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1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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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详细的资料。１７０ 种元代和明初的文集的篇目索引，于 １９７９ 年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版。③１０ 部元代的地方志于 １９８０ 年在台湾重印，可以用它们来了解
政府机构如何在特殊地区发挥作用。④
最后，用英文发表研究元代城市、军事、法律和财政制度成果最多的是
柯立夫教授培养的两代学生。其中有后来正式出版的由柯立夫教授指导的博
士学位论文，如 Ｈ．Ｆ．舒尔曼的《元代经济结构：〈元史〉卷 ９３—９４ 译注》
（１９５６ 年）；萧启庆的《元代的军事制度》（１９７８ 年）；陈恒昭的《蒙古统
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１２９１ 年法典复原》（１９７９ 年）；伊丽莎白？恩迪科特
－韦斯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１９８９ 年）。还有
两篇柯立夫教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没有出版，伊森拜克？图干的《〈元史〉
岁赐门》，２ 卷（哈佛大学 １９７３ 年博士学位论文）和刘元珠的《元史？选举
志一》（哈佛大学 １９７９ 年博士学位论文）。
柯立夫教授自己的 ６０ 余篇论文，涉及广泛的课题，从纯粹的语言学到元
代文学、文化及历史各方面的研究。柯立夫 １９３４—１９８５ 年发表的论著目录，
刊登在他的纪念文集中。＊
③ 见陆峻岭：《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北京，中华书局部 1979 年版）。
④ 《宋元地方志三十四种》，12 卷（台北，国泰文化事业 1980 年版）。
* 萧启庆教授对本文初稿的口头、书面意见和批评，修正了文中的不少错误，作者深表感谢。但是萧教
授未看到最后的译文，对文中任何错误不负责任。
９．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
元代社会史涉及的许多问题和史料以及现代研究成果，已见于本书其他
章作者的介绍。此处只介绍有关元代社会史的特殊问题及其相关史料和研究
成果。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与西方史学家的接触将中世纪欧洲和西亚的史
料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兴起了研究蒙古欧亚大帝国的新潮。以前在中国对此
很少注意，但是在民族主义增强的时代气氛下，中国人将蒙古征服视为对中
国历史有利的现象，并开始拓宽眼界，将草原社会视为现代中国的组成部分。
同时，同样的民族主义因素亦导致了他们仇恨作为外国征服者的蒙古人，有
时出于时代的谬误将 １３—１４ 世纪协助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汉人斥为汉奸。简而
言之，以前对该时期的文化中心论开始被现代的民族主义观点所取代，导致
了对这一时代完全不同的评价，尤其是对它的社会史。元代社会史的现代研
究因此充满压力和矛盾。在复杂的局面下，很多中国的元史研究不仅陷入完
全僵硬的马克思主义＊萧启庆教授对本文初稿的口头、书面意见和批评，修正
了文中的不少错误，作者深表感谢。但是萧教授未看到最后的译文，对文中
任何错误不负责任。说教，还必须在中国社会史与游牧草原社会两种不同的
说法中进行调和，亦要结合因考古发现和发掘传统史料而产生的大量新学术
资料。社会历史学家因此不得不经常评估和尽最大可能使用大量有意义的旧
资料和新资料。
１９ 世纪后半叶和 ２０ 世纪初，俄国和日本最重视对蒙古的研究，二者都
对蒙古及其相邻地区有扩张兴趣。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有法国和德国以及更
新的英国和美国的蒙古研究，主要注重于语言学方面。他们亦将汉学的研究
题目集中在用汉文资料来研究蒙古文献上。典型的例子是在本书的“元史的
传统史料介绍”中附上了有关《蒙古秘史》的讨论。对元代社会史的研究，
与元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还是主要依靠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尽管我
们的学术领域在尽力加宽，开拓性的蒙古学家和汉学家的基本技巧还是必须
掌握的。下面是一个基本的介绍。
蒙古研究当然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许多著名的蒙古学家并不是中国
学者，但是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蒙古史与中国史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将蒙古研
究与中国研究相结合的学者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傅礼初在他的文章《全史：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 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①中反复强调应该有一部
包括全亚洲的“全史”。如果不是他的突然早逝，傅礼初将在《剑桥中国史》
本卷和其他卷的章节中应用这一观点。编撰一部中国、蒙古和其他东亚与内
亚人的很接近全史的理想，本卷各章的作者完全接受。但是，这是一个难以
实现的理想。
这种困难的典型例子就在元代社会史研究领域中。伟大的苏联蒙古学家
符拉基米尔佐夫（１９３１ 年逝世）研究游牧封建主义的著作在他去世后的 １９３４
年出版。①该书由米歇尔？卡肖翻译成法文，书名为《蒙古社会制度：游牧封
建主义》；②此书还由政府主持翻译成日文（１９４１ 年）并从日文翻译成了中
① ＇111＇傅礼初：《全史：1500—1800 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
① ＇524＇B。IA。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列宁格勒，1934 年版）。
② ＇525＇米歇尔？卡肖译：《蒙古社会制度：游牧封建主义》（巴黎，1948 年版）。
文。③《蒙古社会制度史》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成吉思汗的一生》④不断地
被学者引用，在本章中亦多次提到。在估价蒙古人对在他们统治下的其他社
会的社会管理观念的影响时，确实应该先了解蒙古社会的性质。符拉基米尔
佐夫试图用他的游牧封建主义的理论来解释蒙古历史，并用同样的理论来阐
述俄罗斯和西方历史，并不是没有招致批评，见劳伦斯？克拉德的书评《中
世纪的封建和鞑靼政体》。⑤虽然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著作诱导中国、蒙古和其
他国家的学者试图理解蒙古社会的性质并带着这样的理解来分析元代的社会
条件，但是这种努力还没有达到雄辩和有用的高水平。社会史研究领域正在
向“全史”发展，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则芬的《元史新讲》是当代最大部头的中文元史专著，该书对元代社
会确实有一段很长的叙述。⑥这部大部头著作对许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这些问题是从清代到当前的学术研究积累下来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从
本国传统来说，它确实已达到顶点，从很多方面讲是一部最有用的著作。不
过，就社会史而言，即使是这样一部部头很大的著作，也还是肤浅的。
中国的元代社会史研究还没有更多地注意政治史、制度史、文学史、艺
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国大陆，注意力集中在元代社会结构上，主要是
单纯的阶级分析，特别是注重元末民众起义的研究。尽管常常是教条的，热
情发掘资料和巧妙地利用新考古资料，还是贡献了有意义的新资料。这方面
的重要例子有《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①第一部分，１２３７—１３５０ 年的资
料，杨讷、陈高华编；第二部分分为两卷，是 １３５１—１３６８ 年朱元璋之外的起
义军资料，杨讷、陈高华、朱国炤、刘炎编；第三部分一卷，是 １３２８—１３６７
年朱元璋起义和建立明朝的资料，杨讷、陈高华编。这部书将极有利于全面
研究元代的民众起义，特别是元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的民众起义的研究。
韩儒林（１９８６ 年去世）是元史研究的带头人，他于本世纪 ３０ 年代在巴
黎作为伯希和的学生，完全熟悉西方包括苏联的研究。他对中国当代元史学
界的影响可从两卷本的《元朝史》②看出来，该书由在他管理下的南京大学元
史研究室的一组助手写作，他是研究室的创建者并是多年的负责人。这部书
是最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最好的断代史之一。但是，它的社会史部分比较零
散和薄弱。韩儒林的文集《穹庐集》，于 １９８２ 年出版。③
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 １９８４ 年出版的《元史论集》中，有重要的文章介
绍中国大陆自 １９４９ 年以来的元史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一些与社会史有关的重
要研究。该书还有一个经过选择的从 １９４９ 年至 １９８０ 年发表的论著的分类索
引。①
③ ＇526＇B。IA。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张兴唐、吴禅昆（音译）汉译（台北，中国文化出版
事业委员会 1957 年版， 1967 年再版）。＇527＇另一部直接译自俄文原著的是刘荣焌的译本《蒙古社会制度
史》（北京，1980 年版）。
④ ＇522＇B。IA。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米歇尔？卡肖译（巴黎，1948 年版）。
⑤ ＇256＇劳伦斯？克拉德：《中世纪的封建和鞑靼政体》。
⑥ ＇762＇李则芬：《元史新讲》（台北，1978 年版），卷 5。
① ＇751＇杨讷、陈高华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4 卷（北京，1985 年版）。
② ＇867＇韩儒林：《元朝史》（北京，1986 年版）。
③ ＇866＇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1982 年版）。
① ＇818＇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北京，1984 年版），共计 770 页。注意附录：《1949—1980
在台湾，由于亦曾于本世纪 ３０ 年代在欧洲（主要在德国）学习的姚从吾
教授的推动，一代元史研究专家已经成长起来。有些人前往国外接受蒙古研
究的训练，直到现在中国的大学还不能广泛提供这种训练。姚教授最主要的
论著，发表在《东北史论丛》②和《姚从吾先生全集》③中，他集中研究的是
草原民族的汉化问题。不管是从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角度评判，还是出自民
族主义的需求，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征服王朝研究中都很受重视。对这种问题
研究的最好的证明是本世纪 ２０ 年代陈垣发表的《元西域人华化考》，１９３５
年的修订版后来在陈垣的论文集中重印。④钱星海（译音）和 Ｌ．Ｃ．古德里奇
于 １９６６ 年出版了陈垣著作的英文译注本，书名为《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西亚和
中亚人的汉化》。⑤
在台湾和国外的大多数姚从吾的学生集中研究政治和制度。虽然年长但
与姚从吾同属一代并受到姚从吾极大影响的学者是孙克宽，他是近几十年来
的元史研究者中最多产的一位。兰德彰在他编辑的论集《蒙古统治下的中国》
中，对孙克宽的论著作了介绍和评价。⑥札奇斯钦亦受姚从吾的影响，他的许
多有关元史的研究结合了蒙古学和汉学的技巧。他们在著作中显示的“全史”
理想，已传递给本书。这些学者结合蒙古学和汉学的研究方法，代表了这一
领域的一个重要和有益的方向。
元代社会史各领域的研究几乎都没有什么发展，但是还是能够列举几项
特别有用的研究成果。
慕尼黑大学的汉学家、蒙古学家傅海波，在埃里希？海涅什领导下从事
研究工作，他对汉文“笔记”的史料价值做了极高评价。傅海波论著涉猎的
时间跨度很大，选题也很宽，详见他的 ６５ 岁祝寿论集《汉—蒙古研究》。①
傅海波是第一个也是仅有的将元代“笔记”完整翻译并加以注释的学者，见
他的《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②他还对家谱作了
介绍，最重要的是指出了它对社会史的作用，见他的《１３—１４ 世纪中国私修
史著》，载威廉？Ｇ．宾斯利和 Ｅ．Ｇ．普利布兰克编辑的《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
③
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的当代研究始于先行的日本元史学家箭内亘（１８７５—
１９２６ 年），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名为《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④出版
年的中国元史研究》和《1949—1980 年部分元史论文目录》。
② ＇831＇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北，1959 年版）。
③ ＇835＇姚从吾：《姚从吾先生全集》（台北，1971—1982 年版）。
④ ＇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修订版，1935 年），在《元史研究》（台北，1977 年版）中重印。
⑤ 陈垣：《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西亚和中亚人的汉化》，钱星海（译音）和 L。C。古德里奇译（洛杉矶，1966
年版）。
⑥ ＇275＇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顿，1981 年版），212—253 页。
① ＇31＇见沃尔夫冈？鲍尔编：《汉—蒙古研究：傅海波颂寿论集》（威斯巴登，1979 年版）及傅海波的论
著目录，第 451—470 页。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