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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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吃中饭再次表示歉意。临上车时，他对平方、文熬和我说：我要送给你们一人一套我们生产的优质运动服装。当时我们以为他只是客气，随便许诺，谁也没当真，岂料，不到一个月，熊谷先生真的从日本把衣服寄来了。这套运动装我至今一直珍藏着，舍不得穿，因为这不仅是一套普通的衣装，里面珍藏着招商岁月中一个简单的故事，我会因此而想起一个人、一种精神。
昆山是我家，
我家在昆山。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
这首歌在昆山许多人会唱，尤其是在这里工作和落户的台商和台湾人都会唱。我知道这首歌是在昆山的台商们亲自撰写并请一个著名作曲人谱的曲，它像大陆人爱唱《十五的月亮》一样，在居昆的台湾人中间特别流行。我还知道，现在在昆山的台商和他们的家属共计6万余人。台商在昆山开办的企业近4000家，投下的资金达270亿美元，占昆山的外资企业投资总额的70％左右，占大陆利用台资总额的九分之一多。
2007年，新华社记者曾经用《昆山，一座台商参与和创建的城市》为标题发表了这样的报道，文章指出：
短短20年，总面积不到1000平方公里的昆山，就从苏州所辖区县排名最后的“小八子”，连续两年成为中国百强县之首，2006年户籍人均GDP接近2万美元。当年的农业县，目前聚集了500多家IT企业，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产量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台商功不可没。
台商爱昆山，台商爱唱《昆山是我家》。当“昆山是我家，我家在昆山”熟悉的旋律响起时，许多人不仅舞之蹈之，甚至陶醉之。
台商们把昆山比喻为台商的一个桃花源，在传统与现代、自然和文明的和谐互动中，把他们的每一份探求推向永恒。在这个拥有勃勃生机的桃花源里，台商和他们的家属们一起诗意地安居于波光峰影间的家，并为这个家倾注着自己博大的爱。
昆山的同志告诉我，每年中秋节，台商协会都要举行慈善活动，向当地的贫困家庭和贫困学生颁发抚恤金和奖学金，向见义勇为的公安干警和消防战士颁发奖金。2005年，举办“台商万人慈善游园义卖晚会，筹得善款168万元，2006年捐款100多万元，2007年捐款520多万元，全部捐献给了昆山慈善总会。今年“5·12”汶川大地震，牵扯着昆山台商的心。台商协会在第一时间向广大台商提出了捐款捐物的倡议，共捐助人民币4000多万元，物资1000多万元。颗颗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源源不断地向灾区人民传递着温情。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学生贫有所学，台商陈桂祥个人出资200万元成立“陈李香梅”基金会，这是江苏省第一家由台商成立的基金会。宝成集团捐资600多万元兴建裕元实验小学及其幼儿园。富士康科技集团和仁宝电脑兴建了富士康幼儿园和仁宝幼儿园……这些事，我听后感动不已。
在昆山的台商已是我们新的父老乡亲，他们已经把昆山当做了他们的第二故乡。这也让我体会到台商协会李宽信会长为什么能够说出“台商成就了昆山，昆山也成就了台商”这样的话。
一个县级小市，却云集了几万外商，这是全国少有的，而且昆山的地理位置与台湾没有特别之处，不像广东和福建。可昆山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早已成为“台商之家”和台商在大陆的发财福地。其实，昆山比起广东、福建来说，在吸引台商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但台商却如此偏爱昆山，扎堆在这个苏南小城办厂经商、安家落户，究其原因，还要从昆山人亲商、重商、富商、和商、爱商的点点滴滴说起——
我们还得从1989年说起。
这一年中国经历了大事。一个差点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年份里，大学生突然不吃香了。这怕是谁也没有想到的。许多应届大学毕业生处在徘徊的痛苦之中，无目标地到处寻找工作和落脚地，但结果仍不理想。就在这样的一个视大学生为“洪水猛兽”的年份里，谁也想象不出竟然会在昆山发生了奇事：有多少大学生来，我们就接受多少！
这一年，小小的昆山县一下子接纳了600多名大学生。
这是吴克铨批准的。为什么吴克铨在昆山有那么大的威望，这与他高人一着的政治眼光和开拓境界有直接的关系。
吴克铨认为，搞经济，开发区是一个平台。有了平台，工厂和资金落户虽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人才。人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吴克铨对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可却将那些经典理论牢牢地记在心底，并结合昆山的实际情况，将之运用得极端地好。有人统计，在他在任县长的六年时间里，先后共引进了1300多人，加上分配的大学生，共达3000余人。这支知识化、年轻化的队伍是支撑昆山从一个农业县转化为工业现代化城市的中坚力量。
“人才是宝，大学生更是宝，别人不要，我全要！”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吴克铨能说这样的话，在当时的领导干部中是少见的。昆山发展之所以快速稳步，会抓机遇是他们的本事，然而对人才的重视，对一切有利发展的商人、外企商人等人才的重视则是令他们获得成功的根本理念。
对待吸引外来企业在昆山落户这方面表现得超人地热情、智慧与诚心，也是昆山人的显著特性。
在1989年中国内外受困的年份里，由于受西方反华势力的影响与煽动，一些外资企业的老板动摇了，准备卷铺盖回老家了。只要吴克铨知道后，他会立即放下手头的事，马上赶到企业现场，与外企老板促膝倾谈，真诚地鼓励他们留下来，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有你吴县长在，我们就放心。”最后的结果几乎都是这样，外商、外国企业家们留下了……
几年之后，这些外企、外商都在昆山发财了，而且越发越旺。
日本老板八木先生曾对吴克铨说：“有你吴县长在，我要在昆山办十个厂，让昆山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那时我请吴县长当市长。”
吴克铨笑言回应：“十个厂太少，我希望你办二十个三十个厂，那时我愿意来当你们的市长。”
俩人从此交上朋友。后来八木先生真的为昆山拉了三位数的日资企业到昆山来落户，而就在1989年昆山撤县改市时，吴克铨也当上了昆山市第一任市长，为此这两位老朋友还聚在一起共同举杯喝了点小酒……
昆山是以浓浓的人情来赢得外商、台商和国内企业与经济人士到这儿兴办企业的。我的苏州老乡们骨子里有一种天然的讲人情的传统，他们把人情看做与亲情一样重要的处世哲学。他们知道不讲人情的人就像不认亲娘老子的不孝之子，为了人情，他们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面子和牺牲自己的利益。
人情重于泰山，作为人的品格基本要素来塑造和完美苏州人的形象与品质，这是这个地方得以千年富足和强盛的地域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昆山人将完美和浓烈的人情融入招商和发展本地经济之中，使得人情成为了战胜其他地区的激烈竞争的对手的法宝，并终大获全胜。
1991年9月的一个下午，台湾沪士公司董事长吴礼淦先生在上海一家宾馆里长吁短叹，原因是他本想来上海投资，结果几天下来非常失望。纯粹是偶然之中有人提出到昆山试试。
“昆山在哪里？”
“昆山就在上海旁边。”
“那里能开车去吗？昆山风景好吗？”
“好开。去了你就知道了。”
吴礼淦就这样半信半疑地来到了昆山。他发现：距上海很近，比到浦东还近些。风景更不用说了，住惯了大城市的人偶尔到乡村时感觉总是别具一格。
“怎么样，吴先生是不是感觉我们这里地肥水甜鱼鲜人热情呵？”昆山出面接待的是女市长郑慧珍，她细声细语地这样问。
“好，有种回家的感觉。”吴礼淦站在一条小河边捧起一掬清澈的碧水往脸上一泼，高兴地说。他深情地望着眼前那片虽然仍是稻田的开发区新规划中的土地，凭借多年经验他知道，昆山人是在用厚道和真诚为他挑选最好的投资地。
“我们到阳澄湖喝喝本地清茶怎么样？”女市长仍然和风细语地提议道。
“好，好好！我们去喝茶。”
秋高气爽，湖水澄碧。
鸟飞鱼跃，微波风拂。
吴礼淦顿感心旷神怡。近处，湖心竹亭子茶馆内传出一曲京剧《沙家浜》，让喜欢国粹的吴礼淦更是乐不可言。
“我签！签！”喝茶之间，吴礼淦欣然将一个3000万美元的大项目签了下来。
签约之后，女市长轻轻地将一个蒲包拎到吴礼淦先生面前，说：“吴先生，这是我们昆山的土特产，闻名世界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正好开捕……”女市长的话还没有说完，吴先生竟满脸泛红光地大呼一声：“真的吗？快让我看看，让我先睹为快！”原来吴礼淦先生的夫人是上海人，吴礼淦在台湾时就早已对阳澄湖大闸蟹熟知，今天得以在产地阳澄湖亲眼见到美物，怎不叫他万分惊喜！
“因为是刚上市，不很硬，最好早一点带回去，和你夫人共享美味。”女市长和风细语地关照道。
“一定。一定。”吴礼淦先生已经喜上眉头，高兴得有些手舞足蹈了。
“太太啊，我在香港啊，你快过来吧。我从你们上海昆山特意给你带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快来吃吧！”第二天，吴礼淦已经飞到了香港，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远在台湾的夫人。当晚，这对夫妇在香港美美地品尝了一顿美味的大闸蟹。
“郑市长啊，我们正在吃大闸蟹呢！过几天我会再去你们那儿，去上海昆山的……”桌间，吴礼淦没有忘了给“上海昆山”的女市长打个电话致谢。
吴礼淦后来没有食言那300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而且正式合同签得非常快。他的“上海昆山”也从此成了台商们常用的口头禅。
“昆山就在上海边上嘛！就是上海的昆山呀！风景比上海还要美！”台商们相互间这样介绍昆山。
哈，昆山因此得益无限。
吴礼淦现在昆山的名气很大，尤其是在台商中间。采访时，有个台商对我说，他到昆山已经13年了，他说他最感谢“吴市长”。可据我所知，昆山除了吴克铨外，还没有第二个姓吴的当过市长嘛。这位台商听后哈哈大笑，说他敬佩的有两个“吴市长”，除了吴克铨外，还有一个是他们台商中的吴礼淦。“我们都是吴礼淦先生带过来的台商，是他在台湾和昆山之间为我们这些人搭了桥，让我们在大陆发了财，所以我们称吴礼淦是‘昆山市长’。”
原来如此。听昆山干部介绍，这位台籍“昆山市长”确实干得相当出色，经他介绍的台商企业在昆山落户的就有十几家，而这十几家又带动了几十家其他台商……昆山的台企就是这样滚雪团般地遍播这个苏南小城的。
让当年的女副市长郑慧珍再谈起过去的招商经历，这位曾为昆山开发区立下汗马功劳的巾帼女杰仍然和风细语地告诉我：“一个‘亲’字，一个‘诚’字，是我们赢得客商的最重要的两件法宝。”
1989年那场“北京政治风波”刚刚过，初涉大陆的台商们个个惊恐万分，纷纷撤离。有一天，宣炳龙的司机的叔叔是当年大陆解放时逃往台湾的国民党人士，其儿子在改革开放后来到广东投资。北京一闹腾，这位台商给在台湾的父亲打电话问咋办。老爹告诉儿子，说我有一个亲戚在昆山，听说那里特别亲商重商，你问问他们那里还能不能留住台商。那个台商就给宣炳龙的司机打了个电话，这事被宣炳龙知道了，立即对司机说：“快把你的亲戚接到昆山来。”那台商真来了，宣炳龙亲自请他吃饭，并问他是不是真有愿望在大陆投资。对方点点头，又说非常害怕大陆政策会变。宣炳龙说：“你怕我们就订合同，如果你再不相信，我先给你把厂房盖好了，你那个时候再确定投资不投资。”这是台商没有想到的，连声说：“你们昆山要是真这样干，我就来。”宣炳龙说：“咱们一言为定。”没多长时间，88万盖起的厂房屹立在开发区。台商过来一看，直夸昆山人讲义气，当即与昆山正式签了约。这就是现在昆山大名鼎鼎的“顺字集团”在大陆开办的第一家企业——“顺昌纺织厂”。
这个老板黄则仁初到昆山时，满腹怀疑，宣炳龙便像兄弟一样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你要害怕，就吃住在我家。”宣炳龙对黄则仁说。这黄则仁过去在台湾只听说共产党的干部个个都是“匪”，哪知大陆的“匪”原来这么真诚、亲切，完全把他当做一家人对待。黄则仁感动了，相信昆山就是他在大陆要找的最理想的投资地。1990年10月，他投资2000万美元的“顺昌”在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