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笔记-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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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这是我平生喝得最痛快的一次酒，真是他妈的上下通透，这顿酒我们是中午开喝的，结果一直喝到了黄昏。我们离开小酒馆时，太阳红得像是天空被谁捅了一刀似的，漫天的玫瑰红像是红窟窿里汩汩涌出的鲜血，点点滴滴地落在黑水河里，我打车路过黑水河时发现黑水河的水更黑了。

回到家时，头有些发昏，尽管喝多了，但是我仍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我踉踉跄跄地走到饮水机前，给自己倒了一杯冰水，一口气喝下去，冰冷的水像是一把利剑刺到了我的胃里，别看我头发昏了，但是心里透亮着呢！想起黄小明谈到的“朕文化”，回来的路上我便有了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应该改为“朕主义”更妥。为了证明我的正确，我走到书柜前，想找一本《中国历史》加以佐证，还是酒喝多了，竟然随手拿了一本鲁迅的书翻了起来，想不到歪打正着，竟看到了一句鞭辟入里的话，说的是一针见血。鲁迅说，对中国老百姓而言，中国历史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分明是佐证我的“朕主义”。

很显然，历史是由一个个现实组成的，而不是由一个个理想组成的。没有人认为一粒沙子具有世界意义，也没有人认为一只蚂蚁具有生命意义，但是没有意义正是它¨wén　rén　shū　wū¨们最具价值的意义，没有意义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但是人毕竟不是沙子和蚂蚁，别指望靠“朕”制服人们心中沉睡的兽性，这只沉睡的猛兽只忠诚于不朽，而不是腐烂发臭的“朕”，要知道千百年来，使人类凌驾于动物之上的不是散发着腐臭气味的“朕”，而是思想，只有思想才是人类最崇高的驯兽师。不要让历史变成牢笼，人类终归不是生活在历史之中，人类只生活在生命之中，而生命是属于大自然的，从来而且永远也不会属于腐臭的“朕”的。

想到这儿，我似乎有些酒醒了，我走到凉台前打开窗户，邻居家养的一只公鸡叫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这只公鸡一到黄昏时分就打鸣，都说一唱雄鸡天下白，我们家楼下邻居家养的鸡却一唱雄鸡天下黑。很长时间我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此时此刻，我猛然明白了，因为这只鸡从买来那天起就一直关在笼子里，根本没在大自然中生活过，哪儿知道什么是黎明，什么是黄昏，早就颠倒黑白了。

我们四个人酝酿了两天，终于将致厅领导的一封信递给了肖福仁，信当然是我牵头送上去的，没想到信一递出，就在办公厅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种舆论都有，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主流舆论站在了我们一边，看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在紧张、兴奋、不安、惶恐、期待、希望等复杂的情绪中度过了一个星期，终于在赵忠回国的前一天，肖福仁在人事处处长的陪同下亲自找我和黄小明、欧贝贝、朱大伟谈话，谈话是分别进行的，令肖福仁吃惊的是我们四个人竟然群情激奋、众口一词地直指赵忠的跋扈与专横。

第二天赵忠一上班就给我们显摆他在国外照的照片，他刚把照片摊在我的办公桌上，内线电话就响了，他接完电话就出去了。我判断这个电话非同寻常，结果赵忠这一出去就是两个小时。回来后，脸色像茄子皮一样难看。

赵忠气哼哼地坐在椅子上，一连抽了两根烟，然后黑着脸皮说：“正好大家都在，咱们开个处务会吧。这可能是我给你们开的最后一次处务会了，你们用不着紧张，我并不想兴师问罪，因为我已经没这个资格了。我只想给大家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出自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一》。有一天，酒纠宣觞政，约各言所畏。席间有闻其声而不见其形的一位老狐，自然也得循例回答。当问到老狐怕什么时，老狐说，我怕孤。引得众人哄堂大笑，问他，人见了狐狸害怕可以理解，狐狸是你的同类，你怕什么？老狐笑着说，天下唯同类可畏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职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鸡鹜；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凡反间内应，亦必以同类，非其同类，不能投其好而入，伺其隙而抵也。由是以思，狐安得不畏狐乎？连狐狸都害怕同类，人当然就更得害怕同类了，稍有不慎，就要遭人暗算啊！许智泰，咱们在一起工作五年了，平时你装得像老黄牛似的，我还真有点忘了你是我的同类，你以为赶走我一个赵忠，综合二处就是你的了？别做梦了，告诉你，走了一个赵忠，还会来王忠、李忠、周忠。你也是老公务员了，难道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也难怪，你当了十年副处长确实怪可怜的，这样吧，临走前我告诉你几句箴言：你知道官场为什么叫宦海吗？就是想当官的人太多了，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望洋兴叹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登船的方法。咱们共事五年了，你也当了十年副处长了，我还真不忍心看着你望洋兴叹。记住许智泰，你要想在综合二处搞民主，要先明白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主民，你是民我是主，哪个主也不会喜欢暴民的，什么时候你从心里喜欢顺，愿意顺了，你就扒着船帮了，逆是人性，顺是官性，人性如果不升华到官性，你就得永远是只蚂蚁！”

赵忠的话让我血往上涌。我正想酝酿几句振聋发聩的话予以回击时，赵忠猛然站起来，摔门而去。我们四个人呆呆地坐在座位上，谁也没有动。黄小明在翻着一本什么书，欧贝贝在看时装杂志，朱大伟在翻报纸，表面上好像只是一次普通的处务会，但是我知道每个人都从赵忠的话中听明白了结果，这次革命虽然革掉了一个赵忠，但是综合二处什么都不会变，所以大家没有一点胜利的感觉，反倒像是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我的心里更是空落落的。

过了一会儿，欧贝贝晃着屁股出去了，我望着她柔美的屁股，觉得权力犹如美女的屁股，无论多么白花花的诱人，拉出来的也都是屎，令我不解的是所有的人都将那鲜黄的屎当作金条。紧接着朱大伟也跟了出去，只剩下我和黄小明。

我沮丧地说：“小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黄小明沉默片刻，站起身说：“许处长，我只想把泰戈尔的一首诗送给你，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说着黄小明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然后摇了摇头也出去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他妈的，好像这次“政变”是我一个人干出来的似的，我望了一眼赵忠的位子，心想，果真我坐到了处长的位子上会与赵忠不同吗？追逐权力的人哪个能跳出自己的心狱？对于权力，得之窃喜，失之弥痛，扪心自问，我也不过如此。鲁迅说，“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试问从古到今运交华盖者有几个人碰头了？想到这儿，我还真对赵忠多了几分同情，因为我一直用副处长的眼光看待处长的位置，却从未设身处地地以处长的眼光俯视全处。如果我是处长，我会是个民主的处长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是处长实施主民是最舒坦的，因为实施主民才能保证我的利益最大化，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正如许多人以正人君子的口气大骂腐败之祸害，其实不过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一样，真要是把权力交给他们，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说一千道一万，所有的诉求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怪不得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原来权力的本质和真理的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利益。这倒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权力和真理犹如一对情人，权力是雄性的，真理是雌性的，两者一交媾，便产生了政治。政治既然是个私生子，当然最害怕的是真实。为了掩盖真实，只能借助于谎言。这就是存在。要想看清真相，只能从存在中分化出来，进入异化的世界，才能认识到存在的根源，但是异化的世界在哪里？

接下来，综合二处还真进入了民主的世界，因为办公厅后勤新成立了一个服务中心，赵忠调去当书记去了，一时间我成了“代理”处长。我胸有成竹地想在“代理”期间干点实事，但是干什么实事却又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每天都不明白自己在忙些什么、做些什么，只觉得自己精神出了问题，盼着能向谁汇报一下工作，至于向谁汇报，汇报什么都无所谓，反正“代理”处长不能没有领导，我知道我病了，我当副处长已经当了十年，已经成了习惯，成了生活的方式，如今仅仅靠“代理”两个字改掉我的习惯，改掉我的生活方式，太难了，我甚至开始留恋赵忠当处长、我当副处长的日子，最起码知道向谁汇报工作。“代理”处长的位置没给我带来任何新鲜感，倒好似一件旧衣服箍在身上，很不舒服。

当然，我还是很快找到了感觉，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上边没有人照顾你，下边就不会有人追随你，孤家寡人一个，既成不了气候，也就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怎么办？我的经验是，要想远航就必须登船，哪怕是贼船也要赌一把，否则，只能永远在岸上徘徊。人生苦短，我不能再徘徊了，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是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大的，母亲对我只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希望我像男人一样扬帆远航。

然而，我让母亲失望了，别说远航了，自从从《清江日报》调入市政府办公厅，我就窝在了综合二处，我觉得我就像我家邻居养在笼子里的公鸡。最近我发现那只公鸡不只是在黄昏打鸣了，而是随时打，特别是白天几乎要叫一天，有时大半夜也引吭高鸣一声。我一直不明白这只鸡为什么乱叫一通，是不是精神紊乱了，自从我当上“代理”处长后才明白，这只关在笼子里的鸡不是在叫，而是在求助，在呐喊“救救我！放我出去，我要自由！”眼下的综合二处，对于我而言与那只装鸡的笼子何异，我的处境与那只鸡何异？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命运对我不公。

在大学时代我就向往自由，考大学前我最想研究的专业是“自由”专业，结果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没有这个专业，不研究“自由”，人类怎么可能弄清亚当的第一种自由与第二种自由的区别？《约翰福音》中指出：“认识真理吧，真理会让你们自由。”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特别是从政之后，我才渐渐明白福音书上的话，其本义是：“认识权力吧，权力会让你们自由。”权力不仅给了人们自由，而且是一种选择善的自由，是一种理性的自由。但这不是自由的奥秘，自由的本性是非理性的，因为任何理性都是强制与压迫。是要理性，还是要非理性，这是个问题。是要幸福，还是要自由，这是问题中的问题。我已经没有时间为这些问题苦恼了，因为我有本能，我有欲望，我不能为了该死的自由抛弃本能和欲望，因为本能和欲望是我幸福的基础，为了幸福我愿意做自己和周围世界的奴隶。既然大家都不想知道高于人的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冒险？不，谁不知道出头的椽子先烂，谁不知道枪打出头鸟？这次综合二处的“政变”我就成了出头的椽子，虽然还没有烂，但是有烂的危险，怎么办？我绝不能让椽子烂了。我要让这椽子成为我登船的木筏。

眼下有可能登上的船只有一条，那就是彭国梁。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像赵忠有幸登上刘一鹤那条大船那样登上彭国梁的大船，但是我预感到自己可能不是彭国梁要找的船员。我知道即使赵忠离开了综合二处，去了服务中心，后来又辞职下了海，并未追随刘一鹤去省里，但赵忠仍然在刘一鹤的大船上，而且很可能在船上的位子比以前更重要了。我多么希望成为彭国梁这艘大船上的得力水手，但我清楚我可能不是彭国梁心目中的理想水手。然而作为一名水手生来就应该到海上去漂泊，哪怕死在风暴里，也比在岸上望洋兴叹强。当然强行登船是登不上去的，我煞费苦心地向彭国梁展示我的航海本领，期待彭国梁能给我一个机会。

但是，一切都回到了原点。彭国梁常务副市长上任一个月，就亲自选任了综合二处新处长，我的“代理”两个字又换成了“副”字。新任处长叫杨恒达，是给老领导当了五年秘书的人，看上去虽然其貌不扬，人也随和，但是老领导是什么人？那是东州市乃至清江省的主心骨，给这样的政治家当了五年秘书，武功了得。

果然，杨恒达上任不久，我就发现综合二处进入了“后朕时代”。自从与黄小明探讨了“朕文化”以后，我就把综合二处发展史划分了三个时代：“前朕时代”，即肖福仁当处长的时代；“朕时代”，即赵忠当处长的时代；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