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笔记-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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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领导见我对全省的尿疗形势了如指掌，便欣慰地说：“我退下来后，身体还好，还有点余热，总要做点对人民有益的事啊。恒达，你小子很长时间没来看我了，突然来看我老头子，是不是有所图谋啊？彭国梁的案子闹得沸沸扬扬的，不会对你没有影响，说吧，有什么打算？”
老领导就是老领导，官场中人的那点心思早就看透了，我在老领导面前不敢耍小聪明，便一五一十地说了自己的想法，老领导二话没说，抄起电话就给制一鹤打，想不到我煞费苦心、梦寐以求的事，老领导跟刘一鹤通了个电话就搞定了，早知道如此何苦要等到彭国梁东窗事发呢？但转念一想，也不对，如果不是彭国梁东窗事发，老领导也未必这么爽快地答应我，这其实是在助我脱困，不愿意让我再搅和在彭国梁这潭浑水中。因为这也影响老领导的名誉。
我想借机探听老领导对彭国梁一案的看法，便向老领导汇报了见张佩务的情况，没想到老领导气冲冲地说：“自作孽不可活啊，想不到这个彭国梁为了活命，连我老头子也敢诬陷，看来，我们选人用人的机制确实有问题呀！”
听了老领导的话我暗自吃惊，也暗自庆幸，多亏没听张佩芬的话，劝老领导为彭国梁出面说话，否则办公厅副主任的位置说不定要泡汤。谁不知道综合一处处长盯着这个位置已经很久了，多亏我能及时地预料到风向的变化，在官场上只有善于预测天气的人，才能扬起远航的风帆啊！我又听老领导发泄了一番对彭国梁的怨恨，并适时地同仇敌忾一番后，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老领导。
走出安乐窝的院子，我感觉今晚的月亮又圆又大，犹如刚洗过澡的少妇白花花的屁股。自从彭国梁东窗事发以来，我的心情压抑极了，总觉得自己是天底下运气最差的人。此时此刻，我仰望着宛如少妇白花花的屁股的月亮，心情就像刚从少妇被窝里发泄完一样畅快。
彭国梁一案给我的经验教训太多了，一个人一旦选择了从政，就必须抑制所有的欲望，当然野心除外，因为一个从政的人如果连野心都抑制了，恐怕跟法布尔笔下膜翅目的一种土居的黄蜂捕获的俘虏差不多了。这种黄蜂为了喂养自己的幼虫，可以用尾刺娴熟地、巧妙地扎进捕获到的象鼻虫和蜘蛛的中枢神经，使俘虏失去肢体活动能力，却又不影响到其他的生命功能，然后它们把瘫痪的昆虫放到它们所产的虫卵旁边，好让幼虫一经孵化出壳就能吃到既无力抵抗也无法逃遁、只有乖乖听凭摆布、决无危害又不变味的活食。这个情节虽然出自法布尔的《昆虫记》，我却是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看到的，小说是为了描述一个叫弗朗索瓦丝的女佣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进而达到让其他女佣人无法长期待下去的目的，采用了一套巧妙而残忍的诡计。这套诡计与法布尔笔下的黄蜂对付猎物的方法极其相似。我觉得官场上的大部分都像黄蜂尾刺下的猎物，我决不能做这样的“活食”，我必须设法让自己的屁股长出尾刺来，否则，我真怕自己忘记时间、忘记过去和将来，同时也忘记了人生的职责和使命。
很快市委组织部考核了，同时考核的还有李玉民，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彭国梁突然从东州市看守所转移到了昌山市看守所，这对彭国梁来说不是个好兆头，这说明专案组要掐断彭国梁在外界的关系网。有两次我发现张佩芬的专车开进市政府大院接走了许智泰，我心里就好笑，张佩芬真把许智泰当救世主了，从这一点来说，张佩芬也有点黔驴技穷了。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宋道明告诉我，市委组织部对我的考核结果基本满意，唯一不理想的就是考核小组找许智泰谈话时，许智泰一句好话也没说，还给我拼凑了一堆罪过，其中有两条是致命的，明显想将提拔我的事搅黄，一是说我没有宗旨意识，下基层时大吃大喝，对群众的疾苦漠然；二是说信念不坚定，经常在处内闲谈时对共产主义能否实现提出质疑。这两条虚无缥缈的罪过一听就是谎言，但却居心叵测。我的确没想到许智泰还有这份心机，我还真有点小瞧他了，扪心白问，自从我任综合二处处长以来，从我身上得到好处最多的就是他，我几乎将出国的机会全部让给了他，想不到这家伙不仅不领情，关键时刻还恩将仇报，简直是小人一个。按正常逻辑未说，我腾出处长的位置，他就多了一份机会，他应该极力说好话促成我的升迁，然后他好谋求处长的位置，想不到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我仔细分析许智泰的心态，觉得这家伙已经看透了大势，即使我腾出位置，也不可能提拔他，换一个新主儿压在他头上，还不如维持现状呢，再加上嫉妒，许智泰就本能地当上了跳梁小丑。之所以说他是跳梁小丑，是因为许智泰从来不懂得顺势而为，他也不想一想刘市长提拔我，你许智泰进几句谗言就能挡得住？简直就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其结果是什么作用也起不到，还得罪了我这个即将上升的主管副主任，偷鸡不成蚀把米，何苦呢？这就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父亲经常讲，“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从赵忠到我，许智泰都做出了成人之恶之事，这说明他是个天生做小人的料。
果不其然，许智泰投错了机，押错了宝，一分可怜的虔诚和义气用错了地方，他还真以为凭他自己利用林永清与齐秀英搭上的那点可怜的关系，能救彭国梁于水火呢，跟着张佩芬为彭国梁翻案上蹿下跳，结果彭国梁没有被“跑”出来，却和张佩芬一起把自己给“跑”了进去，也害了见利忘义的老实人林永清。
许智泰被“双规”后，市政府办公厅一片哗然，人们私下里以为我和黄小明是彭国梁的左右手，现在黄小明倒霉了，许智泰又被“双规”了，我却不仅没有倒霉，反而受到了提拔，许多人不理解，好像综合二处若有人被“双规”，就应该是我似的。好在许智泰被“双规”成为议论的焦点之际，我的任命下来了，市委组织部长找我谈话以后，我正式走马上任。
上任第一天，公务班刚收拾完我的办公室，我正在欣赏老领导手书赠我的条幅“为官云中雾，做人当自清”，内线电话就响了，我赶紧接听，是肖福仁打来的，他说省纪委的邓宏昌和尚小琼约黄小明到办公室取彭国梁的护照，让我接待一下。我放下电话心想这个肖福仁，我刚上任他就和我斗心眼，邓宏昌和肖福仁在省委党校是同班同学，于公于私他都应该出面见见，谎称自己在外面开会，一竿子把我支过去，显然是耍滑头，知道的是我接待专案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一上任专案组就找我谈话呢。谁让我刚上任又是副手，只好硬着头皮去。
走出办公室，离着很远，我就看见邓宏昌、尚小琼陪着黄小明站在彭国梁办公室门前，彭国梁案发后，专案组找我谈过几次，再加上我给彭国梁送了几次换洗的衣服，因此已经认识了邓宏昌和尚小琼，我快步走上去，和两个人打了招呼，又拍了拍黄小明的肩膀，黄小明显然已经知道我升办公厅副主任了，用一副揶揄的口吻说：“恭軎你呀，杨主任，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纤夫梦。”黄小明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讽刺我终于可以从彭国梁这艘贼船上跳下来，加入到刘一鹤的纤夫行列，因为刘一鹤一向自称自己是到东州当纤夫的；二是讽刺我逆流而上，追随彭国梁的人都倒霉了，只有我杨恒达独自升迁，这分明是质疑我，是不是卖主求的荣！
当着邓宏昌和尚小琼的面，我不能和黄小明计较，只是自我解嘲地说：“小明，刘市长常说，他是到东州当纤夫的，他要与东州人民一起拉动东州这艘‘巨轮’平稳前行，连刘市长都胸怀纤夫梦，我杨恒达能加入纤夫行列也算是三生有幸啊！”
黄小明反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哈哈笑道：“杨主任，你还能升！”说完他从皮包内掏出一个牛皮信封递给我说：“杨主任，本来我想将我的辞职报告交给肖上任的，既然肖主任出去开会了，那就交给你这位主管主任吧。”
黄小明也太狂了，彭国梁的案子还未了结，当着专案组组长的面，你黄小明就敢递辞职报告，真把自己当“荷花”了，于是我用小人之心说了句不太仗义的话：“小明，案子还未了，你现在辞职不太合适吧？”
没想到邓宏昌在旁边插了一句：“案子虽然未了，但是黄小明与这个案子已经关系不大了，不过，小明，辞职的事还是要谨慎，丢掉这么好的工作是不是太可惜了！”
尚小琼一旁溜缝儿地说：“是啊，真要是辞了职，你靠什么生活呀？”
黄小明淡然一笑说：“法国诗人兰波有句诗叫‘生活在别处’，在我看来‘理想也在别处’，还是李白说得好，‘天生我材必有用’，如今想当‘纤夫’的人太多，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想不到“时隔三日”，黄小明身上竟然多多些穷酸气，我懒得和他计较，对于黄小明来说，生活只能到别处去重新寻找了，但是对我来说，生活就在此处，生活就在脚下，当然也包括理想。
送走邓宏昌、尚小琼和黄小明，我一个人走进电梯，情不自禁地想起卢梭往《忏悔录》中说的一句活：“在我自动坦白的这座黑暗而充满污泥的迷宫里，我总算走完了最初的、最困难的一步了。”只是我不是以“自动坦白”的方式，而是以马基雅维利的方式，这就是政治家的方式。这种方式被普鲁斯特笔下的勒格朗抖总结为，一个人一生中只能容忍一种光明，那就是在月白风清的夜晚以幽暗提炼出来的光明，这是一种具有政治品格的光明，也是我终生追求的和向往的光明，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正淋浴在这种光明之中。
45。专车如是说
不是我自吹，每个公务员都梦寐以求地想拥有我，为什么。因为只有拥有了我，才能证明他们熬出头了，我是身份的符号、地位的象征，要么怎么叫专车呢！
我们常常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古代中国也应该算是一个车辆发达的国度，周游列国的孔夫子坐的是马车，军人打仗坐的是战车，直到魏晋南北朝，车辆一直是达官贵人的主要代步工具。尽管如此，马车、牛车、驴车、骡车都不是我的祖先，当然这些车里也有与我重名的，那就是骡车。骡车是从清乾隆年间兴起而后盛行的。在此之前人们习惯乘马车、驴车，那时马车是太监乘坐的，老百姓是很少坐这种车，官员大臣们、有钱有势的人讲排场才能坐驴车。乾隆年间，市场繁荣，因骡子拉车有劲，被广泛用于商、民之中，马车、驴车越来越少，而骡车却越来越多。当时的骡车比较高大，是一种篷车，装饰也比驴、马车讲究。一般使用榆木、柳木、桦本制造，高级的骡车要使红木。普通的骡车车底下铺木扳，上面儿放毡和棉垫，专供人坐的高级的骡车是密棕或细藤绷底，铺厚垫子，置绒套。车篷为花格木架，顶部用竹笺编成篷状，糊上布或棉纸，使桐油里外浸透，防雨露渗漏。车篷外罩围子，前帘子两侧开窗，夏蒙纱冬镶玻璃，外形似轿，老大姓称之为“轿车”。
不过大家千万别误会，这种轿车不是我的祖先，我的祖先可是大名鼎鼎的“轿子”。官员出行坐轿子早在唐朝就开始了。宋朝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对轿子的等级有严格的规定，轿子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宋朝，非官不得乘暖轿；在明朝，三品以上文官特许乘坐四人抬的轿子；在清朝，凡是三品以上的京官，在京城乘“四人抬”，出京城乘“八人抬”，外省督抚乘“八人抬”，督抚部属乘“四人抬”；一品以上的钦差大臣，乘“八人抬”等等。皇室贵戚所乘的轿子，则有多到十多人乃至三十人抬的。一个人的身份重不重要，地位是否显赫，看看抬轿子的人数就知道了。
当然时代不同了，轿子已经演化为轿车，连小孩子都知道“坐奥迪的是大官，坐奔驰的是大款”，抬轿子的人数也俨然转化成了汽车的排气量，而允许配车的最低级别是县处级，这就像极了古代坐轿子的规矩，坐轿子可以鸣锣开道，坐专车级别低的可以警笛恐吓，级别高的可以警车开道。那么我的祖先是怎么从轿子华丽转身为轿车的呢？这还得从慈禧老佛爷拜寿讲起。
相传，早在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庆祝六十七岁生日，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为讨好老佛爷欢心，特意花一万两白银从德国弄了一辆老式大奔做寿礼，老佛爷虽然享尽了荣华富贵，却从未见过这洋玩意儿，只见这洋玩意儿为两轴四轮敞开式，在车厢上方撑有一顶由四根立柱支起的车篷，四周缀有黄色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