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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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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荣耀。
在前吐蕃时期,有一批党项人残留在了庆州境内,其中主要为野利、把
利和破丑三个氏族,有一位叫拓跋乞梅的党项首领也留在庆州,但我们既找
不到他与拓跋朝光有关的材料,也不知道他与吐蕃有多深的关系。这样一来,
就导致了党项部落的重新组合,党项人被公开分为日后可能成为对立面的两
个不同的分支,当时将这两支党项人分别称作平夏部(在夏州)和东山部(在
庆州)。①
虽然有些党项人还在继续与吐蕃勾结,但是其他的党项人已经成了吐蕃
掠取牛羊活动的目标。盐州,由于其地处夏州之西,并且直通唐朝朔方节度
使官府所在地灵州,所以多年来一直是吐蕃与唐朝反复争夺的地区。786 年,
吐蕃人入侵到了鄂尔多斯南部地区,并深入到了夏州,党项刺史拓跋乾晖(拓
跋朝光之子)放弃了夏州城,使夏州陷入吐蕃之手。虽然吐蕃在第二年就撤
离了夏州,但他们此后还在继续从事掠夺鄂尔多斯居民的活动。通过饲养牛
羊、贸易活动以及掠夺定居的边疆居民的活动,夏州以外的党项部落在人口
数量和物质财富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增长,但他们自己也因此被看作是天生的
强盗。在徒劳地想遏止唐朝官员的贿赂和渎职行为的同时,唐朝政府还不时


① '571'《新唐书》,卷 221 上,第 6217 页;'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 217—226 页。
① '5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 4 页。
 



地试图禁止与这些部落间的私人贸易,停止以汉地丝绸和武器交换鄂尔多斯
牛羊的违禁贸易活动。②
周期性的镇压和报复性的掠夺,形成 9 世纪党项与唐朝关系的一个鲜明
特点,而这种情况则是由于唐朝对其边缘地区控制能力的削弱而引起的。频
繁的事变表明,党项部落畜牧财富的增长引起了唐朝边疆官吏的贪欲,他们
或是利用不公平的市易规定来剥削党项部落,或是公然掠夺党项人的牲畜。
为了报复,党项人经常在吐蕃的帮助下侵掠夏—盐地区的唐朝边境州县。对
唐政权及其军队来说,家畜的牧养和马匹的供应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经
营家畜和供应马匹的活动转由党项人控制时,唐朝通往灵州的交通线便时时
面临着被阻断的危险。①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在 846—849 年之间,最早出现了南山党项
这个名称。南山党项是指居住在夏州西南、延安以北、横山附近山间谷地的
党项部落。他们的首领后来被确认为野利氏的首领。据记载,南山党项比平
夏党项更贫穷,也更好斗,他们是平夏党项的世仇。南山党项很可能是来自
庆州或盐州的流亡者,他们被夹在了两大势力之间,在他们的北面是党项平
夏部,南面是唐朝,党项与唐朝间相互争夺,都宣称对这片边境地区及其居
民具有统治权。②




































② '571'《新唐书》,卷 221 上,第 6217 页;'569'《唐会要》,卷 98,第 1757 页。
① '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 258 页。
②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 71—75 页。
 



唐朝的灭亡

通过 9 世纪后半期和 10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的长期发展,在内亚草原和中
国缓慢地形成了新的力量组合。840 年左右,当吐蕃与回鹘帝国同时崩溃之
后,在河西和鄂尔多斯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居无定所的抢劫集团。最后有一
股回鹘人在甘州定居下来,他们最初得到了本地吐蕃首领的庇护。一个新的
回鹘王国在甘州扎根,并在 10 世纪时逐渐将其势力扩展到了相邻的肃州和瓜
州的绿洲。
当河西汉人张议潮在沙州组建了效忠唐朝的军队之后,吐蕃人在河西的
影响进一步被削弱。大约 851 年前后,张议潮遣使入朝谢恩,号称归义军。
张议潮的地方政权一直存在到了 10 世纪,这时的归义军已经成了曹氏家族世
袭统治之下的、独立的河西汉人前哨基地。沙州政权与甘州回鹘之间不时发
生战争,但是在 10 世纪初年,为了保证由中亚通往内地的商路在大部分时间
里保持通畅,双方达成了临时的妥协。①
甘州回鹘也与吐蕃人占据支配地位的凉州政权保持着友好关系,沙州政
权则通过联姻与信奉佛教的于阗王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对于沙州和于阗政
权来说,吐蕃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尽管各自的利益有别,但是于阗、沙州、
甘州以及凉州诸政权间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通过河西到达塔里木盆地的
转输贸易,通过贸易他们各自都可获得大量的财富。党项影响的增长及其控
制转运贸易的野心,使他们的这些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虽然唐朝统治者
已无力统治河西,但是他们对河西马匹的需求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正相反,
唐朝统治者对于来自河西的马匹的依赖,在与党项的关系中占据着中心地
位。
在蒙古草原的回鹘汗国崩溃之前,前往唐朝的回鹘商人和使节往往都是
取道阴山,经阴山向南渡过黄河,通过鄂尔多斯到达夏州,然后再到唐朝都
城。党项人这时已经在与唐朝的马匹贸易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回鹘人选择
的这条道路穿越党项地区,从而对党项的地位构成了威胁。840 年以后,边
疆马匹贸易道路向西迁移,途经灵州,这样一来,党项与回鹘在河西贸易的
问题上又成了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居住在灵州路沿线的党项部落胁迫唐朝使
节,掠夺回鹘商队,然后将战利品卖给其他的部落。对于唐廷来说,灵州向
来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这里又是唐朝采购马匹的首选之地,所以党项掠
夺活动的后果,往往促使唐朝派遣军队来保证这条通道的安全。
9 世纪末年,唐朝统治集团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种形势使西夏党项的
野心大大膨胀。当 875 年黄巢起义爆发之后,唐朝北方与河西的联系就中断
了。早在 873 年,夏州资深的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就已经占领了宥州(静边以
东,在今陕西),并自称刺史。880 年末,当黄巢攻陷长安时,拓跋思恭率
领新集结的汉-党项羌军队帮助效忠唐朝的武装,将起义军赶出了长安。881
年,拓跋思恭因功被任命代理夏、绥、银节度使(他的前任已叛投起义者),
不久以后,就由代理转为正式节度使。882 年,拓跋思恭管辖的地区改名为
定难军,这一地区包括了夏、绥、银、宥四州之地。后来又包括了静边,到


① 关于 9、10 世纪甘州回鹘和河西的状况,见'172'J。 R。哈密顿:《中国史料中五代的回鹘》;'381'伊丽莎
白?平克斯:《前宋时期的甘州回鹘》;'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 355—362 页;森安
孝夫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评价,见'317'森安孝夫:《畏兀儿与敦煌》。
 



了五代时,静边就成了静州。①
此后,拓跋思恭在其对手沙陀突厥首领李克用的领导之下,继续支持唐
朝的统一活动。当黄巢在 883 年被击败之后,唐廷授予了这位党项将军几个
阶位更高的职衔,并赐予唐朝国姓李,封夏国公。
党项与沙陀最早相遇是在 847 年,当时吐蕃、党项与回鹘大肆劫掠河西,
唐廷在盐州发动了一场讨伐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沙陀首领朱邪赤心(后改
名李国昌)受命担任前锋。后来,朱邪赤心因在镇压庞勋起义的过程中起了
重要的作用,在 869 年接受了唐朝赏赐的国姓。在此后的 10 年里,他不断对
缘边地区的部落发动战争,从而巩固了自己在振武(位于夏州东北)的地位。
朱邪赤心至少在 878 年曾袭击过党项人。党项与沙陀相持的局面最后是由于
党项原来的盟友吐谷浑的介入而被打破的。到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时,沙陀
终于击溃了吐谷浑,将其统治权扩大到了整个山西北部地区。②
与此同时,拓跋氏在唐朝的庇护之下,小心翼翼地扩充在鄂尔多斯地区
的势力,以避免与沙陀之间的不必要的对抗,或者对李克用手下强大的沙陀
部人表示出不必要的恭顺。895 年左右,拓跋思恭去世了,他的弟弟拓跋思
谏继承了思恭的指挥权和其他的头衔。拓跋思恭的另外两个弟弟后来也担任
了节度使职务,但是第二个弟弟投降了西川节度使王建,而王建在 907 年建
立了前蜀政权。在多年苦心经营的基础上,拓跋思恭和他的追随者离开了鄂
尔多斯地区,返回了与党项故地相邻的地区。①


































① '571'《新唐书》,卷 221 上,第 6219 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 79—84 页。
①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 88 页。
 



五代时期的党项

在唐末争夺中国北方统治权的斗争中,朱温是一个强有力争夺者。907
年朱温后梁政权(907—923 年)的建立,正式宣告了唐朝的灭亡。李克用仍
然是山西北部的强大的独立政权的统治者,905 年,他与契丹结成联盟,这
样就使夏州直接与东方敌对的邻人对抗。客观形势迫使党项人必然与后梁乃
至一切与沙陀-契丹轴心相对立的势力结成联盟。
拓跋思谏死于 908 年,继承权落入了他的养子,拓跋思恭的孙子李彝昌
的手中。一年之后,李彝昌死于夏州军队发动的一次兵变,拓跋思恭家族大
权旁落,继承权转由以李仁福为首的旁枝掌握。李仁福是李彝昌的叔叔,早
先曾担任过夏州军队的普通将领,他是被那些与他地位相当的将领们推举出
来担任节度使的。此后不久,夏州成功地抵御了凤翔、河西节度使李茂贞和
李存勗联军的长达一个月的围攻,后来一支后梁的援军赶来解了围,李仁福
因此被授予很高的官阶。922 年,李仁福向洛阳输送了 500 匹马,此举可能
就是对后梁帮助他抗击沙陀的回报。李存勗是李克用的儿子,正是他创建了
后唐政权(923—937 年),后唐位于山西境内,是一个强大的独立政权。
在这一时期,辽朝的建立者阿保机发动战争,迫使居住在契丹西南边疆
地区的部落归附,这些部落中,也包括一部分党项部落。尽管有些党项部落
开始向辽廷称臣纳贡,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夏州节度使与辽朝间在这
时有了正式接触。李克用早年与阿保机建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 923 年。这
时,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已取代后梁,成为中国北部具有统治地位的政权。面
对契丹日益增长的威胁,党项首领李仁福不得已承认了新的后唐政权,以换
取后唐对自己地位的认可,并接受了后唐册封的更多封号,至 924 年,李仁
福“累官至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朔方王”。①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沙陀与党项的关系是非常诚挚的,但是沙陀人还是
怀疑李仁福与契丹之间在私下建立了秘密联盟,而怀疑的根据显然只是捕风
捉影的谣传。正因为如此,在 933 年李仁福去世时,后唐朝廷就转而试图要
由自己来直接统治夏州地区。李仁福的儿子李彝超原来继任了夏州定难军节
度使,后唐命令李彝超改任延州彰武军节度,而由原来担任彰武节度的粟特
人安从进取代李彝超,任定难军(夏州)节度使。正如后唐朝廷所虑,这样
一种调换必定会严重威胁到党项人的利益,从而引起激烈的反抗。李彝超上
言“缘三军百姓拥隔,未放赴任”。安从进在 5 万兵士的护送下赴任,兵士
们包围了壁垒森严的夏州城。党项人固守城池,并得到了附近的部落联盟的
支持,这些部落将邻近的农村抢夺殆尽,切断了围攻者的供给线。相持了三
个多月之后,后唐军队终于还是被迫撤退了。李彝超向洛阳后唐朝廷上书谢
罪,并正式被委任为定难军节度使。为了表示谢意,李彝超向后唐献马 50
匹。①夏州继续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
党项人的财富当然主要是来源于牲畜,而在北方出售马匹,尤其是党项
财富的重要来源。对后唐统治者而言,如何能够尽量缩减来往于洛阳的无穷
无尽的外来马匹贸易的巨额耗费,同时又保证军队马匹的充足供给,往往使


① '568'《旧五代史》,卷 132,第 1746—1749 页;'572'《新五代史》,卷 40,第 436—437 页;'356'冈崎
精郎:《党项古代史》,第 135—140 页。
①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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