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社会功能-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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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了；阻力来自社会。要应付社会阻力，首先必须了解社会。可是假如不在同时去改革社会，就不可能对社会有科学的了解。现在的学院式的社会科学对于这种目的完全没有用；必须对这种社会科学加以扩大和改造。社会科学必须同塑造它的社会力量保持联系，才能成长起来。
第十五章 科学和社会改造
社会条件和科学
我们已经依次研究了科学目前的结构、它可以改进的地方以及这种改进可能产生的结果。应该明白，如果要使科学可以充分地为社会服务，就必须进行变革，而且必须进行相当激烈的变革，不过指出必须进行改革，仅仅是促成这些变化的一个虽然必不可少、但却是很小的步骤。我们将在这一章中考虑这些变革的前景以及阻碍或者推动变革的力量。这不单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甚至根本主要不是科学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要想使科学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就需要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进行适当的改革。如果没有这些改革，即便能在科学上作一些小小的改进、纠正某些弊端，也不能使目前的效率低下的、浪费的和令人沮丧的制度产生根本的变化。
科学如何改变社会
所以改革制度对科学和社会来说都是同样必要的。为了实现制度的改革，科学家必须和力求达到同一目标的其他力量一起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科学主要是一种改革力量而不是一种保守力量，不过它的作用的全部效果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科学通过它所促成的技术改革，不自觉地和间接地对社会产生作用，它还通过它的思想的力量，直接地和自觉地对社会产生作用。人们接受了科学思想就等于是对人类现状的一种含蓄的批判，而且还会开辟无止境地改善现状的可能性。科学家一定要把发展和传播这些思想当作自己的工作，不过把这些科学思想化为行动却要依靠科学界以外的社会力量。自从现代科学产生以来，这个过程就一直386在进行着，不过却是零星地没有配合一致地进行着。今后的任务是要使科学家的工作更加自觉、更有组织、更有效果；促使人民大众对科学家的工作有适当的认识，而且把两者结合起来，以便共同努力在实践中实现科学所提供的可能性。
科学对于生产方法的影响 科学通过它对生产方法的无情影响所发挥的间接作用目前是，而且很可能在今后很长时期内仍然是它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目前世界所面临的困难是科学造成的，而且完全是由科学造成的。科学并不是直接造成这些困难的，不过它的确促进了技术的发展。而旧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则越来越变成一种束缚这种技术发展并使技术不能正常发展的障碍物。科学提供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新的、有秩序的和统一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才能得到实现。在科学这样地促成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并不需要科学家抱有任何自觉的目的。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工作，而不是通过自己的经济地位、社会知识或者政治信仰而证明自己是如此有力量的。他们所施加的力量正由于其盲目性而显得格外无情。只有完全取消科学，才能制止科学促进社会改革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到，又有人半心半意地心慌意乱地企图压制科学。这种企图所以必然是半心半意的是因为，虽然大多数国家的当权者都认为科学是一种引起社会和经济紊乱、因而危及他们的地位的因素，但是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科学仍然是在和平时期谋取财势和战争时期争取胜利所不可少的东西。于是有人试图把这两个方面加以区别，除非把科学应用于上述目的，否则就要压制科学或者不加鼓励。我们所谓的对科学的摧残正是指这种并没有自觉的目的而对科学进行压制所造成的后果。
意识到这种摧残 科学家意识到这种摧残，就被迫去探索控制着科学本身的发展的一些因素，并且问道：科学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阻碍，不能正常发展呢？许多不同领域的科学家长期以来已经联系到自己的工作而深有此感。不过直到今天，这种思想才越出各学科的界限，被看做是普遍情况的反映。科学家已经起来要求让科学发展并利用科学为人类造福而不是破坏人类，虽然这种呼声的力量还不象科学家工作所造成的直接后果那么大，毕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力量。因为除非能满足这种要求，否则，在目前经济制度下科学家就会从心甘情愿合作逐渐变成勉强同意，最后还会干脆拒绝合作或者暗中加以破坏。同时在另一方面，群众力量将从科学家那里了解到：科学家和人民都还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怎样阻挠人民得到科学所可能带来的好处。
今天的科学工作者
但是这种平行的发展能不能成功不仅取决于当时的环境，而且取决于科学家自己的地位、性格和目的。上世纪和本世纪的科学发展一面使科学家人数倍增，同时也产生了与现代科学奠基者类型十分不同的科学家。由于科学变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公认的组成部分，于是科学家往往失去他的大部分独创性和独特性，变得越加融化于一般自由职业者之中了。要考察科学在社会变革中可能起的作用，就必须把这一点考虑进去。
科学家即使在过去曾经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力量，现在却再也不是了。他现在几乎总是国家的、一家工业企业的、或者一所大学之类直接间接依赖国家或企业的半独立机构的拿薪金的雇员。由于他需要维持生计，因而科学家真正的自由实际上仅限于支付薪金的人所容许的活动。联系到战争和现在在科学工作中日益重要的备战工作，就可以十分清楚看出这一点。虽然许多——即使不是大部分——科学家反对利用科学进行战争，拒绝做这项工作的科学家却有如凤毛麟角。他很明白，如果他这样做，他便会失业，有人还巴不得去接替他的工作呢。
在经济上的依赖性 科学家在经济上受到双重挟制。不但他个人的生计，从长远来说取决于他是否能讨好他的雇主（这一点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原因），而且作为科学家，他必须有一个往往成为他自己的主要生活动力的工作领域。为了取得这个工作领域——从事科研的机会、购置设置和雇用助手的经费——单单不得罪施舍金钱的当局还是不够的；他必须设法主动去讨好他们。教书的科学家，处境亦复相似；他自己在经济上可能并不拮据，不过他得考虑到自己学生的生计。他不希望看到他们由于出身于一个进步观点流行的学校或研究所而受到歧视。除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影响之外，还有多少是有意识地操纵的人才选择办法。这种办法使一般遵奉时尚的人肯定占上风，特别是在争夺高级职位的时候。
遵奉时尚的倾向 社会环境的无孔不入、不知不觉的影响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这些直接经济因素。我们已经知道：科学人才的挑选和培养办法对形成科学家遵奉时尚的性格的确起了极大的作用。主要从中产阶级家庭挑选人才的办法本身就会造成科学家接受现状的局面，而且不可避免地也要影响出身于工人家庭的科学家接受现状。科学家在工作之余一般无殊于别人。不论他的社会出身如何，他的工作总是会使他置身于中产阶级的自由职业者中间。他大体上总是倾向于遵奉中产阶级的态度和观点。在科学发展早期，情况就不是这样。那时科学家寥寥无几，在人们意想中，他总是思想古怪，行为乖僻。科学的大规模发展使许多人进入了科学界。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要尽量显得象一个商界人士或者绅士。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出身工人家庭的科学家。他们在目前教育制度下曾经进行过艰苦的奋斗，因而不能象拥有家财的科学家们那样显得同自己的同事和经常同自己来往的人有所不同。在这里并不存在有意识的压力，只是存在着一种普遍遵奉公认标准的气氛。
“我认为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典型会员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个人。他在某大企业中工作，并探索把镍加进公共汽车弹簧钢中的最好百分比或者从白喉患者的喉头摘取不受沾染的细菌培养物的较好办法之类点滴真理。他拥有花了不少钱，费了不少心血才得到的科学学位。他的妻子儿女住在巴尔汉姆。他每周薪金为五镑，但在接到解雇通知一个月后即告终止。他看到同一单位中的一些其他的人，除一张利嘴和一身整洁的衣服之外什么资格也没有，可是他们作为推销员拿到的薪金比自己多一倍。
他不得发表自己研究的成果，不过如果他果真的碰巧发现一个的确有价值的真理，十之八九，他的部门领导人要设法取得这一发现的全部荣誉——以及随之而来的金钱。
这个人是应该加入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千千万万人”的一个典型。我和他们不少人有私交。他们在生活中的主要目的无殊于你和我。他们希望多赚一点钱，以便舒舒服服地过活，希望稍有积蓄以防年老和生病时有不时之需，希望有一点余暇和金钱以便通过旅行和探求非商业性知识以增长见闻，希望教育子女，至少使他们具有不下于自己的知识，可以接自己的班。他们特别希望消除经常存在的那种恐惧：接到通知一个月后离职并随之失业一年。
这些人所以从事科学工作，是因为他们喜欢科学工作。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但是他们所以从事某一个职业、干着别人叫他们干的而不是自己愿意干的事、遵照指定的途径前进，而不能转到他们认为他们有可能作出重大发现的支路上去，尽管他们如果这样做就有可能进入皇家学会——他们所以从事这样一个职业的原因是：这是他们的生计所在。
他们不愿意参预国务会议。他们所以要传播科学真理，是因为他们看到这样做的人取得了这种或那种的利益。他们所以要灌输崇敬科学的思想，是因为这会增加自己的体面并使自己获得较好职业。”《“伦敦会员”来信》，见《科学工作者》第9卷第5号，1937年，1月。
科学癖好 促使人们决定从事科学工作的许多特殊性格实际上助长了这种唯唯诺诺的态度。科学家仍然是一个肯定心理不正常的人，虽然不象过去那么经常如此，也不象过去那么显著。他为好奇心所驱使而力图去满足这种好奇心。为了能做到这一点，他愿意适应任何一种生活，只要这种生活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对他关心的主要事业干扰极少。舍此之外，科学本身是一项极其令人满意的职业；从事科学工作能使人不去注意外界事物，因而也可以为感到世事痛苦的人们提供安慰和逃避的手段，所以只要科学本身不受威胁，大部分科学家可能都是最恭顺的公民。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做到没有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它就可以万无一失地指望继续得到一般科学家，甚至许多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的支持。
科学和宗教 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的变迁是近代科学家遵奉时尚的倾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从科学和宗教的斗争成为知识界斗争的焦点以来，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科学家过去实际上等于是无神论者、或者至少也是不可知论者。
现在双方都向我们保证说：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斗争已经由于发现两者之间并无矛盾而获得解决，同时著名科学家们在支持关于宇宙和人类生命的神秘观点方面也不甘心落后于主教们。前后情况所以不同丝毫不是由于先前论战中的论点已经被否定了，而是由于宗教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确企图干涉日益发展的生物学和地质学。科学家不希望被人认为是不信教的可是他们在当时却面临着一个为难的抉择：要末自己就得表现出是信教的，要末就得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明白含义。只要人们不再正式要求他们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后来的科学家是极其愿意回到宗教那里去的，因而就是回到遵奉时尚的作风上去。俄国革命发生以后，这个变化尤其明显，因为那时宗教作为反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又得到了充分的赏识。在早些阶段、在十八世纪末，也产生过类似的情况。那时科学和伏尔泰式的自然神论密切地、似乎也是无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但是一当法国革命表明自然神论对现有秩序具有确定的危险性，科学也一度同样受到禁止。一直到十九世纪早期人们发现有可能把安分守己的科学同皈依教会和国王的态度结合起来的时候，才取消了禁令。
狭隘的眼界 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极其明确地说明，社会环境对科学家自己的工作的直接学术成果的影响是多么有力。社会环境中充满了激动的情绪，而科学却是小心翼翼地清除了感情因素的。社会环境一直是无所不包的，而科学则是高度专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