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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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的灿烂辉煌，使得宋代文学有一种无形的压迫感，于是在成长过程中就走偏锋，出新招，找寻自己的出路，体现自己的特色，赢得自己的地位。
不过，宋代疆域没有唐代大，武功没有唐代盛，文学的总体风格缺少唐代那种雄浑与阔大。
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建立的国家政权，相继在北方与西北构成一种始终存在的强大威胁，甚至因此而国破家亡，这种局势促成了宋代文学中普遍弥漫着一种忧患意识与爱国精神。
理学的兴起，道统的推崇，知识分子自觉意识的觉醒，言论控制的相对宽松，宋人在诗文等文学主流主体中也喜欢说理，好发议论。
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的繁荣，不但为文学样式（例如词、话本、诸宫调等等），也为文学主题（例如市民文学与城市生活）注入了新鲜的成分。
这里先说散文。宋初承晚唐五代文风，卑弱浮艳有余，刚健明快不足，韩柳开创的古文运动的成果没能发扬光大。柳开第一个起来反对这种颓靡的文风，提倡复古，推崇古文，将道统与文统都上接韩愈，其后王禹偁、穆修、石介与尹洙等相继挑战这种文风。除王禹偁略有佳作，柳开文章艰涩，穆修作品不多，石介风格偏激，尹洙文字简古，虽有“明道”的好主张，但拿不出体现文学思想的足够好文章，仍无力扭转颓势。
这一现象直到欧阳修出来才彻底改变，他也因此成为上继韩愈的宋代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成功不在于专发议论，这些从柳开到尹洙已经说得很多。关键在于他是宋代第一个散文大家，散文、骈文与诗词都是一代高手，不论对他的文学主张是赞成还是反对，对他的作品都不得不佩服。
在政治上与学术上，欧阳修有相当的地位，曾利用知贡举的机会黜落险怪奇涩的试卷。他还凭借自己的号召力，聚集起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学集团，朋辈有梅尧臣、苏舜钦的支持，门下还有苏轼、王安石、曾巩的响应。欧阳修使宋代古文与韩柳接上了轨，形成了唐宋古文运动。唐宋古文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其阵容强大超过了唐代。
欧阳修开创的宋代古文运动，在“明道”上，与韩愈的“文以载道”一脉相承。但在文风上，欧阳修却肯定韩愈的“文从字顺”，摒弃韩愈的奇崛诡谲，因而宋代古文是沿着平易朴素、畅达自然的健康方向发展的。欧阳修本人的散文诸体兼备，主旨明确，内容充实，文风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章法曲折委婉而严密有度。
三苏中，苏洵的文章以议论见长，欧阳修说他的文章“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已”，文风以雄奇劲简为主。在宋代散文家中，他的文章与韩愈最神似，但没有韩愈的沉浸醲郁。王安石说他的文章得法于战国策士的议论，但苏洵拿过了《国策》的清娼肆辩，却不取其瑰奢张扬，体现了自己的、也是宋代古文的基本风格。
苏轼在文学艺术上是宋代仅见的天才，几乎在主要门类里都确立了自己不可摇撼的地位。在他的思想里，既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成分，又有佛道超然物外散淡旷达的一面。这种双重的特点，在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上对他的散文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苏轼的议论文主要体现的是前者，指陈利害，评骘古今，往往笔力雄健，气势纵横，腾挪变化，不可羁勒，有《孟子》与《国策》的遗风，《刑赏忠厚之至论》等政论，《留侯论》等历史人物论，都是这类佳作。
苏轼那些私人化的叙事记游散文和题跋书札小品主要体现的是后者，这类文章显然更得庄子与陶渊明的神韵。从思想内容看，雄次高旷，寄托幽远；从艺术风格看，不拘一格，意境出新，笔墨灵动，情文并茂，前后《赤壁赋》与《记承天寺夜游》都令人一读以后终身难忘。这类名篇，不暇列举，也最为后人钟爱，因为这些文章背后站着的那个苏东坡，其冲淡开朗、真率风趣、潇洒通达，热爱自然而略有点犹豫，感悟人生而略有点迷茫，真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
欧阳修死后，苏轼弟子中有出息的颇多，号称苏门六君子的陈师道、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和李廌，所长虽不尽在散文，但也都可观，苏轼的影响便盖过了欧阳修，成为宋代散文的第一大家。南宋时，苏文几乎成为范文而影响科举，以至谚语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相比之下，苏辙被父兄盛名所掩，散文的影响不及父兄。相对而言，他的文章，疏于叙事而长于议论，策论是其长（例如《六国论》），碑传是其短。风格抑扬疏朗，汪洋淡泊，但倘与其兄相比，则气舒笔透不够，波涌澜惊不如。
曾巩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欧阳修最忠实积极的追随者。他似乎特别强调“道”，所以抒情文较少，议论文、记叙文较多，即便记叙文，也爱发议论，显得比较严肃正经。文风从容浑涵，自然纯朴，不太讲词藻风采。由于有笔法而少情致，就不像欧文那样风神骀宕、韵味涵蓄。他也讲究跌宕波澜，但远不如苏文开阖自如，汪洋恣肆。不过，他的文章颇受南宋朱熹、吕祖谦等理学家推重，地位列在王安石之上，也许因为不矝才使气，又清通明白，适合说理，也便于学习。
欧阳修曾以“吏部文章二百年”来期许王安石。王安石的文章，早年师法孟子与韩愈，其后兼取韩非的峭厉、荀子的富赡和扬雄的简古，形成自己峭刻雄健、质直自然的风格。他也是以议论文见长，主要可分奏议、杂文、史论与序跋书札。
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浑灏流转，沉著顿挫，被梁启超推誉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而他的《读孟尝君传》，不到百字，却翻新出奇，转折跌宕，气势充沛，议论独断，大有尺幅千里之势，横扫万军之力，令人不得不叹服他在议论文上长短咸宜的超凡才气。有人说他文似曾巩，但王安石的议论文格局阔大，波澜曲折，元气淋漓，是曾巩远不能及的，成就应在其上。
南渡以后，宋代散文的高峰已经过去，没有出过堪与北宋六家比肩的散文家。汪藻的四六制诰曾名噪一时，陈寅恪对他的评价很高。稍后的陆游文名为诗名所夺，他的题跋记序淡雅隽永，游记也简洁清空，有自己的风格。陈亮、叶适的议论文与史论说理透辟，笔力纵横，尤其是陈亮之文有一股郁勃之气，很有个性特色。与此同时，理学家以文载道，对说理散文也有所贡献，吕祖谦编了一部《宋文鉴》，表明了自己的选文法眼，他与朱熹都写过一些不错的散文。
宋元之际，山河变色，散文却因此放一异彩，文天祥、谢枋得和谢翱的文章就如他们的人格，峭劲高奇，用黄宗羲的话说，这些都是天地间的“至文”，因为是用血泪甚至生命写出来的。
细说宋朝79：宋诗
钱钟书说宋诗的长短得失最为透彻：“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
晚宋严羽写了一部《沧浪诗话》，算是宋代最有创见的诗论，为宋诗作了近乎盖棺论定式的结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
散文化、才学化、议论化是宋诗最为人诟病的弊病，却也是宋诗最大的特点。唐宋相比，唐诗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以筋骨思想见胜；唐诗如丰韵少女，宋诗如瘦硬汉子。唐诗重比兴，其词微婉蕴藉，宋诗重赋，其词径直发露；唐诗妙在虚处，宋诗妙在实处。宋诗虽不能上比唐诗，但仍有其特色，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
北宋前期，宋诗还在唐诗的阴影之下不能自立。效法李商隐的西昆体势力最盛，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号称晚唐体的诗派，取法的是贾岛，连像样的代表作家都推不出来。王禹偁力矫此弊，提倡学杜甫和白居易，自己也写过一些间有少陵、香山风格的诗，开宋诗的先风，他做过黄州知州，后人说他“纵横吾宋是黄州”，实际上仍无法与西昆体抗衡。
欧阳修在宋代诗风的创立上，贡献与他确立宋代古文风格的功绩大体相同，故而也有人通称为北宋诗文改革运动。从欧阳修倡导诗风改革起到江西诗派成立，是宋代第一个高峰期。
与欧阳修同时的苏舜钦与梅尧臣，在诗风改革中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后人说：“自苏舜钦始窥李杜，而宋诗之势始雄；而梅尧臣专攻韩孟，而宋诗之体始峻，笔始遒。”欧阳修说梅尧臣“以深远闲淡为意”，风格平淡朴素，略近孟郊，在内容上也很关注民生疾苦，但往往平而乏劲，淡而寡味。苏舜钦的风格是奇峭豪隽，超迈横绝。他的语言虽畅达，但也有粗糙生硬的毛病。
欧阳修对诗有自己的见解，写过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他的诗在艺术上受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较深，但并没有韩诗的险怪艰涩。他博参众家，杜甫的沉郁、李白的奇放、白居易的平淡、苏舜钦的俊迈、梅尧臣的瘦峭，都能兼收并蓄，因而他的风格也是多样化的。他的诗风中峭拗的侧面，滋润着黄庭坚、陈师道一脉，而舒坦的侧面则衍生出苏轼、陆游一线。不过，他已开“以文为诗”的风气，为以后的宋诗奠定了基调。他的诗明浅通达，流动自然，骨肉丰厚，一扫西昆体艳丽富贵、晦涩空洞的诗风。
王安石的诗风工练，比欧阳修更讲修饰技巧。他好以学问为诗，作诗有时就成了搬弄词汇与玩弄典故的游戏。不卖弄这些时，他反而能产生情景俱佳的作品。他的古体诗劲峭雄直，明显受韩愈影响，有些诗整篇就如押韵的散文。杜甫对他的影响分两个方面：杜诗关心政治，同情民瘼的精神影响了他前期诗歌的倾向；晚期他更热衷杜诗格律的精严、用典的熨贴、对偶的工稳。对王维诗歌取境的参悟，使其晚年诗歌能以凄婉出深秀，寄悲凉于幽旷。
苏轼的诗风格变化多端，但终以雄放洒脱为主。他学杜甫虽稍逊其沉郁，学韩愈却无其硬拗，将白居易的平易、柳宗元的秀澹、李白的豪俊、陶渊明的旷真融会贯通。苏轼对各种诗体都能得心应手，尤长于古体与七言近体。其七言长诗行云流水，波澜壮阔，是李白以后少见的。七律流丽圆转，七绝新警明快，佳构颇多。
苏轼最大的特色就是想象的丰富与奇特，比喻的新颖与贴切；要说毛病，也是喜欢铺排典故成语，议论化的倾向也比较明显。但总的说来，苏轼才思横溢，奔放灵动，艺术上别开生面，蔚为大观，影响远远超过欧阳修，成为宋诗一代之宗。
黄庭坚是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虽出于苏门，却别立门墙，开创了江西诗派，庶子夺嫡，成为影响其后宋诗的最大流派。他大肆鼓吹学杜甫，指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历；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这段话既是夫子自道，也是江西诗派的行动纲领。
黄庭坚的诗立意曲深，章法细密，尤其讲究炼字煅句，下语奇警，耐人寻味，即所谓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他喜欢使用音调反常、句法出新的拗句、拗律来形成峭拔瘦硬的独特诗风，但因此也难免有晦涩生硬的弊病。
陈师道原与黄庭坚同出师门，但因对黄诗十分佩服，便折节向学。后人把杜甫尊为江西诗派之祖，而将黄庭坚与他，再加上陈与义并列为三宗。他在形式上模仿杜甫不遗余力，但仍缺乏杜诗的雄深雅健。学养没有黄庭坚雄厚深博，诗风也就有点局促寒窘。当感情深挚时，他那些恬淡平易的诗倒颇有味。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诗风圆润，词句明净，音节响亮。他本来就师法杜甫，又经历了靖康之难，其诗慷慨激越，寄托遥深，风格也转而雄浑跌宕、简严老成，与杜甫有了一种神似，不是江西诗派中人在形式上的模仿所能同日而语的。
其后有南宋四大家，也称中兴四大诗人，他们是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和尤袤。不过，尤袤的现存作品的质与量，实在难以方驾前三家。
杨万里号诚斋，其诗号称“诚斋体”，不掉书袋，接近口语，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轻快诙谐，清新活泼，是诚斋体的最大特点。他观察景物很体贴入微，善于抓住耳目观感那一瞬间新鲜天真的感觉和状态，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