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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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答：“不清楚，我只负责送，其它是不过问的。”
　　我决定到爸爸的单位里去问问，才13岁的弟弟和我一起去。路很远，我们步行，没坐公交车，为的是省下一点钱。
　　我先到延安西路的仪表局接待处找工宣队和军宣队。
　　接待处的人说：“仪表局没有工宣队，军宣队不了解情况，找了也没用，我们接待处也不了解。”他不知给谁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对我说：“这种事情是机关大队处理的，五七干校的事、斗批改的事都是那里负责。”
　　见我不吱声，他紧接着说：“他们扣发工资总是有道理的。”
　　我不理他，带着弟弟又到位于愚园路的机关大队。
　　有个肥胖黑黑的女人坐在办公桌上，一口回绝说：“你爸爸本来就发生活费，这次到五七干校又不是作为五七战士去的，是作为‘劳动班’去的，他还在审查之中，没有定案，是不发工资的。”
　　我问她：“我爸爸早在去年五月份就撤消隔离审查，宣布为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还不发工资？”
　　她说：“这我们不知道。”
　　我说：“那好，现在我要下乡了，要准备行装，这点钱不够，怎么办？”
　　她冷冰冰地对我说：“钱不够关我们什么事？你们自己安排！”
　　我大声对她说：“钱都被你们扣了，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你让我们想什么办法！”
　　黑肥女人跟我吵起来，引来好多人围观。围观的人中有的“啧啧”地表示可怜，还有两个女的揩拭着湿润的眼睛。
　　有一个年纪大点的人说：“人家孩子要下乡，这点生活费是有困难的。局里领导都在奉贤干校，可以写一个条子，让人带去请他们看看。”
　　旁边好多人附和：“是呀。”
　　这时过来另一个面相稍善的人让我写，然后把我写的纸条折成一个图案，慢慢对我说：“好吧，我今天就叫人把纸条送到奉贤去。”
　　我知道他只是不想引起单位里更多的人围观，想把我哄骗走而已，再说下去也没什么用，于是我不打招呼，拉着弟弟扭头走了。
　　弟弟一路跟着我，在哭。
　　快到家门口时，我对他说：“把眼泪擦干净再进屋。”
　　他擦干眼泪，我看着他，一直等到那双眼不再湿润，不再有泪水的痕迹，才带他进了家门。
　　因为家里，还有快八十多岁的爷爷和更小的妹妹弟弟。
　　每当回想起这一幕，我心底总会有一种坚强的声音响起：在面对历史而无可奈何时，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回到宿舍，坐在炕边，我为自己不再“鲁莽与粗心”而高兴之余，又觉得十分伤心：我真的就变成了迟纯的老牛、懦弱的绵羊了吗？在无尽无止的边境插队生活中，我还会变成什么样呢？想到现在，心中不由响起了一首缓慢、失落、悲怆的调子：
　　“偏远的山村，是多么的凄凉，
　　我坐在煤油灯下苦苦地想着我的爹娘。
　　孩子想爹娘，爹娘想孩子，
　　伤心的热泪像小河的水轻轻地往下淌。
　　想起了前途，我迎空长叹，
　　生活的重担沉重地压在我的肩上。
　　难道我的前途，就这样埋葬在异乡？
　　何时何日才能回到我的家乡。”
　　这是《南京知青之歌》，1970年夏，知青私下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将这首歌传遍了黑龙江边境上的所有知青点。
　　歌词共有6段，不知道原创歌词是否有这么多？口口相传中，也许有了很多修改。但这首歌无论从歌词内容还是旋律上都让很多知青感到陌生、震撼和异样，没人敢公开唱，只是在无人的地方，才会大声地唱出来发泄一下。
　　宿舍里没人，我大哭。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我从来不哭的，今天怎么了？
　　难道是《南京知青之歌》的曲调和歌词触动了我心中的软肋吗？
　　高朗进来，诧异地看着我：“你不舒服了？”
　　我说：“没事。”
　　真的没事了，哭过之后心里觉得痛快了好多。
　　我想通了，父亲那句“回归农民”的话，早就在点拨我，下乡要经受的不是辉煌，而是要像农民一样平实地活着。
　　我脱下湿透的胶鞋，在高朗有点莫名其妙的注视下，光脚来到江边的沙滩上，沉浸在黑龙江里。江水轻轻拂去我身上的汗渍，消除我的疲劳。我快乐地挺起身子，仰躺在水面上，顺水淌下，感到无比的舒适。
　　蓝天上是朵朵白云，左右两岸是对峙的岗楼。
　　我翻转身来，蹬开两腿，划开两手，顶着水上，显得自由轻松。我曾经游过万米长泳，懂得水性。水在我露出的肩上“哗哗”地轻轻滑过，在身后跌落形成一卷卷小漩涡，泛起一阵阵白浆，翻滚着一泻而去。
　　在逆水而上的激流中，我发觉自己依然是如此坚韧。
　　我庆幸自己以前敢作敢为的本性并没有变，只是在经历了“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挫折后，懂得了世态炎凉和人情变故，不再那么鲁莽粗心了。





　　　　正文　19、江边守尸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7　本章字数：1913

今天削麻。
　　从地里割回麻，先沤在水里，等沤到麻杆上的皮与麻杆分离后，再把皮一条一条地扒下来，晒干后就可以搓成大大小小的麻绳了。
　　削麻，就是扒皮。沤过的麻味道非常臭，但活儿就在队部的场院里干，中午可以回知青点吃饭。
　　“丑媳近地家中宝”，我们生产队的地都很远，一年365天，240天都得带干粮下地，能在队部干活回知青点吃顿热饭，就算很惬意了。所以，我们并不把臭当回事。
　　中午回去吃饭的路上看到很多人涌向江边，我也跟过去，站在岸坡上，远远看见有一块白布罩着一人。
　　下坡一看，盖着的白布被江风吹起，露出的手臂上长满黄毛，是一个白种人。他手心的皮被水浸泡得泛白，上臂已经发黑，血管像无数蚯蚓一样，乱七八糟地突出在皮肤上，飘来一股股比沤麻还要难闻的恶臭。
　　此人身体很高大很结实，大约是个军人，看不见脸和上身，但下身却竖得笔直。听捞的人说，他那儿被绑了一根小棍。身上还缠着渔网，脸肿大，嘴稍张，“卟卟”地冒着血。看来是被人打死扔进水里的。
　　只见中国边防战士在岗楼上向苏方岗楼打起旗语。
　　大意是告诉苏方边防：“发现了你方漂来的一具尸体。”
　　苏方也打起旗语，大意是在问中方：“明天上午来领行不行？”
　　中方商量后，再用旗语告诉苏方：“可以。”
　　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边境会晤”。
　　当晚，为了防止尸体被狗吃了或被水冲走，边防军把夜里看守的任务交给了民兵。
　　当时，边境上民兵分为三等：一等是武装民兵，归大队管，人手一枪，集中住宿，每晚值班。二等是基干民兵，归生产队管，一年中进行几次军事训练，平时参加几次站岗放哨。三等是普通民兵，虽然平时没啥事，但列入花名册，战时也要按班排编制组织起来。
　　我这时虽然还不是武装民兵，但属于被考察的基干民兵。当晚，武装民兵施卫疆就带着我去看守老毛子尸体。
　　月亮照在江边沙滩上，照在那具盖着白布的尸体上。
　　1米90多长的尸体，嘴里仍在冒着血沫，裆里的那玩意高高地顶着白布，风掀起白布一角时，可以看到那尸体上卷卷的长毛。
　　我们两个端枪坐在旁边，看着这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都有点害怕。
　　我拉开枪栓，子弹上膛，以此来壮胆。
　　呵呵，别笑我，到底才17岁，还是个孩子，挺过这一夜不容易。
　　“今天又到周六了？”我想转移注意力，找了个话题问施卫疆。
　　施卫疆抱着枪，向对岸看了看，仔细听了一会儿说：“是，又到周六了。”
　　下乡的日子里，我们干一天活拿一天工分，今天是星期几？这个概念平时是没有的。
　　但只要一到春夏季节，每逢周六的晚上，对岸苏联农庄的姑娘就会来到江边的岗楼下，和苏军边防兵一起跳起舞蹈。顺风的时候，一阵阵手风琴声会飘过黑龙江。所以，只要听到俄罗斯的音乐响起，我们就知道，又到周六了。
　　我很熟悉这些苏联的歌曲，像什么《卡秋莎》、《小路》、《伏尔加船夫曲》、《红梅花儿开》、《三套车》……
　　而像《山楂树》中的：“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中的：“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偷偷看着我不声响。”很多知青都不仅会唱，而且都背了下来，在没有人的时候，知青也会偷偷地哼上几首。
　　这些都是我们儿时在上海听到过的歌，那时，苏联歌曲非常盛行。
　　我的思绪又飘呀飘的，飘到城市，想到了亲人。
　　明天，远在上海的父母好休息一天了。
　　一夜平安无事。
　　将近中午，苏联边防军开了一条快艇过来。
　　先下来一个当官的，同中方边防官员相互敬礼后，快艇上又下来两个抬着担架的士兵。他们把我方盖在尸体上的白布向江里一扔，换上自己带来的灰布，抬着尸体上艇走了。
　　扔在江里的白布没漂多远，被在江边洗衣的吕永田媳妇追呀追的，终于捞到了手。
　　吕永田是贫协主任李承新亲戚，一家子前两年刚从关内来队里安家，除了在大田干活外，生产队让他兼带着当兽医，一年补贴他点工分。大伙平时也不太了解吕永田的媳妇，见她如此丢中国人的脸，就在后面起轰。
　　吕永田媳妇像没听见似的，把白布在江水里甩了几下，拧干放在柳条篮里，高兴地一颠一颠回家了。





　　　　正文　20、设岗夜查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8　本章字数：1582

半夜，有紧急电话打进民兵连，说邻近大队的岗哨查到两个没有边境居民证的人，把他们带到连部时，这两个家伙一个顺公路直奔我们爱辉，另一个则钻进了南树林。
　　于是，爱辉城所有民兵全部出动，封锁大道小路，严厉检查来往行人。
　　武装民兵和边防战士出去巡逻，并设了许多暗哨。
　　而我和高朗、蔡景行、陈国明四个知青作为基干民兵，则守在通往公社的路上，插了一块小牌子：“检查站”。
　　蚊子像雨点一样落在我们脸上、手上。
　　手上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肿块，奇痒；脸上被我拍死的蚊子不知有多少，蚊子的尸体糊在脸上，像涂了一层粘液，好不自在，尤其那极难闻的蚊尸臭，又招引来更大群的蚊子。
　　一会儿，两个边防战士过来，嘱咐我们不要睡觉，不要打手电，要拦截所有来往车辆行人进行检查。
　　四处静寂，风吹得路旁一排老杨树“沙沙”地响，天凉嗖嗖的，下起了夜露。我们的帽顶都湿了，地上的草也挂满了水珠。
　　对岸老毛子那儿灯火彻夜不眠，并有火光两堆，烟滚滚上天，还有一阵比一阵凶的狗叫。
　　突然，对岸放起了一颗照明弹，他们想看看我们这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老毛子爱放照明弹，我们下乡后几个月后，看得多了就习惯了。
　　但据说在1969年前后，半夜里经常会从爱辉古城，而不是从对岸升起照明弹。
　　那时我们还没下乡，这坑人的照明弹，到底是谁在古城里放的？
　　于是开始了一场抓“特务”的运动。
　　村里曾有不少人在那时被打成“修正主义特务”，简称“修特”。
　　其中有一个叫“歪脖子”的老头，他老婆是个白俄罗斯人，三十年代苏联大肃反时，这个白俄罗斯姑娘随父母一起逃到了中国，后来和“歪脖子”结婚了。
　　我下乡时看到过这位俄罗斯老太，已经70多岁，纯毛子，叫什么记不清了，总之是什么“娜塔莎”之类的。就因为这，“歪脖子”被打成了“修特”。
　　村子里还有个二毛子，即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结婚后生下的第二代混血，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农妇，也被打成了“修特”。
　　当然，还有一些纯粹的中国人，与俄罗斯啥血统也没有，但平时说过些牢骚话，也有被打成修特的。
　　可是抓了那么多“修特”，照明弹依然还在爱辉古城升起。
　　到我们1970年下乡前后，上面有了一个新的说法：这些照明弹可能是对岸派人过来放的。于是村里那么多的“修特”的帽子又都被摘了。
　　说来也怪，自从我们新知青来到这里后，看到的所有照明弹都是从对岸放上天的，根本没见到过在爱辉古城放上天的呀？
　　可村里老人对我们说：你们来之前，的确有从爱辉古城放上天的照明弹。
　　难道放照明弹的家伙怕我们新知青不成？
　　没有人能解开这个谜。
　　三更了，突然远处一簇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