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社会功能-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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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话主要涉及科学工作的工业方面以及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充分考虑科学家意见的必要性。这对于国家和科学家都是同等必要的。不过联合会的发起人至少也同样重视更具学术性的方面，因为工业成就和纯科学的进展都同样地有赖于此。我国统治阶级终于明白了这一事实，于是人们就成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以增加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科研成果，并使科学和工业协调起来，以便尽早利用有经济价值的新发现。”——《章程草案前言》，1919。

大战后的建设热潮为时短暂；到1926年，在英国出现了一个普遍的令人不舒服的冷漠情绪。后来人们把这期间看作是萧条前的繁荣时期。科学工作者全国联合会在总罢工后惊慌失措地改名为科学工作者协会。它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失去了许多会员，但却没有吸引住据说对原来名称感到害怕的人们。它一时处境十分困难，接着在1931年以后，类似的外来原因——首先是萧条的影响，然后是接踵而来的、我们目前所处的不安全处境和重振军备的影响——迫使科学家更多地注意自己工作范围以外的问题。这反映在该协会恢复活动上面、特别是在较年轻的科学家们和理科学生们中间恢复活动。

新的方针虽然同原来的方针类似，在许多方面实际上与原来的方针并不相同；因为后来已经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且也否定了不少东西。

现在人们认识到协会的基础有两点：第一整个科学界和个人都关心保障并改善其会员就业条件，并且关心确立同医师或者律师的地位有几分相似的“科学工作者”的地位；另外，大家还关注科学在社会中的整个地位。这两方面是密切关连的，因为只有当科学在社会结构中起适当作用而且被允许发挥它的潜在可能性时，科学工作者个人的条件才能大大改善。上述两个方面的例证是，一方面协会努力改善青年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另一方面，协会在国会科学委员会的配合下努力争取在全国范围给予科学充足的基金。⒇不论它是否达到上述任一目标，无可置疑的是：一个建立科学家职业性组织的有力运动正在到来。这个运动在英国和全世界都抱有较广泛的社会目标。这一运动不但表现在成立一些同协会相似的团体上，而且表现在某些纯学术性质的学会恢复活动上，表现在科学刊物对社会问题的普遍关注上。

科学和政治迄今我们所谈的活动只是科学结构本身内部的活动，不过它显然不能一直局限在这一范围内。就科学家个人或团体力图影响社会而言，他是在进行政治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以内，人们可以进行这种活动，而不一定意识到它的性质，不过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一个情况不再是这样的阶段了。除非科学家既意识到科学内部的结构，又意识到它和社会的关系，他为改善科学的地位并使它为人类造福的努力大部分肯定是要失败的。在另一方面无论是政治家们或是他们背后的势力本身都无法充分理解或者明白如何去发挥科学的潜力，必须由某些对科学和政治都具有充沛知识、能把两者结合起来的科学家来协助他们。

必须承认，由科学家们采取直接政治行动虽然是必要的，却有其严重危险性。直到目前，从经济和政治统治者的观点看来，科学家一直是、而且一直被认为是保持中立的。人们认为，只要工资收入源源而来，使他们能继续工作，他们就不会关心自己工作的结果如何。他们甚至还得到一点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给予疯子的那种宽容，要摆脱这种中立的态度转到负责任的立场上去，难免就会危及这些好处。谁要是稍微尝试这样做一下，就总是有人给他们扣上有倾向性的帽子，因而科学无论如何不得具有倾向性的传统已经形成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其结果是使某些凡有研究成果必然带有倾向性的学科出不了成果，并且使其他学科脱离社会。

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　　德国的例子已经很好地说明了，科学家企图在自己工作领域之外去独立思考，就会遭到严厉的“制裁”。于是有人就主张，为了科学的利益，他不这么做要好得多。不过事情可以达到这种地步：保持中立就会使科学本身不再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因为即使科学没有遭到取缔，它也不再能吸引一切思想活跃和有探索精神的人员了。科学家在紧急时期同其他积极和进步的力量联合起来并不是新现象；在布鲁诺和伽利略时代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都有过这种现象。要是普里斯特利博士被人说服继续保持谨慎的正统观点，那对科学所造成的损失肯定会比把他的房子烧掉和把他的仪器毁掉的损失还要大得多。可以把拉瓦锡作为一个相反的例子，不过他显然不是作为科学烈士，而是作为可憎恨的旧政权捐税制度的象征人物而被杀害的，他同旧政权有过一定的关系。霍格本指出，这种激进的倾向一直是英美科学的特征。目前这方面的动向，不仅是由于人们感到科学需要一个可以发挥作用的更为充实和更为公平的经济制度，而且更是由于人们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明确的反科学运动。

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一个科学家是能够保持中立的。

群众对科学的看法　　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反应是把科学和社会结合起来的趋势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科学界以外的人更加认识到保障科学并促进科学发展是文明的进步或甚至文明本身存在的必要条件。这种认识还没有有组织地表现出来。它表现为公众对科学遭受的摧残等题材愈来愈感兴趣，而且更加赤裸裸地表现在风行一时的专家治国论上。它标志着门外汉对科学的认识的第三阶段。这种认识是从对科学所带来的经济好处的简单赏识开始的。它在战后让位于一个相反的倾向，把一切现行弊病都归罪于科学而且要求回到巴特勒在《埃雷洪》①中所预言的过去黄金时代去。到第三阶段初期，人们才考虑到科学本身并无自主力量。统治者要看科学是否对自己有利才把科学的力量用于造福或加害人类。

不过就象失明的参孙②一样，科学也可能回击它的主人。如果让科学自由发展，它就会比现在为少数人谋福利时更有效地为人类谋福利。

科学和民主　　科学必须成为争取社会正义、和平和自由的人们的同盟军，而不是他们的敌人。事实上，科学所提供的帮助可能证明是世界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刚刚开始的斗争中的决定因素。在未来若干年中世界可能分裂为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彼此无情地争夺霸权。在这场斗争中，思想、物质生产和军事潜力的内在和外在的力量将成为武器。法西斯主义必然要反对科学国际化的理想，虽然它也需要科学来为它提供物质力量。它想要在扼杀科学精神的同时又保有科学的好处，就要造成一种矛盾，使科学、而且最终使国家蒙受其害。他们可能保持甚至改善技术，但从长远来看，一定会出现缺乏创造力和灵活性的现象。如果与此同时，民主国家不但让科学自由发展，而且加以扶植，民主国家迅速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可能占有压倒优势，以致只要通过它们的活生生的榜样，不必经过长期而有破坏性的战争，就能使法西斯主义从内部垮掉，或者，假如战争非发生不可，也可以保证民主国家取得迅速胜利。可是我们怎样才能使科学在民主国家中得到扶植呢？我们已经说明，直到现在还没有这种迹象。只能通过有政治觉悟的科学家的个人合作并且通过他们同进步的政治力量的联合，才能使这种情况发生。要做到这一点将是困难的，因为这需要政治运动的领导人和群众都能真正理解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它的需要。

人民阵线　　科学家可以而且也有必要变成政治家，然而他永远也不会成为党派政治家。他把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看作是一个必须首先找出答案，然后把答案加以应用的问题，而不是把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看作是个性、野心和既得利益集团逐鹿的战场。只要民主国家的进步力量由于这种考虑分裂为若干党派，科学家就不可能同任何一派合作。只有当各派在社会正义、公民自由与和平的广泛纲领基础上团结起来，才能期望得到科学家们的通力支援。不过一如法国的例子所示，一旦他们这样做了，就有可能进行有成果的合作。不少科学家通过“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来帮助成立人民阵线。这项工作在新政府之下继续进行着，其表现就是建立了一个真正有力的科学部。同时，通过工人大学，人们正在法国以最好的方式帮助普及科学知识。著名的科学家在工人大学中同工人听众一起讨论自己研究的问题，并且帮助人们消除自然产生的对科学的误解和偏见。我们需要的是在全世界扩大科学力量和民主力量之间的这种合作。两方面团结一致，就会逐渐彼此理解，科学就会得到充分自由和发展，民主力量也就会了解科学的力量和可能性。

科学家如何出一份力量　　怎样做到这一步随国家情况而异。目前，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仅象一种趋势而不是一个具体纲领。在英国一类的国家，进步力量因为严格的党派之见陷于四分五裂，几乎还没有受到世界其他地方运动的影响。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科学家个人和组织最好的支援办法就是不提出支援某一派的诺言，而是不偏不倚地对一切进步党派都给予帮助。科学家能给予的帮助是：对社会和经济情况进行精确的调查、对技术问题制订计划以及对现行军政规划加以批评。这本身必然会有助于说明客观形势的具体需要——废除私人对国家主权中的竞争因素、浪费因素和危险因素的限制性控制、废除对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的剥削——而且有力地说明需要团结一致来争取达到这些目的而不是各自为政地进行活动。各自为政的活动往往成败参半，至多达到局部和暂时的目标。这种努力将不是容易的，不过要是科学家能用自己过去用在研究课题上的全部精力、献身精神和智慧来从事工作的话，这种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如果他这样做，而且只有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才能保障科学的安全，而且挖掘出科学的潜力。

第十六章　科学的社会功能

我们在这项研究结束之时才比较接近于能够对科学在当前的社会功能，可能还有今后的社会功能作出明确的界说。我们已经看清科学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的手段。它也向我们提供了种种思想，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且满足我们的需要。除此之外，科学还能提供一些虽然并不那么具体、然而却同样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对未经探索的未来的可能性抱有合理的希望，它给我们一种鼓舞力量。

这种力量正慢慢地但却稳稳当当地变成左右现代思想和活动的主要动力。

历史上的大变革

要全面地看到科学的功能，就应该把它放在尽可能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观察。直到最近为止，我们对近期历史事件的注意使我们看不见理解历史上重大变革的重要性。人类在地球进化的舞台上毕竟出现得很晚，而地球本身又是宇宙力量的晚期副产物。迄今人类生活仅经过了三次大变化：先是建立了社会，接着又产生了文明。这两者都是史前产生的，然后才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对社会的科学改造，我们还不知道怎样来命名它。

社会与文明　　第一次革命是建立人类社会。人类从此变得有异于动物，而且通过世代相沿传授经验的新习惯，发现了一个比听其自然发展的偶然演变快得多、可靠得多的取得进步的方法。第二次革命是人类发现文明。这种文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而且同时发展了多种多样的专门技术，特别是随之产生了城市和贸易这两种社会形式。通过这些，整个人类就脱离依靠自然的寄生生活，某一部分的人类就完全从生产食物的任务中解放出来了。文明的发现仅是局部性质的事。在公元前六千年，它已经几乎取得它的全部基本特征了，但这仅是处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之间某处的文明中心的情况。在直到文艺复兴和我们的时代开始为止的几千年中，我们看不到文明在质量上有何重大变化。在这整段有史期间仅仅有比较小的文化上和技术上的改进，而且这些改进的大部分都属于周而复始的性质的。文化一个接着一个兴起又衰落，每一种文化虽有所不同，从本质上说却不比以前的文化进步。

真正不知不觉的进步仅限于区域的扩大。文明每次由于内部原因或由于野蛮人的入侵而崩溃，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