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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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塞特看来，威胁文明的更大危险是：国家干预、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的越俎代庖，因为这等于取消了历史的自发性，而从长远来看，维持、滋养并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当这种自发性被国家的干预打断，就不会有新的种子能够开花结果。社会不得不为国家而存在，个人将不得不为政府机器而存在。就这样，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又对人类生活推行进一步的官僚化。上紧官僚机器的螺丝钉无异于把社会改造成一个军营，即我说的刀剑共和国。

可以想象，假如加塞特的预言在当时能被欧洲乃至世界所重视，二十世纪的历史也许会被改写。而那个时代，法西斯主义势力正在各国抬头。且不说个人主义传统深厚的美国在1930年代就有人开始高喊“美国就缺一个墨索里尼”，当时的中国同样开始流行一本名为《当代三大怪杰》的书，书皮上印了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像。那时候有一种思潮，“认为民主政治总是乱糟糟的没有效率，独裁政治强而有力，所以独裁政治才是方向，包括张学良在内，他到欧洲旅行了一次，回来以后认为中国还是要实行法西斯”（何兆武，《上学记》）。在此之前，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时孙中山同样将“二次革命”的失败归咎于“我们中国人”自由太多，认为只有采取集权的办法才能革命成功，并由此以帝俄为师，渐开中国“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之先河。或者说，国民党后来之独裁政治，便是始于当年“中国人自由太多”之判断。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二次革命”失败绝非中国人自由太多，有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孙中山在“法槌讨袁”与“刀剑讨袁”之间做错了抉择，过分迷信暴力革命。

如何限制权力？弗里德曼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散权力，而美国的联邦制的好处就在于它不仅允许民众参加选举，还允许他们在不同的州里选择自己的生活。若干年前，我在文章中谈到中国不仅要有市场经济，更要有“市场政治”。我所谓的“市场政治”，同样既包括用手投票，也包括用脚投票。前者是民主，后者是自由。换言之，民主与自由是“市场政治”的两块基石。而在国家压倒社会的时代，不仅公民用手投票的权利被剥夺，连用脚投票的权利也被剥夺。三十年前，当停滞的中国重新起程，谁能说随之而来的成就不是因为人们不断赎回了自由迁徙与更换工作的权利而取得的？

没有谁可以做出永远正确的选择，如果说政治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意味着在时间上公民可以“通过选择救济选择”，那么生活意义上的自由迁徙同样意味着人们可以在地理层面“通过选择救济选择”。而这种在时间与地理上的开放，正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应有之义。

如孟德斯鸠所言，“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准确说，在有市场、有公平竞争的地方，就有美德；也只有在有市场政治的地方，才会有政治美德。无论大国崛起，还是小国崛起，首先是国民权利包括选择权利的崛起。毕竟，国家不是目的，而只是国民将自己权利最大化的一种手段。

【自由之邦：圣马力诺的小国威仪】

我的生命中充满了奇遇。当我在法国小镇克莱蒙西的大街上懵里懵懂地寻访罗曼·罗兰的故居时，问到的第一个行人竟是罗兰仆人的表妹，正是她将我带到表姐布达夫人的家里。（熊培云，《寻访罗曼·罗兰》）另一年，当我随团旅行，不经意间抵达圣马力诺时，在我下榻的宾馆里，首先“接待”我的“地主”竟然是圣马力诺“总统”G。　F。　Terenzi先生。

当时Terenzi先生正邀请该国的中小企业主共进晚餐，不知何故跑到酒店前台闲聊，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你是不是汉族”？随后他和我说他对中国很了解，李先念和江泽民都接见过他。在知道我是记者后，Terenzi先生将我带到了饭厅，并约好第二天上午接受我的专访。正是借着这个机会，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最小、最古老、最没有可能被颠覆的共和国。

这是一次很仓促的采访，此前我对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没有一点儿准备，随身又未带可查资料的电脑。晚上出门找当地人泡吧，正好遇到一位偷渡到圣马力诺来的福建人，余下时间全与他在酒吧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而他对这个国家同样所知寥寥。

桃花源总是在迷路时发现的。透过第二天的采访以及后来的一些资料，我开始喜欢上这个国家，更惊讶于人世间竟会有如此“迷你”又迷我的“政治桃花源”。

圣马力诺有9个政党，每年4月和10月由大议会选举产生两名权力同等的执政官。他们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和议会首脑，任期半年，不能连任，三年后可再次当选。也就是说，在圣马力诺每年能产生4位国家元首。如果以60年为一周期，且不考虑连任障碍，理论上一个人一生中可以有240次当选国家元首的机会。而议员为60位，五年一届，平均下来60年就是720次机会。同样是政治权利，和世界各国相比，圣马力诺的“含金量”当属最高，真有点儿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皇帝轮流做，明朝到我家”的意思。

西方人常说，“Small　is　beautiful”（小的是美好的）。中国人多说“大国崛起”，其实小国也可以伟大，也可以崛起。最意味深长的一组数据是：全球最富有（人均）的10个国家，8个是小国；“透明国际”评出的最廉洁的10个国家，前8位全是小国；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20个国家，小国占了13个……具体到圣马力诺，在这个面积只有六十多平方公里的小国，2005年人口统计是28880人，其中24649人为圣马力诺国籍，整个人口数仅相当于中国稍大点儿的小区的规模。但在经济上，据2002年的一组数据，2001年的人均GDP便达到了34600美元，远超中国三十余倍。这是一个没有铁路、机场和港口，甚至也没有红绿灯的国家，但人均拥有两辆汽车。全体公民享受公费医疗，实行小学和中学16年义务教育制。即便是这样一个蕞尔小国，还划分出9个自治市。政府成员由大议会任命，不设总理，外长起总理作用。你可以批评这个国家毫无抱负，不生产核弹头这杀害人类的武器保家卫国，更不想谋求“大国崛起”，但在这里人们安居乐业，每个人的生命都重如蒂塔诺山。

在Terenzi先生送我的宣传册上，有一句话很耐人寻味：“圣马力诺一直有着充足的兵源。”这里没有官方报纸，只有外交部及不同政党主办的几种不定期发行的刊物，但我能想象，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国家，不用灌输任何爱国主义，一旦遇到外敌入侵，该国公民都会奋起抵抗。

无论是当年走在圣马力诺的羊肠小街上，还是此刻独坐书屋，圣马力诺都是一个让我非常感动而难忘的国家。据称在公元301年，一位叫马力诺的基督徒石匠为逃避罗马皇帝的迫害，带着一群石匠逃出了罗马皇帝的控制区，从此藏身于距亚德里亚海仅二十余公里的蒂塔诺山顶，并且建立了由自由人组成的“石匠公社”，在此基础上，渐渐成长为一个自由国家。拿破仑当年横扫欧陆，虽然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却没有登上蒂塔诺山，而是在1797年承认了这个国家的主权——因为拿破仑被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的自由精神所折服，产生了敬畏之心。圣马力诺没有像古罗马一样在空间上拓展自己的领地，但却赢得了时间。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许多敢于到南洋创业的人，一旦在外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被人杀害，中国皇帝的反应通常是臣民离开本土死了活该？为什么春秋时期政治松弛、邦国林立，各国民众却收获了前所未有也后所未有的自由？为什么亚平宁半岛上当年逃难的一群人能够世代拥有自己的国家？在国家与自由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人们何去何从？如果国富民穷，“要大炮不要黄油”，大国崛起对于国民又究竟意义几何？

那年秋天，我站在高高的蒂塔诺山山顶上，环视着这个人口不足3万却又自称“兵源充足”的小国，我理解当地居民用脚投票与用手投票的荣耀，也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国家之于公民的意义，明了富兰克林为什么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空间之维与时间之维】

很惊喜自己当年的抉择，无论是辞去第一份工作，还是第一次走出国门，都让我的生命与思考一夜之间变得无比豁朗。我一直以为，我在欧洲读书与采访的几年，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明晰了自己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解。其间零零散散的写作也多是围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展开。而这些思考也成了日后我开始梳理《重新发现社会》时的重要材料。

2009年初，一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被炒得沸沸扬扬。因为北京媒体朋友的邀约，我也写了几篇批评性的文章。实话实说，对这种以“中国”口吻说大话的书我了无批评的兴趣。一方面，我认为中国当下最重要的是让民众说说自己具体的不高兴，而不是大谈什么子虚乌有的国家不高兴。国家只是一个工具，它不具有情绪能力，这一点理应成为常识。所以我写了《说说我为什么不高兴》这篇评论，相信许多读者都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年已经收获了哪些成长以及有着怎样的历史大脉络，我在即将出版的这本书里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分析，不想赘述。对于我这样一个日日享受思维之乐的人而言，重复自己的观点去说服他人本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更何况，你心如明镜，知道人家也许只是在做一单民族主义的生意而已。

早在几年前，我在思想国网站提过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单位？众所周知，在过去中国人多生活在单位体制与单位文化里。陌生人见面，或是办点儿什么事，也难免被人问及“你是什么单位”。既然大家总被问到“你是什么单位”，为什么不干脆多花点儿时间好好回答呢？

网上答案异彩纷呈，包括“思考单位”“权利单位”“赚钱单位”“消费单位”“生活单位”等等。当说，这个问题本无所谓标准答案。然而，在我看来，以上回答均限于从政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阐述人的功用，而没有从哲学意义上触摸到人的本质。我以为，一个人若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心灵，就必须在时间与空间上对人之内涵拨云见日，而我关于“人是什么单位”的回答则是“人是时间单位”。

事实上，这些年有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甚至让我痛苦不堪，即“我死以后，谁计算时间”？是钟表？是日月星辰？还是对时间感觉各异的人？若都不是，当一个人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那死后的世界他将如何丈量？在此，暂且搁置这个近乎无解的问题，留给有心的读者去思考。在本文中我只负责陈述自己对“人是时间单位”的理解。

为什么介绍思想家胡适时，会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一段时间——胡适（1891～1962年）？道理很简单，人是生命，有生卒年月，人归根到底是一段时间。我们在时间中获得生命。没有时间，就没有生命。

那么，胡适是不是地理（空间）单位呢？不是。胡适生于绩溪，长在上海，学在美国，死在台湾。显然，我们不能在“思想家胡适”后面加上“绩溪－上海－美国－台北”这样一条地理尾巴。因为这些标注既不完整也不准确。一方面，它会遗漏其他许多地理信息；另一方面，这任何地方都不属于胡适。真正属于他的只有他曾经生活过的72年光阴。

理解人是时间单位，而非空间单位，更不是属于某个单位的单位十分重要。承认“我即单位”“我是时间单位”“我是时间的尺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关于生命意义的挖掘，将不再是忠诚于某个地理与环境，而是忠诚于我们自己的一生（这段时间）——正是通过这段时间我们参与并见证一个时代。一个人应该站在自己的生命本身，站在一个时代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心声，而非生在中国便只为中国人表达，生在美国便只为美国人说话。君不见，人类历史上那些真正留下丰功伟绩并且值得后世怀念者，其所创造的价值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而非“划地理意义”“划种族意义”或者“划单位意义”。

那些真正推动人类进步者，因为将自己归属于时间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生。人首先应该爱的是时间，其次才可能是空间。时间之爱是面向个体的，是绝对的，那是我们唯一的存在；而空间之爱则是相对的，是面向公众的，是通过物质或精神的契约才得以实现的。一个人，如果生于猪圈，便说自己“热爱猪圈”，这种“爱