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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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ｂａｉｓａ，汉语：牌子）以作为他们新地位的一种标志。
为了协调军事和行政管理工作，蒙古人借鉴金朝的先例，建立了一系列
行台中书省（译者注：应为行台尚书省）。这类机构原来是金朝政府的最高
行政管理机构尚书省的分支机构，最早于 １２ 世纪初组成，它们简称为行省，
主要建立于新征服的领土以及后来受到进攻威胁的边界地区。其负责官员，
也被称为“行省”，在他的管辖范围内被授予全权，而其管辖范围与金代正
式的路（下面分为数州）相当。
蒙古人迅速地采用了这种制度以适应其需要。１２１４ 年，建立了第一个行
省，其首领为蒙古将领三模合拔都。中都被攻陷后，１２１５ 年，契丹人石抹明
安被任命为燕京（中都）“行省”。１２１７ 年大规模战争重新爆发后，迎来了
汉人反叛的又一次浪潮，一些汉人首次被任命为“行省”。
像他们的金朝对手一样，蒙古人任命的“行省”在就职后也获得了处置
全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武将，既然被授予重要职务，在被任命之前就都
① 在准备这一节时，我主要参考的是＇391＇罗依果的精辟研究：《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
要仔细地筛选。虽然“行省”这一职务至少在表面上与蒙古习惯相异，但它
被有效地纳入了蒙古社会政治体系。①被任命这项职务的汉人或其他族人被授
予一种适当的军衔，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被任命担任护卫军中的职务。这
样，他们成为成吉思汗或他属下的国王木华黎的伴当（那可儿）。为了确保
他们的忠诚，这些官员的儿子们被留在各种怯薛中作人质。这样，一个汉式
行省，就其军政合一的权力、正式的军衔和与汗廷关系的程度而言，大体上
相当于千户（敏罕）或万户（土绵）的高级蒙古指挥官（那颜）。
由于蒙古统治体系中的忠诚纽带是高度个人化的，所以任何种类或重要
的官职通常均为世袭的。“行省”也是这样：儿子继承父亲，时间一长，行
省辖区即变成私人领地。从长远角度而言，这种“封建化”进程会带来蒙古
宫廷所不希望出现的后果。但在短期内，它是巩固对中国北部新征服地区统
治的有效方法。
站在统治中国的蒙古行政管理体系顶点上的是统帅木华黎。他无疑听命
于成吉思汗，但从总体而言，他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力。一位宋朝使臣赵珙曾
于 １２２１ 年访问过木华黎的营帐，他把他同中国的皇帝相比，虽然他知道木华
黎实际上并不是最高统治者。②当然，没有其他蒙古指挥官像“国王”那样，
被赋予如此多的权力和行动自由。
在长期与金朝作战的过程中，木华黎自然也渐渐熟悉了中国文化的一些
方面。据赵珙记载，“国王”的衣着和服饰是中原式的，他营帐中所采用的
宫廷礼节也同样如此。而另一方面，赵珙记载说，在木华黎的营帐中，妇女
地位很突出，她们可以自由地与男人喝酒和交谈。所有这些均证实了蒙古社
会习惯的影响与存在。①毫不奇怪，自 １３ 世纪前半叶发展起来的蒙古对中国
北部的统治制度，是由汉人、女真、契丹、畏兀儿和蒙古的行政管理方法与
社会习惯所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结合体，这是自汉朝灭亡以后，沿中国草原边
界所形成的混合政治的典型。
蒙古在中国北部的政策
蒙古对金的战争造成了普遍的破坏、杀戮和社会混乱。他们用蹂躏乡村
孤立大城市的手法，意味着城市和农村居民都要遭受严重伤亡和穷困。花剌
子模沙摩诃末的一位使臣，在 １２１５ 年中都投降后不久来到该城，在那里他遇
到了非常可怕的场面。他记载道，前金朝都城的周围地区，几天里的所到之
处都布满了死人的尸骨，而且，由于大量尸体没有被掩埋，瘟疫传播，造成
新的死亡，他的一些随行人员亦未能幸免。②由于 １２１７ 年后汉人官员大量进
入蒙古政府部门，特别是说服木华黎命令他的军队停止对生命与财产肆意破
坏以后，情况多少有了一些改善。不过，在整个 １３ 世纪 ２０ 年代，中国北部
仍然是一个动荡的战争舞台，平民人口的死亡数一直居高不下。
① ＇391＇罗依果：《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第 128—132 页。
② ＇598＇赵珙：《蒙鞑备录》5b；＇164＇E。海涅什、姚从吾编译：《与》，第 35 页（以
下简称海涅什编译本）。
① ＇598＇赵珙：《蒙鞑备录》，13a；＇164＇海涅什编译本，第 79 页。
② ＇312＇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扎尼：《纳昔儿史话》，第 335—336 页；＇313＇拉弗梯译本，第 2 卷，第 965
页。
那些在军队屠杀、瘟疫和饥饿中幸存下来的人和处于蒙古行政统治之下
的人都面临着许多新的磨难。蒙古人从他们立国之日起就总是苛刻剥削他们
的臣民。臣民的主要义务之一是提供附属部队以支持蒙古人的进一步扩张。
由于围城和封锁对蒙古人来说是新生事物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汉人军
队被迅速征集起来以完成这项任务。这些汉人军队中，有些是在他们的长官
率领下完整地投靠蒙古人，而其他则是由在新政权下保留原职的金朝官员从
平民中新征募来的。到 １２１３ 年，已有汉人军队被用来对金作战，他们被称为
汉军或黑军。这些军队在战争期间稳定地发展起来，到木华黎去世时，在数
量上已大大超过了蒙古军队。
除了军事征兵外，汉人还被迫为他们的君主提供各种各样的物品和劳
役。窝阔台时代之前，没有迹象表明，在蒙古国家包括中国北部在内的定居
地区存在着统一的赋税征收制度。虽然有关 １２１１—１２２７ 年期间金统治区内情
况的资料很少，但看来蒙古人的政策和其他战争频仍地区一样，只要需求增
加，他们就从臣民那儿征收他们需要的东西。这样，赋税征收只是一特定的
没有规范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了满足战争的应急需要而实行的一系列无止境
的极度征用与勒索。①通常，蒙古人按种类征收实物赋税，像谷物、布匹、坐
骑和武器（或者能制成武器的金属制品）等。在这一时代，所有国家义务—
—不管是兵役、劳役，还是各种赋税或金钱——都用 ａｌｂａ ｋｈｕｂｃｈｉｒｉ“差发”
一词概括。中国北部人口中，从这些各种各样的赋役中惟一能得到豁免的一
类人是宗教人士。１２１９ 年，禅宗和尚海云为他的佛教僧徒争得了一项免税许
可，１２２３ 年，蒙古宫廷又把这项特权授予道教长春派，后来，又授予其统治
区内其他主要宗教集团——回回、基督教徒等。②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当 １２１７ 年汉人在行政机构中影响增长后，中国北
方的严峻情况稍有缓解，并开始进行重新建立毁坏的设施、恢复农业和复兴
社会与教育事业的尝试。但这些努力只是局部性质的，从来没有得到蒙古统
治当局的积极支持。这种情况直到金朝最后灭亡与 １３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期和中
期耶律楚材改革时才得到重大改善。
征西夏与成吉思汗之死
当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时，他曾向党项人征兵，但由于党项人违背了
以前的誓约，所以要求没能实现。数年以后，党项人又有了另外的想法，为
了恢复与蒙古人的关系，他们派出军队帮助木华黎从金朝手中抢夺陕西的地
盘。但在 １２２３ 年年初，政策又发生逆转，西夏出人意料地撤回了这些军队，
这反映出西夏宫廷的严重分裂状态。一个属国的这样反复无常的行为既是一
种军事威胁，又是一种对蒙古人声望的挑战，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让党
项人作出解释并使他们永远保持协调一致。
为了试探西夏宫廷的态度，或者可能是促使其进一步分裂，成吉思汗于
１２２５ 年春提出一项建议，给党项人以和平的方式向蒙古国臣服一次最后的机
会：他们的君主嵬名德旺，必须立即给成吉思汗的宫帐送去一个儿子作人质，
① ＇653＇《元史》，卷 153，第 3609 页，记载刘敏于 1223 年被任命负责燕京（中都）地区的税收。这也许
表明一个更有序和熟练的征税体制在这时已被引进某些固定地区。但在 13 世纪 30 年代的财政改革之前，
总起来说，还没有证据表明一个中央控制下的统一有序的税赋征收计划在中国北方存在。
以担保他以后的忠诚。但是，西夏没有对这项建议给予答复，而且在 １２２５
年秋季，他们与金朝签订了和平条约，这就更加触怒了蒙古人。①战争于是不
可避免了。
与 １２０９ 年快速进攻中兴府的入侵不同，１２２６ 年的战役有着预定的目标，
即征服或摧毁西夏王国的西部地区以使其都城、宫廷与王国的其他地区隔
开。１２２６ 年春天，蒙古人由进攻党项人在戈壁西部的一个重要前哨基地哈剌
和卓——马可？波罗称为亦集乃，汉人称为黑水——开始了战争行动。不久，
那里的西夏要塞被突破，蒙古军队向南进入甘肃走廊，进攻肃州城和甘州城。
到夏末，这两座城池均被攻陷，肃州且被屠城。成吉思汗在位于附近群山脚
下山脉凉爽的大帐指挥了这两场战役，现在他重新组织军队，一部向西进攻
瓜州，其余的则向东进攻西凉。后者为西夏王国的主要城市之一，于 ７ 月不
战而克。随后，因获胜而士气旺盛的蒙古军队又受命越过黄河，向西夏的都
城中兴进发。１２２６ 年末，他们抵达并包围了都城南边的一个重要设防要塞灵
州。当西夏统治者感到威胁，并派出一支大军去解救这座被围困的城市时，
成吉思汗立即率增援部队渡过黄河并打垮了西夏援军。到 １２２７ 年初，中兴府
本身也陷入了重围，而且到夏末，它已陷入崩溃的边缘。
成吉思汗的军队包围中兴府后，他本人即沿渭河流域向南进军，并于
１２２７ 年春夏两季进攻金朝西部边界的据点。然而，在 ８ 月，这位蒙古首领病
倒，不久就去世了。显然，由于他在 １２２５ 年秋天所遭受的落马旧伤复发并引
起了并发症，导致了他的死亡。他死于六盘山南麓某处，死讯被暂时封锁。
为了实现他的临终遗愿，对西夏都城的围攻一直持续到 ９ 月城市被攻陷和劫
掠为止。
西夏王国灭亡后，成吉思汗的遗体立即被运回蒙古，葬于不儿罕？合勒
敦。军队被留下来巩固新取得的战果，但进一步的入侵行动则停止了。这因
为皇族及其主要顾问和将领们在去蒙古本土集合，以悼念他们领袖的去世，
并把汗国的诸项事务安排妥当。
① ＇301＇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第 283—308 页；＇373＇伯希和：《注释》，第 1 卷，
第 304—330 页；＇262＇克恰诺夫：《蒙古—西夏之战与西夏的灭亡》，第 46—61 页。
帝国的组织：窝阔台和贵由汗时期
成吉思汗遗产的分配和 １２２９ 年的忽邻勒台
成台思汗第一次面临继承问题是在 １２１９ 年入侵花剌子模前夜。他的幼妻
也遂指出了在即将发生的战役中他所面临的许多个人危险，在她的劝说下，
这位蒙古领袖决定立即解决这一紧要问题。在接下来发生的宫廷辩论中，一
场激烈的争吵很快就在两个主要候选人，他的两个较年长的儿子术赤与察合
台之间爆发。察合台为了实现他夺取汗位的愿望，公开对术赤的父亲血统表
示怀疑，他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哥哥是在孛儿帖被蔑儿乞人
俘虏一段时间后逃出来不久出生的。争吵随之发生，他们的父亲看出，很显
然他们的个人不睦是不可调和的，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继承汗位。为了避免一
个有争议的继承人，成吉思汗即而转向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这是一个折
衷的候选人。而对他的其他三个儿子来说这一解决方案证明是可以接受的，
他们都公开庄严地向他们的父亲发誓：他们将尊重这一决定，在窝阔台即位
时，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忠于和支持他。为了消除对这一点产生怀疑的任何可
能性，成吉思汗在他八年后临终前又重新肯定了窝阔台继承汗位的权利。①
作为消除他后代之间紧张与冲突关系的一项补充措施，成吉思汗在他去
世前的几年时间内，分配给他每一个儿子一份领地及属民。在理论上，他们
每人均要留在各自的领地内，但要承认成吉思汗所选择的继承人的最高权
力，积极与后者协力，进一步扩张帝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