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笔记-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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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答案，我又给他点了一支烟，并用请教的口吻问：“那么你认为什么是光呢？”
彭国梁贪婪地吸了一口烟说：“光就是体制，而体制就是上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因此光就是宗教，就是信仰，是最令人迷狂的政治象征。光是意识形态的神话叙述，更是乌托邦的华丽标志。我曾经是光的崇拜者、追随者，后来又成了光的受益者和制造者，现在是光的牺牲者。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在《我的罪行与反思》中说自己是受资产阶级拜金主义影响，放松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其实那都是扯淡，跟人家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际上是被强光扭曲的，强光太亮了，刺瞎了我的眼睛，我就是这么迷失方向的。我不仅被强光刺瞎了双眼，而且被强光烧化了灵魂。你们可能以为光线是伟大的，那是因为我们之间的位置不同，你如果站在我的位置上，你就会透过高贵的光线看到最卑鄙的尘土，而我却以为那尘上也是光的一部分，或者就是光线本身，其实那些尘土是隐藏在光线中的黑暗的碎片，我现在才明白强光不过是黑暗的伪装。”
我一直认为只有少数人能够洞悉光的复杂本性，而且这少数人必是灵魂经受过炼狱般洗礼的人，尽管我不认同彭国梁的观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的肉体虽然尚在，但是灵魂已经在地狱之中承受煎熬了。从我得知彭国梁被判处死刑的一刻起，我就在内心追问自己，严峻的刑法真的能制止腐败和犯罪吗？如果能，为什么朱元璋用扒皮抽筋的残酷手段，也不能制止官员们的横征暴敛？关于这一点，在落后的体制内是找不到答案的，落后的体制有可能将一些人、很多人变成老鼠，这大概是彭国梁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是体制牺牲品的根本原因。我没有想到一个将死的人对光会如此恐惧，难道这突然降临的东西真的是伪装的灾难吗？
“你是光的牺牲品，那么刘一鹤是什么？”我试探地问。文人小说下载
“懂得黑暗的人。这也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彭国梁由衷地说。
我弟弟早就告诉我，在官场上，彭国梁一直以为刘一鹤是他的政敌，两个人原来起点一样，但是刘一鹤却始终压彭国梁半拍，彭国梁一度有过“既生瑜何生亮”的抱怨，但是我没想到，此时此刻彭国梁谈到刘一鹤时，口气却是由衷的佩服。
我不解地问：“佩服他什么？”
彭国梁毫不避讳地说：“他早就懂得光在某种程度上是比黑暗更黑的物质，光不能被光照亮，离开黑暗光毫无意义，而我明白得太晚了，被判了死刑才懂得，但一切都晚了，只能到地狱里的永恒黑暗中回忆光的意义了。”
彭国梁似乎对黑暗有一种向往，我很想知道他对地狱的理解，便若有所思地问：“在你看来，地狱是什么？天堂又是什么？”
彭国梁将烟头往地上一扔，然后用戴着脚镣的脚将烟头踩灭，用轻蔑的口气说：“别以为这世间真有什么天堂和地狱，实话告诉你，都是乌托邦，不要担心我死后会下地狱，那都是骗人的鬼话，俗话说人死如灯灭，死就是死了，死就是寂灭。”说完他伸手又跟我要了一支烟。
我觉得彭国梁的绝望中有一种无奈，思忖着问：“有遗憾吗？”
他沉默了很久才痛苦地说：“我觉得留下我的性命，让我在监狱中忏悔自己的罪恶，用漫漫的岁月洗刷我的灵魂，为后来者鉴，难道这样做不比从肉体上消灭我，对于这个社会更有意义吗？在西方发达国家，你听说过由于贪污受贿被判死刑剥夺了生命的吗？用死刑震慑贪污受贿，不仅是缘木求鱼，而且一些人还会尝到请君入瓮的苦果。如果说遗憾，那就是我对不住你弟弟，你弟弟是委屈自己给我当秘书的……”
很显然，彭国梁对我弟弟有些忏悔，但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毁掉了我弟弟的政治生命。在官场上，领导与秘书之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人们习惯性的思维定式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旧体制下，强光会以彻底的照耀来宣告对肉体和灵魂的全方位占有，一旦被强光抛弃在阴影里，就等于被投入比黑暗更广阔的深渊。我弟弟注定要经受一次涅槃，不如此就不可能重生。理性主义，尤其是当下的实用主义已经把强光的经验当做了真理，却掩盖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光源恰恰是人性的黑暗。
“我弟弟已经辞职了。你出事以后，他的灵魂无时不经受炼狱般的折磨。如果他继续在官场上，只能重复以前的活法，这对他来说无异于混吃等死。不瞒你说，辞职是我的主意，我弟弟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一条路了。”
我的话让彭国梁有些内疚，他充满歉意地问：“我以为你弟弟跟我时间不长，不会受到太大的牵连，想不到……想没想好今后做啥？”
我掐灭手中的烟深沉地说：“我觉得这次磨难足以让他受用终生了，以我弟弟的才华，当作家将来的成就不会在我之下。”
彭国梁叹息道：“你弟弟天生是做政治家的料，可惜啦！不过当作家也好，用笔讲讲我的故事，也可以警示后人，这也算是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彭国梁说完，暗淡的目光有了些许光亮。我再一次为他点上一支烟，他贪婪地吸着，仿佛吸掉的不是烟，而是幻想着通过一支烟的微暗之火与黑暗结盟。他已经深知，黑，才是存在的本色。只可惜，他明白得太晚了。
43。我是东州市市长刘一鹤
当我看完黄小光在《清江日报》上的报告文学《与彭国梁的灵魂对话》后，胸口像压了一块巨石一样喘不过气来，这块巨石不是别的，正是西西弗千辛万苦推上山顶后刚刚滚落下来的那块巨石。这块巨石犹如腐败本身，所有对腐败深恶痛绝的人都是西西弗，那么谁是众神？毫无疑问，是落后的体制。真正的反腐败并不可能不触犯旧体制，这无异于西西弗触犯了众神。齐秀英就是众多的西西弗中的一个，我也是其中之一。总要有人做西西弗，不停地将那块巨石推向山顶，尽管它无数次地滚落下来，但是，要坚持，我们也会像西西弗一样，在孤独、痛苦、荒诞、绝望的生命过程中发现新的意义——巨石在西西弗的推动下散发出一种动感庞然的美妙，西西弗与巨石的较量所碰撞出来的力量，像舞蹈一样优美。西西弗沉醉在这种幸福之中，以至于再也感觉不到苦难了，当巨石不再成为西西弗心中的苦难之时，巨石将永远不再从山顶滚落下来。于是西西弗变得比巨石还要坚硬，他发现征服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他的心灵。这就是西西弗的神话，也将是反腐败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中，彭国梁的灵魂不再惧怕强光，他将看到山脚下回望巨石的西西弗坚定的目光。
这是我读完了黄小光的文章后内心涌出的感慨，彭国梁东窗事发后，有人怀疑此案会牵涉到东州市政府班子，甚至会牵涉到我本人，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毫无疑问，彭国梁腐败案极大地震惊、激怒了东州人民，伤害了群众对公务员队伍的信任之心，舆论的矛头指向我本人完全可以理解，作为市政府班子的“领头羊”，仅仅做到自己清清白白是不够的，必须做到班子成员一个都不倒下。当然，要做到“工作要上去，干部不倒下”，我这个做班长的必须胸怀坦荡，学会宽容大度。反思彭国梁的腐败历程，与我本人的不宽容、不大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我们俩一起当副市长那天起，就开始勾心斗角，如果当初我对他宽容一些、大度一些，多谈心、多沟通、多提醒、多帮助，国梁也不至于越走越远。特别是我就任东州市市长以后，明明发现了彭国梁等人腐败的苗头，却没有及时制止，甚至潜意识中还有点幸灾乐祸，以至于彭国梁滑进腐败的深渊。
在黄小光的报告文学中，彭国梁说我是懂得黑暗的人，我何止是懂得黑暗的人，简直就是阴暗之人。在彭国梁滑向腐败的过程中，我不仅见死不救，甚至得知赵忠跟踪彭国梁、温华坚、陈实到澳门赌博之事，既没有加以制止，也没有加以批评，明明知道彭国梁等人在玩火，却还在火上浇油，这种阴暗之心想一想都后怕。
如今受彭国梁一案影响，东州的公务员队伍似乎患上了“反腐败后遗症”，一些部门出现了“脸好看了，门好进了，事却不愿意办了”的“不作为”现象，工作效率明显下降。分析“反腐败后遗症”产生的原因，一些公务员将“搞腐败”与“干工作”混为一谈。以为常在河边走不可能不湿鞋，即便鞋不湿，鞋底也是湿的，以为要想把工作干好，就难免干一些湿鞋的事。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其思想深处折射的是一些公务员的公仆意识淡薄，群众感情淡化，只关心自己的“官位”进退，不关心百姓的冷暖安危；只对个人的得失负责，不对人民的利益负责。将“勤政、善政”与“廉政”割裂、对立起来，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维窠臼。这也是彭国梁一案给东州带来的阴影，要想走出这个阴影，必须正本清源。
正因为如此，省委召开了全省党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会后齐秀英请我到她办公室坐坐，说是要送我一件纪念品。一进她办公室，她就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本黑皮的笔记本，意味深长地递给我说：“留作纪念吧，放在身边可以警钟长鸣。”
我接过笔记本翻了翻，竟然是彭国梁指使胡占发以我的口气和笔迹杜撰的《公务员笔记》的副本。这原本是胡占发用以遥控彭国梁的，这是权力对人的灵魂异化的最好佐证。
我将笔记本放进公文包，颇为感慨地说：“秀英同志，谢谢你对我这份良苦用心啊，在自然生态环境治理上，我们常犯的错误是先污染后清理，常常是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政治生态环境治理上，如果我们也犯先腐败后治理的错误，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啊！反腐败从来就不是一个毁灭腐败者的过程，而是创立灵活清廉体制的过程，为此，我们应该变反腐败为防腐败，建立事先为每位公务员都注射疫苗的体制、机制。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出现彭国梁这样惨痛的教训啊！否则，任何急风暴雨似的清洗腐败过程，其结局只能是刮地三尺的旧官员谢幕，敲骨吸髓的新权贵登台啊！”
齐秀英听了我的话，沉思片刻说：“彭国梁一案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教训的确很多，你所说的变反腐败为防腐蚊，我理解就是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但是反腐败不是用笤帚打扫房间，也不同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整治，任何激进的反腐败革命最终收获的可能是革了受损肌体的命；而任何渐进的反腐败改革，则又蕴涵着深深的危险。其实我也想通了，无论反腐败的代价有多大，这都是一场只许胜不许败的硬仗。为此，我早就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不为别的，就为给老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齐秀英的话虽然令人鼓舞，但也让人惆怅，我泼冷水地说：“打鬼要借助钟馗呀，钟馗是什么？还是制度，古训讲，‘八百里内不做官’，这就是制度，你从K省交流到清江省就印证了这一古训。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大坏蛋，平心而论，彭国梁为东州的改革开放的确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今天腐败了，并因此受到了严惩，以至于丢了性命。我们在警示教育中常常将责任推到他个人身上，说什么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没有在思想上筑起一道拒腐防变的防线，这是不负责任的，更是在推脱责任。我开诚布公地说，这是在为僵化的体制狡辩，是没有勇气制度创新的表现，如果有好的制度，彭国梁不至于滑入腐败的深渊。但是在我们的队伍中，很多人似乎并来意以到这一点，有的人不腐败，但也不作为，患上了‘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短视，做维持会长；更有甚者，认为腐败是僵化体制的润滑剂，没有腐败作为润滑剂，任何市场化改革都将在旧体制的壁垒中窑息，于是便纵容腐败、放任腐败，大搞‘掌勺者私分大锅饭’，还美其名曰腐败君临可以避免旧大厦的突然崩塌。照镜子的人总不能因为自己丑陋，就拒绝照镜子，甚至打碎镜子吧。”
齐秀英听了我的话，眉头紧锁地说：“一鹤同志，你的话让我想起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的一段话：‘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不是错。’简直是一针见血。我一直认为，拥有足够自我批判的勇气和力量，是探查民族国家是否自信、是否真正强大的重要尺度。眼下我们的处境正如美国电影《终结者》：在所有邪恶的机器人被邪恶尚未发作的最后一个机器人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