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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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军受谮润之言，还相嫌疑！”袁术理亏难对，才调拨了军粮。董卓惮畏孙坚的勇猛豪壮，派部将李傕往见孙坚，提仪和亲，诱以只要开出孙氏子弟的名单，可以任选刺史、郡守之类的官职。孙坚严辞拒绝，厉声表态：“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随之继续率军进击，与董卓亲自率领的西凉军短兵相接，大破其悍将吕布，收复帝都洛阳，取得了联军第二场大捷。董卓仓皇地退往长安，对其部下说：“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
一个孙坚便让董卓心生畏惧，如果联军能合力西进，将董卓集团彻底消灭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孰料袁绍却置讨董大局于不顾，竟然趁火打劫，就在孙坚攻占洛阳的当口，委派周昂为豫州刺史，袭扰孙坚的后路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前有勍敌，后有强兵，孙坚万般无奈，慨然兴叹道：“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言发涕下，只好撤军。时在初平二年（191）四月，一场历时15个月的关东联军讨董战争，就这样凄然地结束了。
其始也勃焉，其终也忽焉，这次联军讨董形同一出闹剧。不过，排除其间人为闹剧的掺杂成分，毕竟颇有几个历史可视点，合起来就不容忽视。第一点，联军虽然没有达到维护刘姓汉室的预设目标，但通过这次联合行动，特别是以孙坚攻克洛阳为制胜标志，终究阻遏住了董卓挟天子以制天下的政治势头，而代之以其他军阀拥兵自雄的分庭抗礼。从此，董卓集团只能在关中地区横行折腾，直到灭亡，关东地区及荆、吴等地的割据势力也在各自占据的地盘上逞强称霸，另行生灭，全国再也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权力中心。东汉中央专制集权不复存在了，自秦、汉以降四百余年，这还是第一次。第二点，这一变异过程中，董卓既是关东军阀讨伐的对象，又是其中不少人物破除“天命”敬畏，自作换“天”美梦的老师。袁氏兄弟学得最快。身为联军盟主的袁绍，在讨董战争结束前三个月的初平二年正月，就极力运作另立刘姓皇帝，图谋由自己掌控，以与董卓分极抗衡。这种“董卓第二”的作法，受到曹操等实力人物的坚决抵制，连他打算拥立称帝的刘姓宗室旁支、幽州牧刘虞本人也不干，才没有作成。他的堂弟袁术更进了一步，在夺得孙坚从洛阳得到的传国玉玺以后，就自己作起了皇帝梦，比他的同姓后人袁世凯早了1700余年。既有人走出了第一步，就有人接着走第二步、第三步，三国乱世于是拉开大幕了。第三点，所有参与讨董的人，从当时地位、当时声势来看，无一不是袁绍曾对董卓说过的所谓“天下健者”之一。然而，时势造就英雄，时势也检验英雄，时势尤其如大浪淘沙，无情地对大英雄小英雄、真英雄伪英雄进行优胜劣汰的筛选。15个月的讨董战争，无疑就是一个造就英雄、检验英雄、筛选英雄的铁血过程，从中脱颖而出的两个明星不是袁绍和袁术，而是曹操和孙坚。其后从割据纷争演变为三分对峙，魏、蜀、吴三家曹执牛耳，孙氏后人位处第二，这就是历史预演。讲三国历史，起点定在190年关东联军讨董，从这三个视角看全都顺理成章。
董卓靠袁绍帮忙（尽管并非通谋合构），逃脱了联军惩罚，却没有逃脱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他的穷凶极恶，倒行逆施，导致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将他最终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力量正从他的集团内部聚合。初平三年（192）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说动了董卓义子、中郎将吕布，制订了诛董计谋。当时献帝有疾新愈，百官会集未央殿表示祝贺，董卓自然装模作样要出面主持。吕布派亲信骑都尉李肃和勇士秦谊、陈卫等十余人伪装成宫中卫士，守候在北掖门内。董卓乘车而入，李肃突施袭击，一戟刺伤他的臂膀。董卓掉下车，掉头大声喊：“吕布何在？”吕布挺身道：“有诏讨贼臣！”董卓大骂：“庸狗！敢如是邪？”吕布将他杀死后，又连杀三人，余众皆不敢动。一宣布讨贼诏书，人们都高呼“万岁”。紧接着，董氏宗族无分长幼都被杀掉，不少阿附董卓的人也相继地下狱死。郿坞抄没，积聚的金银珠玉、锦绮奇玩堆崇如山，贪残的董卓再也不能占有。其尸体暴陈街市，被点天灯，插入肚脐的蜡炬“光明达旦，如是积日”，素来肥胖的董卓油脂溢流于遍地。袁氏门生为袁隗、袁基等人改葬，把董卓残尸收集起来焚烧一尽，扬灰设祭。长安城里到处都是燃放鞭炮、歌舞狂欢的士民男女，许多人卖掉珠玉、衣装酤酒相庆，热闹持续达四五天。遥想当年的沸腾景象，足堪比拟者，或者只有1976年10月现代中国人比肩欢庆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刊镌于竹书，永昭于天下，足以警示古往今来的一切国贼民贼，无论其得势时何等地不可一世，一旦失势被执，都将难有好下场。纵然不至于都像董卓一样被点天灯，焚尸扬灰，遗世的名声也会注定有似于斯。
诛除董卓后，苟延残喘的东汉政权极其需要顺应人心，收拾残局。然而，王允不过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政客，吕布更只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武夫，并不懂得化敌为友，共济时艰。相反地，他们肆意诛杀异己，连受胁迫依附董卓的名儒蔡邕也不放过。董卓部下的悍将李傕、郭氾等人将兵数万，杀掠无度，在董卓死后各怀惊恐，遣使乞求赦免，王允一口拒绝。于是乎，李傕采纳讨虏校尉贾诩的建议，串连郭氾、张济、樊稠等一干西凉悍将，打出了“为董公报仇”的旗号，杀向长安“以死决之”。一路上收集西凉兵勇，比至长安城下，已拥有强兵劲卒十余万人。当年六月攻进城内，纵兵虏掠，杀死的士民多达万余人，吕布仓皇逃跑了，王允不久即受戮。
李、郭、张、樊“四人帮”皆为将军，共秉朝政，献帝刘协由董卓一人的傀儡变成了这个“四人帮”的傀儡。这个“四人帮”较之董卓，野蛮性、掠夺性和破坏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王允是并州人，就迁怒于并州人，把军中的并州人男女老少凡数百口全部斩首。西汉四百年间积聚珍藏在古都长安的简策帛书，不是被焚毁，就是被西凉兵改制成了帷布囊袋，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四人帮”内部，以及他们与其他西凉军阀之间，还不时地交相攻杀，激烈火并。仅据《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兴平元年（194）韩遂、马腾率众攻长安，李傕派郭氾、樊稠领兵对决，战而胜之，即“斩首万余级”。韩遂使用离间计，阵前与樊稠“骈马笑语”，引发李、樊互相猜疑。当时的长安城中，西凉兵“白日虏掠”，“侵暴百姓”，李、郭、樊“三分城内，各备其界”，出现了“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的空前惨状。第二年，李傕派人刺杀樊稠，引起了李傕、郭氾两部“理兵相攻”。李傕“以车三乘迎天子、皇后”，把刘协夫妇扣在自己军营当中，又纵兵抄掠宫人什物，转移御府金帛、乘舆、器服，“火烧宫殿、官府、居人悉尽”。郭氾也不甘落后，扣留了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等十余人作为人质。“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质诸垂2000年中国封建历史，如此荒唐事前后均未有。李、郭连月相攻，死者又逾万数。这样的混乱举不胜举，直到郭氾为其部将所杀，张济死于攻穰（今河南邓县）战事中，建安元年（196）献帝刘协为关东将领董承、河东将领杨奉、徐晃等护送到洛阳，才姑算了结。献帝西迁时的“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李、郭相攻之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三国历史第一章，就是由这些拥兵自雄的军阀们，用刀与火蘸着鲜血写出来的。
同一时段内，关中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董卓集团无从染指，傀儡“天子”的号令同样形近于虚设，那里的军阀们也争斗得不亦乐乎。大致地勾画一下，在建安元年（196）之前，各地区的主要武装割据势力分布如次：
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并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东北部和山西）；
袁术占据南阳，后又占据扬州（今淮河下游及长江下游以北）；
曹操占据兖州（今山东东南部及河南南部）；
刘虞、公孙瓒占据幽州（今河北北部）
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今江苏北部）；
公孙度占据辽东（今辽宁）；
刘表占据荆州（今湖北、湖南）；
刘焉占据益州（今四川、贵州大部及云南北部）；
孙策占据江东（今长江下游以南）；
张鲁占据汉中（今陕西南部）。
搅和其间的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军政大员，如韩馥、张绣之属，大多风光一时，未成气候。如《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所说，他们“务相兼并，以自强大”，敌友关系变幻莫测，生灭状态消长不一。
当过关东联军盟主的袁绍势力发展迅猛，地广人多，摆出一副当今河北舍我其谁的雄略架势，俨然“天下健者”之魁首。公孙瓒也是一个非凡人物，打败韩馥，取代刘虞，与袁氏兄弟、特别是与袁绍又勾结又争斗，连年征战不断。曹操的实力开初既不如袁绍，又不及公孙瓒，然而擅长因势乘便，稳步扩张，逐步转化为真正的强者。而在参与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只捞到个高唐县令当的刘备，则凭着投靠昔日的老同学公孙瓒，在平原相任上开始崭露头角，以后又得到徐州的陶谦的提携，由豫州刺史而代领徐州，一跃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袁绍、公孙瓒志得意满，睥睨群雄之日，怎么也未曾料到，十年内外的风云变幻，他们相继成为匆促的历史过客，而曹操、刘备几经颠踬，反倒在最后笑得最好。
当年袁绍冲撞董卓所说的“天下健者，岂唯董公”，从联军讨董到群雄割据得到了验证。自命不凡的“健者”，或者盟友、对手眼里的“健者”，几年之间，凡数十计，的确远非董卓一人。但诸多“健者”当中，究竟哪些是雄才大略，一代英雄，哪些是胆大心野，亡命争锋，哪些又是际会风云，随波逐流，差别其实不小。甚至如孔融，尽管出身名门，身为大儒，又膺方面重任，却连参加割据博弈的资格也不具备。造成这样的悬殊差异，直接原因、间接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共同原因、根本原因终究在于军事实力。封建宗法性的专制集权政体，说到底，从来就以军事实力为主要支撑。当中央政权能有效地掌控军事实力的时候（如东汉时期要么以外戚为大将军，要么由宦官领军、监军，都为着这一政治营构），大一统的局面就至少能够在表面上维持；一旦皇权崩溃，所谓的“天子”形同虚设，什么人手里能有效地掌控多大一部分军事实力，也就有效地在大体相应大的地盘上称王称霸了，割据纷争也就无可避免了。
重新出现大一统局面，也要靠军事实力，而非什么有“王者兴”。
《三国演义》开篇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概括表述。但它见其表而未见其本，没有揭开封建专制历史演替的奥秘，落入了宿命泥淖。其实，这一奥秘早已为国人破译，现代精英版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草根版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即是对其妇孺能解的直白解释。回到三国时期去，历数董卓、袁绍、曹操、孙坚、刘备……哪一个“健者”不是靠着军事实力在历史舞台上扮演其角色的？
第三章 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资质如斯的人曹操并非唯一。但这一评语与他个人黏合若一，形同名牌，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够理清头绪的了。综合观察其一生，政治功业、个人才干与政治道德、个人品行严重悖反，只适宜各算各，不必强行作“七三开”或“六四开”。
三国群雄竞起，无人能及曹操，由后事寻绎便一目了然。曹操本人在生之日并没有称帝，而是如现代史学家翦伯赞描述的那样，把黄袍当成衬衫穿在里面，名为一人之下，实据九五之尊。魏武帝之称，乃是曹丕代汉以后，于黄初元年（220）十一月所上的尊号。其先其后的改朝换代，开国帝王都要对祖、考追奉尊号，被追尊帝号的人代不乏人，唯独曹操能以尊号魏武帝名世，连当今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也遣词缅怀“魏武挥鞭”，足见他的政治功业罕与伦比。曹操又是一个卓越军事家，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上，无不位居当世第一。春秋晚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