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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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边提水站的一些后续工作，我交给了蔡景行。他领着两三人在那里拉电线、造泵房，修岸坡。手扶拖拉机的活儿就交给了汪永德，由他带一个黑河知青作徒弟。
　　为了买泵机的事，我跑了两次县城，第一次定购了一台80马力的。蔡景行说他查了一下资料，用不着这么大的，只要60马力的泵机就行，我只好再到县城找水利科换一台。
　　办完事后，我去县城长途汽车站搭乘当天的末班车回生产队，看到好几个生产队队长。他们来自各公社，因在一起开过生产现场会，彼此熟悉。同他们打过招呼后，我突然想起他们是参加地区农科所组织去大寨学习的，我们生产队的王晓雁今天也应该来报到了。
　　这几天忙得我把这事都忘了。毕竟去山西大寨那么远参观学习，对生产队来说还是第一次，我总该表示一下重视，嘱托王晓雁一些什么吧？我写了一张纸条，托这些队长中我熟悉的一个人带给她。那家伙诡异地看了我一眼，哈哈笑着接下了纸条。
　　其实，纸条上面就一句话：“除了学**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外，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他们在科学种田方面的经验。祝你一路平安。”





　　　　正文　156、我的红娘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6　本章字数：1862

上海插队干部在1974年全部撤走之后，每年都会有流动的上海慰问团干部来知青点蹲点。
　　对知青谈恋爱这个问题，他们不像当初插队干部那样把它作为“禁区”，相反，他们有时还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逼”我谈恋爱的“红娘”，就是上海慰问团一位干部。
　　在我们生产队蹲点的上海慰问团干部中，有一位来自上海外事办的老沈，是来我们生产队几轮干部中唯一一个女的，又瘦又矮，体重顶多七八十斤，但却能讲六国外语，去过好多国家，是当时上海外事办有名的才女。老沈性格直爽，说话很快，喜欢和知青，特别是和女知青聊些生活上的贴心话。只要她一来到我们知青点，就能听到她的笑声和连珠炮式的说话声，十分热闹。
　　令人意料之外的是这样一个弱女子，竟然还十分能吃苦，经常和我们一起到大田干活，不光上海知青，就连当地老乡都十分佩服她。
　　一天铲地收工回来，她神秘兮兮地来到我宿舍，见屋里没有他人，就问我：“你有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结婚的事？”
　　问得我一脸红红的，我对她说：“我才23岁，没考虑现在谈恋爱的事。”
　　她笑了，指了指我堆在炕头一麻袋的脏衣服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上好互相帮助呀。你既然要在农村呆下去，总要考虑这个事的。”
　　我对她说：“我现在真的不考虑这个事。”
　　说心里话，就我当队长两年来，知青点有两个招工走的，还有两个转点的。最近，何雨琴也要转到其父亲所在的安徽上海小三线去。知青变动很大，可以说，大部分知青都在想着如何离开这个地方，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谈什么恋爱。
　　她说：“你要是不考虑，好姑娘都让别人挑走了。”就完，她咯咯地笑出声来。
　　我说：“别人能挑走的，那一定不是我想考虑的。”
　　话到这里，她见谈不下去，便说了一句：“你再想想。”自己走了。
　　大队党支部让我填写一份入党志愿书。
　　18岁时，我曾经填写过入党志愿书，没有被批准。五年后，才有了这第二次填写。
　　我并不是觉得这五年的时间太长，恰恰相反，由于发生了“醉闹秧歌”、“喂马安排”、“祁家搅局”、“酒后失言”、“稻田用人”等一系列有争议的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靠向技术性的生产干部，甚至有可能一辈子成为党外人士了。
　　公社武装部长后来告诉我：“吴隆洲县长在最近一次公社党委会上特地问起你的入党问题，要求我们积极帮助知青在政治上的进步。”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让我有了第二次填写入党志愿书的原因？
　　我曾经说过，我这一生最幸运的数字就“二”。尽管“二”在北方人的嘴里是个损人的数字，但我好像无法避开这个数字。加入少先队、入团，我都是第二批才被批准，包括插队，不也是第二次吗？第二次填写入党志愿书，似乎是最正常不过的。
　　我已经习惯了处在老二的位置，但我并不会因此而跟在老大后面混混，我对自己一向有严格的要求。就像两颗子弹，从同一枪膛射出、向同一方向前进时，谁先谁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目标定位的准确，只要在射出枪膛的那一瞬那，有了0。00000……1丝毫的误差，最终的结果就会大不相同：一颗，会以火热的情绪，扑进敌人的胸膛，实现自己的战斗愿望；另一颗，却会发出怪叫，钻入泥土，绝望地在掩埋中发臭、腐朽。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对人生定位的丝毫误差，都会在以后生命经历中，随着时间的延续，产生越来越大的差别，直至造成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
　　果然，我第二次申请入党顺利地被批准了。入党后不久，宣布我为大队党支部宣传委员。就如同以前一样，尽管是第二批，但总是被吸纳进团队的核心。
　　王晓雁从山西大寨回来了。
　　在她去大寨的日子里，地区农科所的张主任来我们队，向我提出要把王晓雁借调到地区农科所。
　　我不知道“借调”是什么意思，临时性用人？不需要时再回生产队？或许，“借调”一阵后给个正式编制？然后在黑河嫁人过日子？
　　我经历过留还是不留在黑河的艰难选择，我不想让那些可能有更好机会的知青陷入到类似的艰难选择中，更不要讲令人心里不踏实的“借调”方式了。
　　我对地区农科所的张主任说：“正式调人，我没意见，但是借调就算了，不要耽误她别的机会。”
　　地区农科所的“借调”就这样被我拦下了。





　　　　正文　157、闺密牵线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6　本章字数：1831

慰问团干部老沈这两天每天一下班，就到我宿舍来问我：“你想好了没有？”
　　她指的是谈女朋友的事。
　　我只有一句话：“现在不想谈恋爱。”
　　在知青上山下乡五六年后，谈恋爱并不是什么“禁区”了。生产队里那些和我们同龄的当地姑娘小伙，差不多已经都结婚，有的还当了爸爸妈妈。这不，前些日子，大队干部――武装民兵排长林石海，和二队一个上海女知青举行了婚礼。
　　这里顺便插一段与此无关的话题：林石海当了“上海女婿”那天，上海知青都去捧场。我想起自从知青食堂失火后，我们从清真寺搬了出来，他当上公社基建连连长，想搬到清真寺去办公，老追着我要修房子的钱，这事现在还没完呢。
　　我开玩笑对他说：“你现在是我们上海人的女婿了，那修清真寺的2000元就别再跟知青要啦！”
　　他新婚大喜，满脸堆笑地回答我：“公社基建连最近就要撤了，我也不管这事了，我保证不会跟你要钱。”
　　那晚婚礼后，一帮知青无精打采地回来。
　　想想也是，十六七岁从大城市来到农村，不仅在身体上要承受繁重的劳力；而且，当到了二十四五岁处于青春期时，却又要压抑心中爱情的萌芽。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句话用在知青的感情上，应该也很合适，但大多数知青面对农村落后的现状、自己迷茫的前途失去了爱的能力。
　　我们队知青中也有三对谈恋爱的，不过谈了好多年，直到现在还不敢有结婚的打算。他们并不甘心就在这里成家，他们还在等待招工、上学、转点的机会。
　　知青点盖了三幢房子，在盖后来的两幢时，就已经想到要以结婚成家为前提，把它们设计成可以独立门户的小房型。可是将来这些房子会成为知青结婚的洞房吗？谁都不知道。
　　我不想谈恋爱，并不是要遵循插队干部老孙留下来的紧箍咒。我对知青恋爱的事好像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反感。大概是下乡后的第二年吧，有人把谁和谁谈恋爱当作一个问题告诉我，我听了甚至表示：“这俩人挺好的，如果他们谈恋爱真不错呀。”
　　不过，我是个不善于与女性打交道的人。
　　五年前在水库工地，邵子昂想给我制造绯闻的恶作剧，此后我更是有意无意地避开与女知青的接触。倒不是我怕什么，而是怕这种绯闻伤害到她人。
　　当然，我也不是绝对不与女知青接触，比如像文艺小分队的何雨琴，因为要创作一些歌曲，知道我懂音乐简谱，就经常来找我探讨。相互熟悉了，我们也会谈一些文艺作品和人生态度的话题，只是从不涉及男女感情的事。
　　何雨琴最近已经联系好转点到南方的事，正是她，在临走前向慰问团干部老沈透露了自己的闺密――王晓雁的私己话。
　　老沈连着几天试探我对谈恋爱的态度，见没有结果，这天终于把王晓雁对何雨琴说的私己话向我和盘托出。老沈说：“王晓雁说如果这辈子只能呆在农村，肯定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省得别人背后乱说一气。”
　　老沈告诉我：“她说的志同道合的人就是指你。”
　　我有些惊讶。
　　1976年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套在知青双眼上的万花筒，已经失去了色彩，理想主义的激情开始淡去，实用主义的烦躁越来越多。
　　国家在这种时候对知青提出了“扎根农村”的要求，令很多知青感到那种亲人团聚、回城安居、渴求知识的希望越来越小。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想离开农村回到城市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国家的这种要求，让一部分知青骨干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不表态“扎根”吧，可能走的机会就轮不到你；表态“扎根”吧，可能就当真的不再给你走的机会。
　　隔壁两个生产队的知青骨干，就为了招工上学，明争暗斗、撕破脸皮甚至谩骂打架，弄得矛盾重重。
　　我们知青点此时倒还团结，相安无事。因为在招工上学上有很大决定权的队长，就是我这个知青，而我从黑河师范回队后，已与招工上学无缘，与知青无利害冲突。
　　我对此心里自有一本账，早已根据知青的读书欲望、年龄大小、身体状况，进行了分类，并按顺序作出了招工上学的计划，其中当然也包括王晓雁。
　　王晓雁想要和我谈恋爱，她不会不知道，这等于在宣布放弃所有走的机会！
　　我对老沈说：“这样吧，我明天自己去找她谈谈。”





　　　　正文　158、江边约会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6　本章字数：1839

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去队部场院转一圈，回到知青点，约王晓雁出来，一起坐在黑龙江边。
　　已经是夏天，江边星空璀璨，江水泛着月光。
　　我们在一起插队6年，彼此的人品相互十分了解，只是涉及到爱情这个内心深处很柔软的部分，还是第一次。俩人显得有些拘束。
　　王晓雁一言不发，等我开口。
　　我劝她：“有机会的话，你还是走吧。”
　　她回答：“走到哪里都一样，但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我说：“假如你能回到上海呢？我回不去的。”
　　她不以为有这种可能：“不过，大不了就是分居，将来还会在一起的。”
　　她的回答没有浪漫的字眼，却足以让我感受到无论天涯海角，俩人也要一同追随的情意。
　　我们沉默了，能听到黑龙江水的流淌声。
　　愣了半天，我终于把白天一直想着的那句话问了出来：“假如哪一天我被关在了监狱，你还会跟我吗？”
　　我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倒不是因为父母被造反派拘禁隔离过，也不是因为我自己蹲过县公安局的笆篱子，而是在1971年年底回上海探亲时，听父亲讲起过一个老战友在**中妻离子散的遭遇。
　　父亲的老战友老胡出身地主家庭，他自己是个学生，抗战时参加了**的抗日队伍。
　　我父亲在一次到敌后执行任务时，被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认了出来，二流子跟我父亲要五块大洋，否则，他威胁说要向日本人告发。
　　父亲回到队伍，汇报了这个情况。组织上为除隐患，决定派老胡去锄掉那个要向日本人告密的二流子。
　　20多年过去后，**开始，二流子的家属找到老胡所在的单位张贴大字报，揭发老胡家是地主，搞阶级报复，杀了贫下中农。
　　结果，当地司法部门批捕老胡，将他判了七年徒刑。
　　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老胡的妻子此时竟然宣布与他离婚。
　　听父亲说，老胡的妻子当年也是部队的，长得五大三粗，行军时经常帮老胡背行李，两人非常恩爱。
　　可怜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