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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边境插队手记-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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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92、平息矛盾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2 本章字数:1777

我被顶在了杠头上。
  晚上,开了一个社员大会。会后工作队把捞木头的社员都留下谈话。
  曹士英和杜义田情绪很大,对工作队收缴木头归集体的决议不满。连刚刚毕业回队干活的铁旦都在发牢骚:“让我们挣工分?光挣工分能盖得起房子吗?”
  杜义田小心翼翼地把话说得滴水不漏:“要是大伙都同意这么处理,我也没意见。”
  曹士英干脆一口一个“操”字,把工作队骂了个狗血淋头。然后把手一指我说:“连你也算在内!”好在他还算口下留情,没对我骂娘。
  旁边的杜义田、铁旦一听都笑了,笑这小子二百五,连工作队也敢骂,爽;笑这小子有点孬种,不敢骂上海知青,臭!
  不过这一笑,把现场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一下。
  工作队挨了骂,再也无法忍受他们的笑骂,与这些捞木头的农民争了起来,让他们几个“要老实一点”,一下子又弄得僵起来。
  我知道肯定是这么个对立的场面。
  会前我就向工作队建议过,先个别做工作,但工作队批评我做事怎么婆婆妈妈的。
  看工作队和农民越吵越凶,我也插不上话,就走出房间,细细地在心里分析这件事。我认为再谈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会使“木头处理”陷入被动。
  我让李晶霞出来,去劝工作队结束这次谈话。李晶霞一会儿跑出来对我说:“工作队坚持一定要谈下去。”
  屋里面的吵嚷声更大了,无法收场。我不得不再回到屋里,对大家说:“既然工作队决定由队里没收,那队里明天会拿出具体的没收意见,今天先谈到这里吧。”
  大家这才悻悻然散去。
  天已经很晚了,但我还是去找老高、王副队长和老吴副队长商量。他们仨也都挠着头,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可不可以这样,根据老乡家房子的不同情况,采取收、留两种方案:房子很好不用维修的,木头收归队里,但发放打捞费;房子破了需要维修的,留下木头,但收一定的木料费。”
  我补充说:“这两种方案也可以让社员自己选择。总之,不要与社员对立起来。”
  老高有点担心,说:“这敢情好,但工作队已经宣布全部没收了,还能改吗?”
  老王、老吴两个副队长也说:“就是,这上面的决议,怎么能改呢?”
  我说:“工作队只提到要队里没收,但没提队里具体怎么没收,我们要想一个可以操作的办法。世界上什么事情不是人提出来,然后去粗存精的?不管什么事,队里总得充分发表个意见吧?行不行再说。”
  没想到,其它几个生产队也都发生了捞木头老乡与工作队吵架的情况,他们正在连夜讨论如何调整策略。在听了我们提出的建议后,工作队第二天早上通知我:同意这个方案。
  第二天夜班打场前,再次召开社员大会。会议由我主持,公布了这一处理决定。
  捞木头的社员那天大都打捞了三四根木头,生产队只收一二根。
  收上来的,发给打捞费,留下的,扣一点木料费,大家听了也没什么意见。
  曹士英、铁旦对这样的结果很高兴,还当场检查了自己那天的态度。杜义田那天捞得最多,共八根木头,生产队决定给他家留三根,收了五根。
  他听后气得一下子睡倒在会议室后边的草堆上,翘起个二郎腿晃呀晃的。说实在的,留给他家的数量并不少,只是他捞得多,被收的也多些。
  只是算给他的打捞费毕竟抵不上那些木头的价值,他实在想不通,“呼”地一下站起来,把门“砰”地一声关上,震醒了几个开会时打瞌睡的老乡。
  会议气氛又一下紧张起来,我却心中有底:“木头风波”终于告一段落了。
  因为杜义田一开始就表过态:大伙都同意这么处理,他也没意见。现在大伙都没意见了,他再不痛快,也会遵守自己诺言的。
  会后,老高和老王、老吴对我说:“还是你们上海知青招数多,也敢说话呀。”
  木头风波过去, “一打三反”也没什么继续搞下去的新内容,工作队要撤,插队干部也要撤了。
  1972年秋,哈尔滨插队干部全部撤回;上海插队干部先撤一批年纪大身体不好的。





    正文 93、送插队干部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3 本章字数:1830

哈尔滨干部老高得令先走了,王副队长因此由副队长成了代理队长。
  上海干部老孙暂时没撤;老邵因为年龄较大,接到了回上海的调令。
  上午,我套车去松树沟,帮老邵取打包裹的草绳。三队插队干部老田坐在车上与我一起去,他这次和老邵一起调回上海。
  两匹马中,有一匹是生产队最操蛋的马,即不能驾辕又不会拉套,好几次趴到了道沟里。车卸了套,套了又卸,好不容易到了松树……
  回来的路上,我把那匹操蛋马干脆拴在车后,不用它拉车了。
  可就是拴在车后它也不老实,已经快到古城了,它竟然挣断了二指粗的麻绳,滑进了道沟。
  任凭我和老田怎样拉它打它,它都不爬起来,弄得我们浑身泥浆,一双鞋像两只泥团子。看着老田那副狼狈样,我劝他先回去到生产队去叫人。
  老田走后,我找了根棍子,垫在马脑袋底下,不让沟里的水灌进马耳朵,然后就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睡觉。
  三个小时后,我听见有人声,醒过来一看,王队长带了三个人,赶马车过来了。用绳子套上那操蛋马,一用力,马被拉上来了,一看,它腿都硬了,好半天才缓过来。
  两天后,我和几个知青送插队干部到黑河。
  离开爱辉古城时,大队书记郭木森跟在胶轮拖拉机后,紧跑了几步,拉着插队干部的手不愿放开,眼中噙着泪花。
  与老郭洒泪送别不一样的是,老邵儿子邵子昂上了大学,自己又被调回上海,心中大喜,笑得嘴一直没合拢过。
  天飘起了雨点,当年带领知青修筑大罕战备公路的老田又想起了洒酒凯旋的豪情,在车上高喊道:“下雨啦!这黑龙江的老天也对我们有感情呀,在挥泪作别呢!”
  车迎着细雨走了,一路上撒落几位老头的笑声。
  我的心情不像他们那样欣喜惹狂,也不像老郭那样伤心,只觉得一阵茫然。
  在黑河客运站,老邵最后问我:“你什么时候回爱辉?你带着粮票,带着钱了吗?”
  我说:“我都带着,饿不死我,你放心走吧。”
  晚上,睡在黑河施卫疆的宿舍里。
  打仗了!为了掩护撤退的老乡,几十名知青都牺牲了,我是剩下的最后一个。
  一场血性的肉搏战打响,我负伤晕过去了。
  好一会儿,我睁开眼一看,老邵、小邵、施卫疆……正对着我微笑。
  我醒了,向四周一看,什么也没有,云龙和我挤在一张单人床上,他的一只脚压在我的肚子上,嘴里打着难听的呼噜。
  我搬起他的脚,又轻轻踹他一脚。他这才翻了一个身,照样睡死过去,不过停止了呼噜。
  终于安静了下来。
  从黑河到爱辉,开江后是可以走水路的。
  送走插队干部,我和知青一起坐船回爱辉。那船很古典,后屁股有硕大的扒水轮,就像南方农村的水车,一半在水下,一半在水上,在火力蒸汽下不停地向后翻水,推着船体向前。
  我迎着扑面而来的江风,站在甲板上,看着对岸那与我们全然不同的国家。
  苏联那时已经有一种整个船体密封得像个棺材,前半部离开水面的气垫客船,速度飞快,从我们的船边一掠而过。我们叫它“棺材船”。
  假如说看到此船我们心头还只是有一种落后的难受,那么当苏联一艘客船与我们交会而过时,却让我们十分的尴尬。苏联客船上的人见到我们都欢呼起来,招手挥帽,满脸笑容。我们一船的人,全都冷冷地看着,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随后,一艘小游艇从我们船边飞驰而过,船上是一对苏联中年夫妻,女的把手中的拖把扔给丈夫,摘下脖子上的头巾,又蹦又跳地向我们欢呼。我们一船的人,还是全部冷冷地看着,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敢向对方有任何友谊的表示。
  船到爱辉,码头就在清真寺――我们的知青点下面。
  上岸后到食堂刚坐下,看到邵子昂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毛主席针对知青工作最近有一个批示:“大部不调”。
  他在信中劝我去读师范,因为知青今后的去向实在不明。那意思是极有可能“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
  我早已经拿定主意,无论是劝我去还是不劝我去的,我知道自己最终选择的结果都同他们完全不一样。





    正文 94、我的骄傲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3 本章字数:2076

很晚,我才踩着碎碎的石子路,顶着碎碎的满天星,轻轻地回到宿舍,推开那扇为我特意半掩的门,摸到了自己的铺前躺下。
  下乡两年多来,知青习惯为我留门了,差不多天天如此,我不是在队上有事就是在食堂看书,每晚总要夜深了才回来。
  今晚,我在食堂静静地一个人看完书,在日记上梳理了老邵临走前与我的谈话,那晚队委会后,老邵是作为党小组长找我谈话的。
  我已经填写了《申请入党志愿书》,党支部也召开了审批会。老邵说支部在讨论过程中对我非常重视,全面帮我总结了优缺点。在全面提出了我的优点后,就提了一条缺点:骄傲自满。最后他给我的信息是:你这次入党申请没有被批准。
  骄傲,一个多么熟悉的批评!
  在我经历的团队中,我经常被排除在第一层次之外,比如不是第一批加入少先队、不是第一批加入共青团,那是因为我骄傲。
  就连在兄弟中,由于老大一直是住读,排行老二的我,实际上成为老大,当真的老大回家时,父母便经常指责我的腔调不对,说我骄傲。
  小学选中队长时,我的得票数名列前茅,老师就不让我当,理由也一样:骄傲。
  就拿前不久“木头事件”的处理来说吧,我曾提出让工作队暂停与老乡的谈话,曾提出改变工作队决议的建议。工作队在我们队结束后,想把我调到三队去搞一段工作,我却提出来:放我回大田干活去。工作队临走时总结了我很多优点,最后提出的缺点也是一条:骄傲。
  这两天,肖明见我绕在“骄傲”的圈子里出不来,出于好心点拨我说:“什么是骄傲?就是你老想着去改变周边的环境;什么是自满?就是你满足于自己的现状。”
  按肖明的说法,骄傲自满都不是自己纯内心的东西,而是你如何摆平自己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和姿态罢了。对周边环境逆来顺受的,一定是谦虚谨慎之人;反之,刚一定是个骄傲自满之人。
  尽管肖明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太能接受,我承认这是一种个人内心的缺点。
  只是我不明白,我从小就与自己的骄傲作斗争,下乡后更不知道多少次检讨过自己的骄傲。怎么斗了这么多年,却总是甩不掉骄傲这个毛病?
  而且奇怪的是,在我所经历的团队中,我从来没有去批评过别人的骄傲。也许是同类相聚,我甚至还十分欣赏这类人能够自由自在地不满足现状,去追求改变周边环境,为他们能在逆境中骄傲地做出值得骄傲的事而击掌叫好。
  这样说,并不是想对我的骄傲作什么粉饰,只是对自己不能克服这个缺点而感到遗憾。我想自己大概改不过来了,尽管我不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但在骨子里确实有一点与生俱来的傲气,当然也包括肖明所说的“简单直接而不善于逶迤周旋”。
  我清楚,自己既然不愿意逆来顺受地讲关系摆姿态来显示自己的谦虚,那就不如本色一点,人活着心里舒服就行。我相信“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并由此给自己定下将来的发展方向:不走仕途,只做技术性务实的事。
  想到这里,我对没有被批准入党这件事,连像上一次没被批准入团那样的心里波动都没有了,甚至可以说,这结果简直就在我的意料之中:像入队、入团一样,我必须要经历第二次。
  已经是下乡后的第三个“国庆”。
  下午三点多,知青点照例举办了宴会。但我觉得是最没劲的一次。
  知青中又有人被新批准入团,大家请他唱首歌,他硬是推掉了。
  能在热闹的场面下,如此冷静地顾及到自己的风度,置别人的热情于不顾,这还是第一次。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也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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