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桃花源-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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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中国象征主义“第一诗人”和“中国雕塑界之泰斗”的李金发无论在20世纪新诗史上或是雕塑史上都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历来对李氏的研究多各执一端。研究诗人的李金发和研究雕塑家的李金发在两个互不关联的领域里平行展开。于是，活生生一个李金发被一分为二，见其诗人一面者因其20年代那批怪模怪样的诗作而称之为“诗怪”；（3）见其雕塑家一面者，则因其学成回国后在中国白纸一张的雕塑界拓荒创业而称之为“泰斗”。然而“诗怪”与“泰斗”判若两人，两种身份各行其是。一个完整的包含多个侧面的自相矛盾的李金发似乎没有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域之中，一些重要现象也因此而被遮蔽。比如：在20世纪的中国，涉足两个以上艺术门类的文学艺术家比比皆是，在不同的领域，他们以不同的角色身份拓展着自己的空间。多数情况下，艺术家所兼具的两种艺术身份往往互相涵养，精神气息相通相融，相得益彰。像既是画家又是文学家的丰子恺、凌叔华、叶浅予等就是这样。而李金发的情况却有些例外。
李氏20年代涉足中国文艺界。当其时无论新诗领域或是雕塑领域都存有大片空白地带。有所不同的是，新诗背后，站着有几千年传统的优秀而强大的古体诗巨人。无时无刻不处在这个“巨人”的阴影之下，新诗人所面临的不是“创业”的艰难而是“转型”的焦虑及压力。不蹈前人旧辙而重创一种新诗的体式，这是20年代新诗人必需面对的最大难题。一切刚刚起步，如何用现代汉语重造一个诗的世界，如何给世间万物及感受以新的命名，以建立新诗的体式或说一种新诗的传统？一切尚在摸索之中。李金发遇上了这样的历史时机。
作为雕塑家和作为诗人：李金发一体两面，为历史留下两个绝然不同的形象。写诗，他宣称“我的诗是个人灵感的记录表，是个人陶醉后引吭的高歌”。做雕塑，他则有忡忡疑虑。他一再检讨当年选择雕塑专业时的“天真无知”：“没有体会到中国现在的社会是什么社会，艺术是否可以谋生，是否甘心一辈子过穷艺术家的生活？”前者作为一种精神性的表达几乎是不计功利不顾一切的，后者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却不得不与“价钱”、“合约”、“交易”联系在一起，在与位尊如宋庆龄、孙科、汪精卫之辈，财大气粗如歌院老板之流的扯皮中实现他的雕塑蓝图。写诗纯属个人事件，做雕塑则是面对公众的社会行为，尤其是历史人物塑像，它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总摆脱不了当局者或具体历史情境的诸多限定。因此，雕塑家的李金发就没有诗人李金发的那份洒脱超然，他不得不在生存的枷锁中小心翼翼地扮演他该扮演的角色。这种持重、稳妥的姿态在他30年代中期任广州市立美专校长一职时体现得更加充分。事后有穗美学生回忆道：李出任穗美校长，“完全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没有展拓艺术教育的崇高理想，充分表现当时腐化的官僚主义坏作风。”此说法可能含有个人偏见，但那几年穗美没有明显发展却是事实。任何艺术家都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成、发展、形成自己的面目，那怕是拥有两种身份的同一艺术家也会在不同境遇、不同心态的制约下呈分裂状态，其在同一时空中所进行的两种艺术行为也可能会持明显相悖的价值理念和审美趣向，李金发正是如此。他是20世纪中国具体生存环境所塑造的一个艺术家，对他的双重身份的考察，应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李金发就是一个坚持个性，保持本色，走自己的路的人。
第十二章 快乐的实现 第七十四节 建立新秩序：讲卫生，爱音乐，爱事业
沈从文曾说：“‘感情’若容许我们散步，我们也不可缺少方向的认识。一切散步即无目的，但得认清方向。洒脱只是疲倦的表示，那是一时对道德责任松弛后的一种感觉，这自然是需要的，可完全不是必需的！多少懒惰的人，多少不敢正视人生的人，都借了潇洒不羁脱然无累的人生哲学活在世界上！我们生活若还有所谓美处可言，只是把生命如何应用到正确方向上去，不逃避人类一切向上的责任。组织的美，秩序的美，才是人生的美！”（《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26页）
闻一多曾说：“假定‘游戏本能说‘能够充分的解释艺术的起源，我们尽可以拿下棋来比作诗；棋不能废除规矩，诗也就不能废除格律。（格律在这里是form的意思。‘格律’两个字最近含着一点坏的意思；但是直译form为形体或格式也不妥当。并且我们若是想起form和节奏是一种东西，便觉得form译作格律是没有什么不妥的了。）假如你拿起棋子来乱摆布一气，完全不依据下棋的规矩进行，看你能不能得到什么趣味？游戏的趣味是要在一种规定的格律之内出奇制胜。做诗的趣味也是一样的。假如诗可以不要格律，做诗岂不是比下期、打球、打麻将还容易些吗？难怪这年头儿的新诗‘比雨后的春笋还多些’。我知道这些话准有人不愿听。但是布利斯．佩里教授的话来得更古板。他说‘差不多没有诗人承认他们真正给格律束缚住了。他们乐意戴着脚镣跳舞。并且要戴别个诗人的脚镣。’”为此，闻一多说：“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人生也要有一定的秩序才会快乐，一片混乱谈何快乐。讲卫生，爱音乐，爱事业，然后才能建立内心的新秩序，人生才会快乐。
第十二章 快乐的实现 第七十五节 多帮助别人，关心别人
《边城》是沈从文（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文物研究家）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里面的人物顺顺为人仗义，常常关心别人帮助别人。小说写到：
但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自己既在粮子里混过日子，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故凡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兵士，游学文墨人，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一面从水上赚来钱，一面就这样洒脱散去。这人虽然脚上有点小毛病，还能泅水；走路难得其平，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水面上各事原本极其简单，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谁个船碰了头，谁个船妨害了别一个人别一只船的利益，皆照例有习惯方法来解决。惟运用这种习惯规矩排调一切的，必需一个高年硕德的中心人物。某年秋天，那原来执事人死去了，顺顺作了这样一个代替者。那时他还只五十岁，为人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又不爱财，故无人对他年龄怀疑。
帮助别人的人就会体会到快乐。
第十二章 快乐的实现 第七十六节 学习落花生：想通则乐，想不通则不快乐
许地山有一篇散文《落花生》：
我们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说：“让它荒芜着怪可惜，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辟来做花生园罢。”我们几姐弟和几个小丫头都很喜欢－－买种的买种，动土的动土，灌园的灌园；过不了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妈妈说：“今晚我们可以做一个收获节，也请你们爹爹来尝尝我们的新花生，如何？”我们都答应了。母亲把花生做成好几样的食品，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
那晚上的天色不太好，可是爹爹也到来，实在很难得！爹爹说：“你们爱吃花生么？”
我们都争着答应：“爱！”
“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
姐姐说：“花生的气味很美。”
哥哥说：“花生可以制油。”
我说：“无论何等人都可以用贱价买他来吃；都喜欢吃他。这就是他的好处。”
爹爹说：“花生的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之心。他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他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他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他才能知道。”
我们都说：“是的。”母亲也点点头。爹爹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爹爹说：“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我们谈到夜阑才散，所有花生食品虽然没有了，然而父亲的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
落花生不羡慕石榴、苹果的华丽，他脚踏实地，知足常乐，值得我们学习。人生在世，十有*不能尽人意，若能想通则生命快乐，想不通则生命不快乐。
附录 儒家伦理与《边城》叙事1
引言
新时期以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研究《边城》的学术论文非常多，总体来说，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牧歌—情爱—乡情”说。凌宇、杨义、钱理群、＇日＇小岛九代等人持此观点。凌宇认为：“沈从文不忍心让人心的丑与恶直接出面来破坏美与善；以致这一重大的现实社会因素在表现上；几乎淹没于环境的牧歌情调里”。杨义认为；在以《边城》为代表的这类作品中；沈从文“他写‘实’以展示边地带有质朴的氏族社会遗风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形态；他写‘梦’；从这种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形态中幻化出自在状态的纯人性和牧歌情调的纯艺术；以寄托自己别有见地的社会、伦理和审美理想”。杨义的这一观点对我有点启发；让我想起从伦理方面对《边城》进行研究。
（2）“现实批判说”。王继志、陈越、孙韬龙等人持此观点。王继志认为《边城》包含着沈从文对过去和未来人生的留恋与企盼；也包含着对现代文明玷污的不合理的人生制度的忧郁与不平。陈越指出《边城》展现了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严厉地抨击了这个处于腐烂状态中的社会的不合理。现代文明的不合理让我想起传统文明的优美之处；所以深刻发掘传统文明的合理处对现代文明也有补救作用。
（3）“文化—哲理—喻言”说。韩立群、刘永泰、王文捷等人持此观点。韩立群认为《边城》里“和谐的人生形式的构建真实地反映了作者从文化改造入手改造社会的美好愿望和理想；因此作者关于文化改造的构想；不仅在历史上有着启蒙意义；而且在经济制度根本变革的今天也有一定实践意义”。这一观点对我影响很大；由于本人对儒家文化十分感兴趣；让我想起新儒学的梁漱溟、熊十力等人的文化理想；本人在《边城》中通过认真阅读发现了其中的许多儒家文化因素；最终形成了我的论文题目。刘永泰认为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是水火不相容的；不可共同存在的；要建立现代文明必须彻底抛弃传统文明。这一观点；我不大同意；我认为是好的文明都可以吸收；传统文明不一定与现代文明是绝对排斥的关系。
（4）“双重悲剧”说。刘洪涛、贺兴安、陈改玲、＇日＇城谷武男等人持此观点。刘洪涛认为；《边城》忧伤和悲剧来自于现实的；命运的和象征的三个层面。贺兴安从沈从文“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的感叹出发；专门阐释了“善的悲剧”。
（5）叙事学角度研究《边城》。田红、王向辉等一批新人用叙事学的方法来研究《边城》，给《边城》研究增加了新的气象。
（6）儒家文化的角度。龙永干、刘洪涛等人持此观点。龙永干论证了沈从文创作中对儒家文化的亲和与认同。刘洪涛认为《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刘洪涛的论文对本文化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边城》叙事的目的是叙述者通过讲述一个湘西世界的美好伦理故事，意图唤醒人们对传统儒家伦理的记忆，尝试复兴古老的民族文化。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写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