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乳肥臀 莫言-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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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头匠提着一个小木箱,畏畏缩缩地进了死刑犯囚房。他毛手毛脚地刮光了司马库的头发,然后刮他的胡须。刚刮了一半就在他腮上拉出了一个血口子。司马库吼叫一声,吓得剃头匠跳到门外,站在持枪的两个看守后边。
“这个家伙的头发比猪鬃还要硬,”剃头匠把崩裂了刃口的剃刀举到看守们面前,说,“刀子都崩了。他的胡子更硬,像钢丝刷子。这家伙还一个劲儿地往胡子根上运气。”
剃头匠收拾起家什就要走。司马库骂道:“狗日的,这算怎么回事?你让我带着半边毛胡子去见我的乡亲?”
“死囚犯,”剃头匠骂道,“你那胡子已经够硬了,可你还往上运气。”
司马库哭笑不得地说:“孙子,不会凫水埋怨鸟挂水草,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运气。”
“你哞哧哞哧地,不是运气是干什么?”剃头匠聪明地说,“我耳朵又不聋。”
“混蛋!”司马库说,“那是痛得我喘粗气。”
看守说:“师傅,没有你这样干活时。吃点累,给人家刮完。”
剃头匠道:“我刮不了,你们另请高明吧,”
司马库叹息道:“妈的,世界上竟然有这种货色。伙计们,给我开开铐子,我自己刮了吧。”
看守坚决地说:“不行!你要是借此机会行凶、逃跑、自杀,我们可担不起责任。”
司马库骂道:“操你们的妈,把当官的叫来。”他用手铐把铁窗砸得哐哐响。
一个女公安干部跑过来,问:“司马库,你闹什么?”
司马库说:“伙计,看看我的胡子,刮了一半,嫌硬,不给刮了,有这样的道理吗?”
“没有这样的道理,”她一掌拍在剃头匠肩膀上,说“为什么不给他刮完?”
“胡子太硬,他还往胡子上运气……”
“日你祖宗,你还说我运气!”
剃天匠举起伤损的剃刀辩解着。
司马库说:“伙计,敢不敢汉子一次,开铐,我自己刮,这可是我这辈子最后的要求了。”
那个女公安干部,参加过捉获司马库的行动,她犹豫了一下,果断地对看守说:“给他开铐子。”
看守胆战心惊地打开了司马库的手铐,疾忙退到一边去。司马库揉揉肿胀的手腕,伸出了手。女公安从剃头匠手里要过刀子,递给司马库。
司马库接住刀子,感激地望着女公安浓眉下那两只黑葡萄一样的眼睛,问:“你难道不怕我行凶、逃跑、自杀?”
女公安笑着说:“那样你就不是司马库了!”
司马库感叹道:“想不到最理解我的,还是一个女人!”
女公安轻蔑地笑笑。
司马库色迷迷地盯着女公安坚硬的红唇,又往下观注她把土黄色制服高高挺起的胸脯,道:“大妹子,你的奶子不小啊!”
女公安咬着牙根,差恼地骂道:“贼,你死到临头了,还想三想四!”
司马库严肃地说:“大妹子,我这辈子日了那么多女人,只可惜至今还没日过一个女共党。”
女公安愤怒地扇了司马库一个耳光,响声清脆,震落了房梁上的灰挂,他却嬉皮笑脸,没事人似的说:“我一个小姨子就是女共党,立场坚决,奶膀肥大……”
女公安满脸赤红,啐了司马库一脸唾沫,低声骂道:“骚狗,当心老娘阉了你!”
司马亭悲愤的喊叫声把司马库从苦涩的回忆中惊醒,他看到,几个虎头虎脑的民兵,架着他的哥哥,从人圈外挤进来。“冤枉啊——冤枉——我是有功之臣,我跟他早就脱离了兄弟关系……”司马亭哭诉着,但没人理睬。司马库惋叹一声,心中浮起一丝歉疚之情。这个哥哥其实是个忠厚的好哥哥,虽然嘴巴刁怪,但关键时刻还是向着弟弟。司马库想起多年前跟随着哥哥进城的情景。那时我还是个半大孩子,跟着哥哥去收帐。路过胭脂胡同时,一群涂脂抹粉的娘们把哥哥掳去了。哥哥出来时,钱褡子空空荡荡。哥哥说,‘兄弟,回去跟爹说,路上遭了强盗。’那一次,是中秋节吧,哥哥喝醉了,去串老婆门子,被人剥光了衣裳,吊在大槐树上。‘兄弟,兄弟,快把哥救下来。’他的头上流血。我问:‘哥,这是怎么啦?’你当时是那么幽默,你幽默地说:‘兄弟,兄弟,小头舒坦,大头受罪’……司马亭腿软,站立不住,一位村干部逼问:“司马亭,说吧,福生堂的地下宝库在什么地方?不说就让你一起走路!”“没有宝库,没有宝库啊,土改时都掘地三尺啦!”哥哥凄惨地辩解着。司马库笑道:“哥,别吵吵了。”司马亭骂道:“都是你这昏蛋害了我!”司马库苦笑着摇摇头。一个公安干部手扶着屁股上的枪柄,训斥村干部:“胡闹胡闹!快把人拉走!一点政策观念都没有。”村干部道:“我们顺便搭车,看能不能榨出点油来!”一边说着,—边把司马亭拉走了。
监刑官举起红色的小旗,放开喉咙喊道:“预备——”
枪手们举起枪来,等待着那个字。司马库直视着那些黑洞洞的枪口,脸上浮起冰一样的微笑。这时,一道红光在河堤上闪烁着,女人的气味弥天盖地。司马库大叫道:
“女人是好东西啊——”
随即便是一声沉闷的枪响。司马库的头盖骨像小瓢一样被揭开,红色的血液和白色的脑浆四处飞溅。他的身体僵立了一秒钟,然后便往前栽倒了。
随即便是一声沉闷的枪响。司马库的头盖骨像小瓢一样被揭开,红色的血液和白色的脑浆四处飞溅。这时,就像一场即将拉下的大幕的戏剧又掀起一个小高潮,沙口子村的小寡妇崔凤仙穿着红绸子棉袄绿绸子棉裤,头上插着一大簇金黄色的绢花,从河堤上扑下来,降落到司马库身边。我以为她会伏在司马库尸体上嚎啕大哭,但她没有,也许是司马库被炸子揭了盖的脑壳吓破了她的胆。她从腰里摸出了一把剪刀,我以为她会把剪刀扎进自己胸膛为司马库殉情而死,但她没有。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剪刀戳到了死司马库的胸脯上。然后她捂着脸,嚎哭着,踉踉跄跄地跑了。
围观的百姓像木桩子一样戳着,司马库那句并不豪壮的临终话语调皮地钻进了人们的内心,像小虫般痒痒地爬动。女人是好东西吗?女人也许是好东西,女人确凿地是好东西,但归根结蒂女人不是件东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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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第三十七章
上官金童十八岁生日那天,上官盼弟强行带走了鲁胜利。金童坐在河堤上,闷闷不乐地看着河中飞来飞去的燕子。沙枣花从树丛中钻出来,送给他一面小镜子做为生日礼物。这个黑皮肤小姑娘胸脯已经挺起来了,那两只略微有点斜视的黑眼睛像浸在河水中的卵石,闪烁着痴情的光芒。上官金童说:“你应该留着,等司马粮回来时送给他。”
沙枣花从腰里摸出一面大镜子,说:“这是留给他的。”“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镜子?”
金童惊讶地问。“我到供销社里偷的,”她悄悄地说,“我在窝铺集上,认识了一个神偷,她收我做了徒弟。小舅,我还没出徒,等我出徒后,你想要什么我就能给你偷什么。俺师傅把苏联顾问嘴里的金牙、手腕上的金表都偷了。”“老天爷!”上官金童说,“这是犯罪的。”沙枣花却说:“俺师傅说了,小偷犯罪,大偷不犯罪。小舅,你反正小学毕了业,中学又捞不到上,索性跟我一起学偷吧。”她颇为内行地抓住上官金童的手指,仔细地研究着,说,“你的手指柔软细长,肯定能学出来。”“不,我不学,我胆小,”上官金童说,“司马粮胆大心细,他准行,等他回来,让他跟你一起学吧。”沙枣花把大镜子藏在腰里,像个成熟少妇一样念叨着:“粮子哥,粮子哥,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司马粮是五年前失踪的,那是我们埋葬了司马库的第二天晚上,阴冷的东北风吹得墙角的破坛子旧瓶子发出呜呜的悲鸣。我们对着一盏孤灯枯坐。风把油灯吹熄,我们就在黑暗中枯坐。大家都不说话,都在回忆埋葬司马库的情景。没有棺材,我们用苇席把他卷起来,像饼卷大葱一样,卷紧了,外边又捆上了十几道绳子。十几个人把这尸首抬到公墓里,挖了一个深坑埋葬。坟头堆起后,司马粮跪下磕了一个头,没有哭。他那张小脸上出现了一些细小的皱纹。我很想安慰这个好朋友,但想不出一句可以说的话。归来的路上,他悄悄地对我说:“小舅,我要走了。”“你要到哪里去?”我问。他说:“我也不知道。”风把油灯吹熄的时候,我恍惚看到一个黑影溜了出去。我隐约感到司马粮走了,但我没有吱声。司马粮就这样走了。母亲抱着一根竹竿,探遍了村庄周围的枯井和深潭。我知道这是没有意义的劳动,司马粮永远也不会自杀。母亲托人四处去打听,得到的是一些自相矛盾的传说。有人说在一个杂耍班子里见过他,有人说在湖边发现了一具被老鹰啄得面目不清的男孩尸首,有一队从东北回来的民夫,竟说在鸭绿江的铁桥边上见过他,那时,朝鲜半岛战火熊熊,美国的飞机日夜轰炸着江桥……
从沙枣花送我的小镜子里,我第一次详细了解了自己的模样。十八岁的上官金童满头金发,耳朵肥厚白嫩,眉毛是成熟小麦的颜色,焦黄的睫毛,把阴影倒映在湛蓝的眼睛里。鼻子是高挺的,嘴唇是粉红的,皮肤上汗毛很重。其实从八姐的身上我早就猜到了自己非同一般的相貌。我悲哀地认识到,我们的亲生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是上官寿喜,而是像人们背地里议论的那样:我们是那个瑞典籍牧师马洛亚的私生子女,是两个不折不扣的杂种。可怕的自卑感啮咬着我的心灵。我用墨汁染黑了头发,涂黑了脸。眼珠的颜色没法改变,我恨不得剜掉双眼,我想起了吞金自杀的故事,便从来弟的首饰盒里,找了一枚沙月亮时代的金戒指,抻着脖子吞了下去。我躺在炕上等死。八姐坐在炕角摸索着纺线。母亲去合作社里劳动归来,看到我的模样,自然大吃一惊。我以为她会因此而羞愧,但她脸上出现的不是愧色,而是可怕的愤怒,她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拖起来,连续扇了我八个耳光,打得我牙床出血,双耳轰鸣,眼睛里进火星。母亲说:
“一点也不假,你们的亲爹是马牧师,这有什么?你给我把脸洗净,把头洗净,你到大街上挺着胸膛说去:我爹是瑞典牧师马洛亚,我是贵族的后代,比你们这些土鳖高贵!”
母亲痛打我时,八姐不动声色继续纺线,好像一切都与她无关。
我哭泣着,蹲在瓦盆前洗脸,墨汁很快把盆里的水染黑了。母亲站在我身后,喋喋不休地骂着,但我知道她骂的已经不是我。后来,她用水瓢舀着清水,哗哗地浇着我的头。她在我后边,拍抽答答地哭起来。流水从我的下巴和鼻子上,一股股注入瓦盆,由乌黑渐渐变得清明。母亲用手巾揩着我的头发说:
“儿啊,当年,娘也是没有办法了。但上天造了你,就得硬起腰杆子来,你十八岁了,是个男人啦,司马库千坏万坏,但到底是个好样的男人,你要向他学!”
我点头答应了母亲。但我马上想起了吞金的事儿。我刚想向她坦白,上官来弟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家门。她已经成为区火柴厂的女工,腰上系着印有大栏区星光火柴厂字样的白围裙。她惊慌地对母亲说:
“娘,他回来了!”
母亲问:“谁?”
“哑巴。”大姐说。
母亲用毛巾擦着手,悲哀地望着枯槁的大姐,说:“闺女,这大概就是命啊!”
哑巴孙不言用他的奇特方式,“走”进了我家院子。几年不见,他也见老了,戴得端端正正的军帽下,露出了斑白的头发。他的黄眼珠子更加阴沉,结实的下腭,像一片生锈的犁铧。他上身穿着簇新的黄布军装,紧紧系着风纪扣,胸前佩戴着一大片金光闪闪的奖章。他的双臂修长发达,肥大的、戴着洁白的棉线手套的双手各按着—个带皮扣子的小板凳。他端坐在一块红色的胶皮垫子上,垫子仿佛是臀部的组成部分。两条肥大的裤腿,在肚腹前系了—个简单的结,他的两条腿,几乎齐着大腿根被截掉了。这就是久别的哑巴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他的两条长臂按着小板凳,尽量往前伸,然后双臂一撑,半截身体便悠到前边,绑着胶皮的屁股闪烁着暗红的光芒。
他悠了五下,稳稳地坐在了离我们三米半远的地方。这样的距离使他不至于过分地仰起脸就能与我们进行目光交流。我洗头洗脸时溅出去的脏水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