而是铁块了。我和国明只能用嘴里的唾沫一点点化开嚥下，一个大饼子，就这样化了半个多小时才吃完。
吃完，国明躺在车上开始自顾自地轻轻地哼起歌。
国明最近一个多月来，老是独自一人轻轻地唱着歌。在水库干活每天睡觉前，他都像精神病一样，坐在被窝里唱，一连唱十来个歌，直到深更半夜。
邵子昂对我说：“女哭男唱是悲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悲愁的样子。
他比我们小一届，当时坚决要求与我们一起来插队。
然而，事不如愿，可以说，八个多月的农村生活那么单调复杂，艰苦的劳动又那么难熬，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当初报名和火车上的热情。
作为新知青的副排长，在青年点班子选举中落选后，他渐渐地被淡忘，被边缘。
尤其是那些曾经鼓励他、为他叫好的老师们，现在也与他断了信。
这一切，都使他心情不佳，闷闷不乐，整天三饱一倒，所有活动都不想参加，只是一个人闷着哼歌。
我小心翼翼地打断国明的哼唱，问：“你有什么心事？”
国明继续唱，像没听见一样。
我有点怀疑和担心他是否会有什么抑郁症之类的，不敢再去打扰他的自我世界。
元旦过后，生产队开始年底分红算账。
那年头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有个潜规则：“算盘响，换队长。”从50年代合作社起，队里的一把手年年换，从来没有谁连任过。
这不，工作队又来了，晚上开社员大会，给队长提意见。
平时总不肯出席会议在家睡大觉的国明，也被动员来开会，心里已经不太高兴，听到大家都在提意见，猛然地比任何人都激动地跳了起来，提了很多问题，责问：“县四级干部会开过十几天了，为什么会议精神都不传达？”
有社员在下面反问他：“传达大会那天，你有没有来？”
他那天确实没来。但他假装没听见，比刚刚更为激动地、挥起一只出汗的手，结结巴巴地说：“提什么意见？这种会开得没用，我看散会好！”
这下，社员对着他轰开了。
大家奇怪地问：“他这是怎么了？”
施卫疆、邵子昂和我一起劝国明坐下，让他冷静。
散会后，我们三个一商量，决定明天好好抽时间找国明聊聊。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国明拿着一封信找我们来了。
他说母亲来信，病了，一直没有上班，很想他，要他回去看看。
说到这里，好几个月来只知道闷头哼曲的他，第一次哭了。
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