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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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股风从东南角吹来，越吹越猛。那风里夹着浓浓的“温州味道”，最先吹到了苏州乡镇企业走在最前面的丝绸之乡——盛泽。
“一河之隔，人家的原材料，人家的销售成本低了又低，利润高出我们几倍，而且老板可以当场付现，甚至十万百万的现钞出手也没违规、违纪一说，可我们呢，厂长请客商吃一顿饭因为没有发票却弄不好被说成是贪污！别无选择，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浙江人俘虏过去了……”一位在苏州土地上当了15年乡镇企业的厂长经受不起浙江人五万元的年薪诱惑，带着10多名骨干跨过一道十来米的小河，在浙江嘉兴的一家私营纺织厂安营扎寨，不到半年这个厂长获得20万元“分红”，那10多个骨干每年也有4万元“红利”。
一条小河可以隔成两种经营制度，却隔不断老百姓的耳朵。于是又有十个百个盛泽人跨过那条十来米宽的小河省界，来到浙江嘉兴和湖州地盘，或加入当地的私营业主的行列，或干脆租下几间房子自己开始干了起来……
“怎么样？跟这边集体的效益比哪个好？”
“还用说！过去我们是为‘大家’干，现在是为自己干，干多干好除了缴税全归自己，你说哪个好？”过河的人对河这边的人如此说。
于是，又有一批批盛泽人过河去了。这回不再是盛泽人，还有震泽人，甚至是吴江以外的昆山人、常熟人，甚至还有张家港和老吴县人。
苏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严峻。这种危机和严峻不仅反映在内部的分裂状态，更有外界机枪式的对乡镇企业发展实质的抨击与争议。
彻底的否定是唯心主义的。苏州乡镇企业从无到有、直至成为“半壁江山”，一切讲实事求是的人谁也无法否定它对国家、集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所带来的深刻而直观的积累与贡献——那些年农民们盖的小洋楼、昔日泥泞的乡村土埂变成了四通八达的水泥马路，还有学校、医院、图书馆等等公益事业的大改观，难道是天上掉下黄金白银后才换得的这些吗？
不，没有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硕果丰实的乡镇企业经济，一切都不可能有！
苏州人清楚。苏州以外的人后来也清楚——“人间天堂”并非上帝给的，天堂同样得靠人的奋斗与辛勤的劳动。
但此时的苏州人更清楚另一点：任何一种创新的产物都早晚会僵化，都早晚会走向反面。只有继续不断地创新才能永葆生命活力。思想解放的成果只有在继续思想解放中才获得可持续发展。“苏南模式”是如此，其他模式也是如此，一切模式都不过是发展途中的一个路标。现实的自我否定并不意味对历史的全部否定，而恰恰是对历史更加尊重和未来的负责。
“乡镇企业到了该脱胎换骨的时刻！那种政企不分、不允许私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和不注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皆是开放型市场经济的阻力，我们需要调整，需要继续创新。”苏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清醒地意识到：90年代之后世界工业革命已呈明显的全球化经济特点，开放型是它的主要特征，顺其规律所行则昌与盛，逆势而走则灭与亡。
既然是开放型，我们的发展方向不能简单地掌握一种“灵丹妙药”，也就是说，浙江的私营经济模式我们要，但我们更要大量吸取外资企业，走外向型经济之路！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相对论创立者爱因斯坦这样说。聪明的苏州人在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他们又比别人更清楚和高出一筹：一方面派出数千名干部全力以赴帮助乡镇企业全面转制，一方面花大力气左冲右突抓外向型经济项目……如此握紧两个拳头，以万钧迅雷之势，在短短的几年里实现了98％以上的乡镇企业的转制，并将一定规模的企业又集中到乡镇以上的工业园区，同时调整产业结构，高调喊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这是苏州人在发展乡镇企业过程中深刻总结出的一条血的经验教训，也是曾经被人在“苏南模式”的光环上涂黑漆的一处隐痛——有痛，才能有痛定思痛。防止环境污染、保护土地资源，这是苏州飞速发展过程中的两大难题，巨大的经济总量，洪流般的劳力拥入，使得苏州人越发“虽富难安”。为这，他们给自己制定了一条铁律：380万亩基本农田保护是谁也不能碰的红线，随之他们提出了后来传之全省乃至全国的经验——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的“三集中”。于是，招商引资中有了一条“土地投资强度”硬性指标：每亩土地上的投资必须达到500万以上，否则入门无路。
“绿色苏州”、“生态苏州”、“文化苏州”“平安苏州”、“情趣苏州”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被一个个地提出来，并且一个个被实实在在地做了出来。
造绿、造园是苏州人的传统与特长，苏州人以其特有的聪明和智慧，再一次用古典园林的技巧，布局出现代经济的新版图。
这一苏州新版图在2004年、2005年全面形成：
2004年，苏州被入选当年“全国十大最具活力城市”之首，并获得惟一的年度大奖。到这一年年底，苏州市区的绿化覆盖率达40％，人均公共绿化地达8。6平方米。古城区内的居民出行350米即有一处小游园；全市建成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19个县级以上风景名胜区和5个县级以上森林公园，受保护地区面积占全市面积的10％，整个苏州市的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达87％，在全国重点城市名列前茅。
在苏州老百姓的眼里是另一种发展的新景象：楼房改成了小别墅、小庄园。河水开始能见底，鱼儿又在水面上嬉戏，白鹭飞满了湖塘……
那一年，美国《新闻周刊》刊发一篇文章，推介了世界9个被认为是信息时代重要角色的新兴科技城市，它们分别是美国的奥克兰、奥马哈、塔尔萨、汉茨维尔、阿克伦，巴西的大坎皮纳，西班牙的巴塞罗纳和中国的苏州与法国的蓝色海岸。无独有偶，其后不久的《纽约时报》也评出世界最具竞争力和最佳投资的十大城市，苏州也赫然在列。
海外众多媒体此时都把苏州评价为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第一名。
到了2005年的苏州更了不得：全市GDP过4000亿元，等于1982年时的全国总量。这一年GDP总量统计一出，使得苏州在全国大中城市的排名一下从第七位跃升为第四位。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由全国第六名跃升为全国第二名（仅次于上海），农民纯收入全国第一……
“苏南模式”似乎仍未降温，“苏州现象”则又再次成为全国焦点，并引起世界瞩目。
“苏州发展好，应当率先在全国全面实现小康，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分别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向苏州发出号令。
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同志得令后，两年中为指导苏州的“两个率先”，光到昆山就跑了不下七次。“苏州有这个能力和实力，应当负起这个使命！”李源潮每到一次苏州，总要反复强调这句话。
江苏省委和李源潮是讲求实际的，“两个率先”到了他们手里可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硬邦邦的“4大类18项25个综合指标”，其中第一大类就是经济发展指标，它具体包括人均GDP、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城市化水平、城镇登记失业率等几项。“全面实现小康最核心的问题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必须以富民优先，以老百姓切身感受为依据，以广大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省委的文件上这样明确，李源潮说得更直白和坚决：“农民纯收入不到8000元的，一票否决！”
苏州人没有辜负党的领袖和上级的期望。到2008年，全市的GDP达6701亿元，财政收入668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6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680元。
这样的一串数字在普通人的眼里也许并不感觉什么，但如果你是一个地方的执政者、领导者，你就知道它的分量。拿出苏州2008年的GDP的数目来同其他地方的GDP比一比，你就会怦然心动地发现全国有些省市的GDP落后在苏州这样一个地级城市之后。再拿2008年苏州的财政收入数目来比一比，你同样会惊叹地发现全国有些省市的全年财政收入少于苏州。
什么叫对国家的贡献？什么叫对民族的创造？什么叫伟大的时代精神？
苏州便是。苏州的发展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标志。
苏州的贡献、苏州的创造、苏州的精神便如今天的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和对人类文明进步所发挥的作用一样，你无法忽视，也无法不被它的光芒与伟大所折服。然而，许多人并不真正了解苏州，或者并不真正认识“苏州精神”是什么，他们只把苏州看成是简单的“好地方”——自然条件好、人聪明、机会多，他们并不知道苏州的这些“自然条件好”、“人聪明”、“机会多”并非天造的，而是苏州人的汗珠甚至是流血牺牲以及千百年、千百回磨砺与挫折之后所换来的，是在这样的千百年、千百回的磨砺与挫折中熏陶出的超越于他人的修养、灵性、文化与哲学。
其实苏州人所拥有的这种超越于他人的修养、灵性、文化与哲学从他们的远古祖先那里就已经开始显现——
很难想象，假如伯泰、仲雍兄弟二人不是因为谦让和忍辱负重，来到当时的江南湿地，“断发文身”，何来吴国的伟大纪元？何谓“断发文身”？就是因为当时吴地到处是荆蛮荒芜的水域之地，长发飘然不利于劳作，于是只能“断发”。而当时近靠大海的吴地水害常发，处在蒙昧时代的人们以为是“水怪”，于是在自己身上刺画花纹，打扮得像个怪物，企图以毒攻毒抵挡水怪的侵袭。伯泰、仲雍原是王室公子，也要“断发文身”并终日与百姓下地蹚水，流血流汗，足见其磨砺。传说仲雍有个小孙女叫女红，那一日恰在隔壁内房缝衣，听爷爷仲雍在与乡亲们商议如何减少因“文身”而引发的感染丧命的对策，不慎一针扎破了手指，血滴在衣料上，为了遮掩血迹，女红用丝线在血迹上绣了一朵梅花，岂料这一偶然事件使她顿生灵感：为什么不把刺在身上的花纹刺在衣裳上呢？女红被自己的灵感所感动，连续七天七夜用五彩丝线绣成了一件图案衣裳。这绣上花纹的衣裳试穿的正是她爷爷仲雍。穿上绣花衣的仲雍迫不及待地跳到水里看效果，据说水蛇等看到这美丽的“怪物”，吓得纷纷逃遁，于是仲雍高兴地下令勾吴全境推广这种绣衣，以替代文身，从此吴国兴盛刺绣，也再没有人惧怕潮起潮落的“水怪”现象了。最早的“苏绣”就是这样诞生的，以前的绣娘也叫“女红”。关于“苏绣”诞生史，还有一种说法在苏州的第一部地方志汉朝的赵晔所著《吴越春秋》中载道：“禹乃登山，仰天而啸，忽然而卧。因梦见赤绣衣男子，自称玄夷苍水使者。”此文道的是在伯泰、仲雍兄弟之前的大禹来到吴地为与土著人打成一片，不得不整天裸身奔走，苦不堪言，于是大禹不得不苦思冥想解决方案，有一日大禹谎称梦见一个上苍派出的使者是穿着龙纹绣花衣。迷信的远古者一听皆学天使从此穿起了绣衣，替代了以往的文身。看来无论是哪位发明的绣花衣取代文身，“苏绣”的诞生皆有一个血与泪的代价。
很难想象，假如伍子胥不是因受杀父灭族之痛、之耻，他身为一代名将而怎能落魂吴国街头当乞丐？也正是因为吴王重用，他才上书“欲立强国必先立城郭”，并用七年时间“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建起了“周四十一里二十一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的“吴大城”，即古苏州城，亦叫“阖闾城”。历时2500多年的姑苏城，为什么依旧被当代人所惊叹欣赏与赞美为人间极品的“东方水城”？是因为它的设计充满了“能进能退”、“能攻能守”和便于生活、四通八达的建筑传世经典。伍子胥其实并不是建筑专家，但他内心的那份强盛吴国、复仇楚国的强烈心愿使他对苏州城的倾注程度远远超越于任何一位伟大的建筑学家的智慧与艺术。有兴趣者现在仍可在漫步苏州街头时体会到当年伍子胥建城时那种因势利导的高超艺术。“坊市棋立，桥梁栉比”。苏州老城的街坊与河道是并行的，一街一河，街、巷、桥、店、庙、宅、埠、衙等皆临街、临水布置，前门沿街，后门临河，前门御车，后门登船的“门前石街人履步，屋后河中舟楫行”的那种现在常听苏州人说的“双棋盘”格局的独特水乡景象。这种“双棋盘”格局的水乡建筑是中国惟一的，后来对苏州乃至整个江南水乡城镇建筑都起到过示范作用。“二八城门开道路，五千兵马引旌旗”。古苏州城有八座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